技术创新理论及其发展

2.5　技术创新理论及其发展

熊彼特（J.A.Schumpeter）于20世纪初在《经济发展理论》中系统提出了创新理论，认为创新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实现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一种未有过的新结合，一般包括五方面内容，即：制造新的产品，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开辟新的市场，获得新的供应商，形成新的组织形式。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开发性研究，70年代至80年代初的系统研究和80年代以来的综合研究阶段，技术创新的定义在反复争论中不断清晰起来，一种较为综合的观点是，技术创新是指由技术的新构想，经过研究开发或技术组合，到获得实际应用并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商业化全过程的活动。其基于技术，与非技术创新有所区别；所依据的技术变动允许有较大的弹性，内涵上既包括根本性的技术突破，也允许增量性技术变动；外延上不仅包括新产品、新工艺，也包括对产品和工艺改进；实现方式上既可基于研究开发获得新知识、新技术，也可以基于现有技术的组合；是经济与技术结合的概念，并非纯技术活动，本质上是以技术为手段的经济活动。

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在当代西方经济学的两个分支中得到体现和发展^[10]。

一个分支侧重用技术进步解释经济增长，将技术进步纳入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框架，成为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和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作为一种外生因素，认为正是技术进步带来了资本生产率的提高，解释了生产力随着时间推移的巨大提高，以及不同国家间单位资本收益率存在巨大差距这些古典增长模型无法解释的现象。以罗默（Paul Romer）在《收益增长和长期增长》中提出的收益递增增长模型为代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将技术进步看作经济的内生变量和知识积累的结果，认为知识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罗默将知识分解为专业知识和一般知识，专业知识通过经济内部效应给个别企业带来垄断利润，为企业开展研发提供内在动力，也由此获得企业的资金支持；一般知识产生经济外部性，能使所有企业获得规模收益，以知识为基础的技术具有公共品特征。

另一分支侧重技术创新的扩散和技术创新的“轨道”和“范式”等理论问题。“线性范式”是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认为技术创新一般经历从发明、开发、设计、中试、生产、到销售的简单线性过程，局限于单个企业内部的技术过程。后来研究发现，企业与外部的信息交换与协调能克服单个企业的局限，降低创新活动中的技术和市场不确定性，导致“网络范式”的兴起并逐渐成为主流。“网络范式”首先应用在国家层面，出现了“国家创新系统”概念；进一步研究发现创新网络的成效与创新主体的空间分布关系密切，地理邻近可以维持并强化创新网络，地方化的创新网络比跨国技术联盟更能持久；进而区域创新系统受到普遍重视，并开始与产业集群的研究结合起来，罗斯菲尔德（Rosefield，1997）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可以首先通过区域集群来界定，阿歇姆（Asheim，2002）认为区域创新系统就是由支撑机构环绕的区域集群。

技术创新的进化理论是将自然界的进化理论应用于技术创新过程的产物。该理论将企业看作利润驱动的实体，致力于解释学习和创新的变化过程，认为决定哪些公司赢利的是类似于自然选择的经济机制，强调高赢利公司驱逐低赢利公司的趋势，但不采用最大化计算条件来推导企业行为特征，也不强调“产业均衡”假设。该理论认为企业在给定时间点拥有某些能力和决策规则，随着时间变化，这些能力和规则会随有计划的问题解决和随机事件发生修改。其核心概念包括四方面：一是“选择”，即市场环境决定的成功企业的特征，是企业产出和赢利的基础，具有群体特征和延续性；二是“常规”，描述企业有规律、可预见的行为模式，是组织的持久特征，具有继承性和可选择性；三是“搜索”，与生物进化论中的突变相对应，一些常规的修正或新常规能通过搜索产生；四是“进化过程”，是企业行为方式和市场结果随时间发展变化的动态过程。

技术成长理论认为技术生命周期由四部分组成，即变异、孕育、选择和保留，其中变异期的主要特征是技术不连续，孕育期特征是存在多种技术设计竞争，选择期确定主导设计，保留期渐进变化。因技术复杂度的不同，技术、社会和组织因素对其有不同的影响力。对封闭装配系统而言，技术进步发生在子系统、链接和界面层次；在封闭装配系统演化过程中，由于性能维度的增加、影响性能维度的子系统增加、子系统和性能维度间影响关系明确程度的下降，与简单装配产品相比，技术在演化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下降，社会、政治、组织的影响程度提高。

技术成长曲线用一条S形的曲线描述技术成长过程。随着技术逐步成熟，给定同样多的时间或同样的技术投入，产品或工艺得到不同的性能改进量的一般规律。当技术走向成熟时，会逼近各种原因造成的可能极限，进而被新技术所替代。企业技术进步的理想路径是及时获取或开发新技术，转换到新技术，使其性能超越原有技术，沿着S曲线的包络线发展。由于企业行为的影响，不同公司对同一产品技术的极限水平会有大的差异，技术成长曲线的极限可能动态变化，没有必要描述和预测产业层次的技术成熟曲线，也不应用其指导企业层次的战略。从技术上看，新结构技术开发比新元件技术开发的挑战性要小，面临结构性技术变革时，及时转换S曲线非常关键；传统S曲线理论只集中于新结构的技术维度，忽视了关键的市场创新过程。

根据技术创新中选择的技术及技术轨道的关系，技术创新的模式又可以分为“选轨”创新、“顺轨”创新和“转轨”创新。“选轨”创新的机会主要存在于技术发展的孕育阶段、主导设计尚未出现之时，能给新创企业和“二次创业”的老企业带来新机会，但在技术、市场和竞争方面存在较大不确定性。“顺轨”创新出现在主导设计出现后仍有渐进创新潜力以及新的替代技术与旧技术间有连续性之时，是技术创新中的常见方式，但也面临其他企业“选轨”创新的挑战。“转轨”创新出现在某个产业出现新的技术轨道之时，由技术非连续、开拓新市场、破坏现有核心能力三方面障碍带来的转换成本高是“转轨”创新的一大特点，常常给新进入者侵袭甚至替代行业内的在位者提供机会。

关于创新过程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对创新过程的认识方法。以罗德威尔（Rothwell）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制度创新纳入技术创新过程加以系统分析。罗德威尔（1992）将技术创新过程总结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技术推动线性模型，六七十年代的市场拉动线性模型，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的技术与市场的耦合互动模型，80年代早期至90年代早期的集成（并行）模型，80年代末以来的系统集成与网络化模型，并以这些模型为基础，指出了以系统集成和网络化为特征的第五代创新过程模型。以许庆瑞、郭斌等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将技术与制度要素纳入企业创新系统提出的组合创新理论（1998，2000）认为，企业创新不应局限于技术创新，应当重视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的协调、重大创新与渐进创新的协调、创新显性效益与隐性效益的协调、技术创新与组织文化创新的协调，以及企业内部独立创新与外部组织合作创新的协调。许庆瑞等2002年在组合创新理论的基础上提出“全面创新管理”的创新管理范式，拓展了传统创新观仅由研发部门孤立进行创新的格局，将“三全一协同”作为创新的本质特征，“三全”即全员创新、全时空创新、全要素创新，“一协同”为技术、战略、文化、组织、制度、市场等各种要素的全面协同创新，实现单要素无法实现的全面协同效应，进而提升创新绩效，协同体现在技术和市场两大核心要素与其他支撑要素的有机匹配整合，深化和拓展了技术创新的内涵。

模块化理论近年来不断发展，应用日益广泛。斯塔（Starr，1965）最早提出了源于产品生产系统的模块化生产（Modular Production）概念。在各国学者关于模块化内涵的研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青木昌彦（2003）认为，模块化是半自律性的子系统通过和其他同样的子系统按照一定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的更加复杂的系统或过程；胡晓鹏（2004）指出，模块可以通过标准的界面结构与其他功能的半自律性的通用独立单元按照一定的规则相互联系而构成更加复杂的系统；模块化是与分工经济相联系的经济现象，是经济系统演进的结构性表现，是依据功能原则对专业化分工做出的整合。在系统和模块间的分解与整合是模块化的基本过程，模块分解的独立性、模块组合的系统性和模块接口的无缝性特点^[11]，使模块化技术和思想得以在产品生产过程、产业组织和创新过程中广泛应用，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及其在各领域的广泛渗透，进一步促进了模块化应用。

技术创新相关理论带来的启示包括：一是改变了人们对古典增长途径的认识，使我们看到技术水平的不同是导致各国发展水平不同的主要因素，并且技术进步是可以通过知识积累生产的要素，将对国家经济发展路径的探索引向了建立创新系统，促进技术的转移、扩散和增值，不断提高技术水平等。二是技术创新“网络范式”应用、区域创新系统建设有助于降低创新过程中的技术和市场风险，并与产业集群的发展紧密相关。三是市场环境决定成功企业的特征，具有一定规律性和可预见性，可以通过学习成功企业的“常规”寻求发展，但不能忽视“搜索”带来的“常规”修正和新“常规”产生。四是技术成长有周期性，不同阶段的投入具有不同的产出率；对不同复杂程度的技术系统而言，技术及社会、政治、组织对技术演化过程的影响有程度差异。五是结构技术变革与市场创新有关，对新进企业而言，在结构技术上的创新更有助于成功，而面对结构性技术变革时，“转轨”创新非常必要，尽管“顺轨”创新风险较小。六是创新是一项系统工程，企业创新应具有全员、全时空、全要素特征，需要技术、战略、文化、组织、制度、市场等各种要素的全面协同，技术要素和市场要素具有核心地位。最后，模块化技术和思想能够在产品生产过程、产业组织和创新过程中广泛应用并已形成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