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天津盐业新格局的形成

第三节　元代天津盐业新格局的形成

元代先后于天津置盐场五处，其最早者为三叉沽盐场。太宗六年（1234年）秋，河间路清州靖海县三叉沽（今天津市狮子林桥附近）地方“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或经日自生”^[46]，时人以之为祥瑞，遂相率上报官府。经官按验核实，八年，始设盐场^[47]，并令负责官员组织有制盐经验者进行盐业生产。初招徕旧时灶丁“高松、谢实十有八人”^[48]，编为灶户，令其世业，岁不再易。后来者益众，灶丁数量增多，盐业生产的规模也随之扩大，并且由于其地当冲要，水路通畅，舟行便利，故商贩乐于往来，贸易量较多，以至是年，其场即“办课五百余锭，比之他场几倍之”^[49]。

三叉沽盐场创设后，元政府又相继于天津设置了富国、厚财、兴国、丰财四盐场^[50]。加之前设芦台场，元代天津共有六盐场，且此六场一直延至明隆庆三年。

成宗大德七年（1303年）三月以前，天津六场分属不同的都转运盐使司^[51]，芦台、三叉沽盐场归大都都转运盐使司^[52]管辖，其余四场隶河间都转运盐使司^[53]。二都转运盐使司虽然设置多变，较为繁复，但其始终为盐区的高层管理机构。大德七年三月，罢大都都转运盐使司，并入河间^[54]（即后来明清时期的长芦都转运盐使司）。在其官员设置方面：设有大都、河间等路都转运盐使司使二员，正三品；同知一员，正四品；副使一员，正五品；运判二员，正六品；首领官经历一员，从七品；知事一员，从八品；照磨一员，从九品。各盐场设司令一员，从七品；司丞一员，从八品^[55]。此种官员结构多为明清沿用。

明宗天历间（1329年），大都、河间岁办盐四十万引，占全国岁办盐引总数的15.6％^[56]。就盐区内而言，天津盐场的数量虽较前有所增多，但其产量仍不占主导地位，时“盐利出于盐山者十之五六”^[57]。

此外，元承宋制，各盐场灶户制盐均由政府支给工本钱。其实施之初，“不计成盐多寡”^[58]，按丁分派，一次性支给。后来由于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问题，如灶户工本业已耗尽但盐课“不充”，或工本“给与不时”，灶户因之不办盐，“卒日困侯”等，遂将工本钱改为分期付给：“验亭户、煎数在官，仍半给之，复需其毕运，为足其所当付，至曩之滞而未颁者，仍皆为畀之。”^[59]

而工本之多寡，各运司多有差异。如至元二年（1265年），大都属芦台、三叉沽等盐场灶户工本为每引中统钞三两；河间属兴国、富国等盐场至十八年，方才因“灶户劳苦”^[60]，增工本为中统钞三两。其后，各自增加程度亦不等。如至元二十八年，增大都属灶户工本，每引中统钞八^[61]；二十五年，宝坻属灶户工本增为中统钞五两^[62]。出现此种差异的原因当在于各地“煎盐有难易”^[63]，所费工本不同。

灶户虽有工本，但是与政府盐课收入相比，实属微不足道。如至元二十六年，每引盐的价格为中统钞五十贯^[64]，而支付给灶户的工本不过十分之一。

通过上述对明清以前天津盐业历史的梳理，不难发现如下五个特点：第一，天津地区的盐业生产开始较早，但发展并不突出，直至唐代，相关历史记载仍较模糊；第二，天津盐业受自然、政治因素的影响颇大，前者如唐以前盐业生产的进行与中断，后者如五代至金，伴随我国古代政治中心的北移，天津盐业的地位逐渐凸显，并日益受到重视；第三，明清以前，天津盐业虽已具备一定规模，形成了固定的生产力量，但在华北地区的食盐产地中，其并不占据优势地位；第四，天津盐业自后唐逐步发展，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至元代时，盐场数量陡增；第五，天津盐业的发展，对周边经济产生很大的推动及辐射作用，对天津城市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可参考孙铁：《天津滨海地区咸水体分布规律及成因初步探讨》，《水文地质工程地质》，1988年第2期；况清楷、翟乾祥、徐宏钧：《渤海西岸的盐渍土——天津平原盐渍土的形成与利用》，《天津土地开发图说》；郭蕴静主编：《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50、251页。

[2]《元史》卷94，食货二，盐法。

[3]（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3，历代场灶。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幽州大概囊括了今河北北部、北京、天津海河以北以及辽宁部分地区。

[4]《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5]《史记》卷30，平准书第八。

[6]《史记》卷30，平准书第八。

[7]朱廷立：《盐政志》卷3，制度上。

[8]《汉书》卷28下，地理志第八下。其设盐官之三十六地分别为：河东郡之安邑，太原郡之晋阳，南郡之巫县，钜鹿郡之堂阳，辽东郡之平郭，渔阳郡之泉州，渤海郡之章武，北海郡之都昌、寿光，东莱郡之曲成、东牟、巾弦、昌阳、当利，琅琊郡之海曲、计斤、长广，会稽郡之海盐，蜀郡之临邛，犍为郡之南安，辽西郡之海阳，益州郡之连然，巴郡之朐忍，安定郡之三水，北地郡之弋居，上郡之独乐、龟兹，西河郡之富昌，朔方郡之沃野，五原郡之成宜，雁门郡之沃阳、楼烦，南海郡之番禹，苍梧郡之高要，千乘郡，陇西郡。

[9]郭蕴静主编：《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37页。

[10]《魏书》卷110，食货志。

[11]《魏书》卷110，食货志。

[12]《魏书》卷110，食货志。

[13]《读史方舆纪要》卷13，河间府。

[14]《新唐书》卷60，食货四。横野军：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者曰道。横野军属河东道。后渐演变为方镇（参见《新唐书》卷56，兵）。幽州盐屯每屯配丁五十人，一年收率满二千八百石以上准营田第二等，二千四百石以上准第三等，二千石以上准第四等；大同横野军盐屯配丁五十人，每屯一年收率千五百石以上准第二等，千二百石以上准第四等（参见《册府元龟》，卷493，邦计部，山泽）。

[15]（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新仓镇改宝坻县记》。

[16]（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新仓镇改宝坻县记》。

[17]（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新仓镇改宝坻县记》。

[18]（民国）《盐山新志》卷5，法制略，盐场。

[19]孟庆斌：《长芦盐业史述略》，《河北学刊》，1992年第4期；刘洪升：《试论明清长芦盐业重心的北移》，《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期。

[20]（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新仓镇改宝坻县记》。

[21]（乾隆）《宁河县志》卷14，题咏，《芦台玉砂》。

[22]（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新仓镇改宝坻县记》。

[23]（嘉靖）《河间府志》卷16，宦绩。

[24]（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新仓镇改宝坻县记》。

[25]（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新仓镇改宝坻县记》。

[26]（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新仓镇改宝坻县记》。

[27]（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新仓镇改宝坻县记》。“方之天下十一”指：“金榷货之目有十，曰盐、酒、曲、茶、醋、香、矾、丹、锡、铁，而盐为称首”（见《金史》卷49，食货四）。

[28]（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新仓镇改宝坻县记》。

[29]（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新仓镇改宝坻县记》。

[30]《金史》卷49，食货4。

[31]（光绪）《顺天府志》卷58，经政志五，盐法。然而据《金史》卷49，食货四，载：明昌三年（1192年）六月，山东、宝坻、沧盐司判官“升为从七品，用进士”。

[32]“刺郡”为金代行政单位之一，其上有路、府、节镇，下有县、镇。可参考《金史》地理志（卷24、25、26）相关内容。

[33]（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历代文艺，《新仓镇改宝坻县记》。

[34]《金史》卷49，食货四。

[35]《金史》卷49，食货四。

[36]《金史》卷49，食货四。

[37]《中国盐政沿革史·长芦》

[38]据《金史》卷49，“食货四”载：“解盐斤二百有五十为一席，席五为套，钞、引则与陕西转运司同鬻，其输粟於陕西军营者，许以公牒易钞、引；西京等场盐以石计，大套之石五，小套之石三；北京大套之石四，小套之石一；辽东大套之石十，皆套一钞，石一引，零盐积十石，亦一钞而十引。”

[39]金贞元初，蔡松年为户部尚书，复钞引法。钞，即“合盐司簿之符”；引，即“会司县批缴之数”，均七年一厘革（参见《金史》卷49，食货四）。

[40]《金史》卷49，《食货四·盐条》部分对七盐使司所包括内容记载前后不一，其前记为：山东、沧、宝坻、莒、解、北京、西京；后记为：山东、沧州、宝坻、解州、辽东、北京、西京。据郭正忠《金代的盐使司与分司体制》（载《中国史研究》1996年第4期）考证，后者当为史实。

[41]《金史》卷49，食货四。

[42]《金史》卷49，食货四。

[43]《金史》卷49，食货四。

[44]郭正忠主编：《中国盐业史》（古代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408页计算为：20，640，897斤与25，692，171斤。

[45]（雍正）《畿辅通志》卷97，艺文，《越支场重立盐场记》。

[46]（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三叉沽创立盐场旧碑》。

[47]据《元史》卷94，食货二，“盐法”部分记载：与三叉沽同时置司者还有白陵港、大直沽等处，但二者均未见于其后的相关记载中。又《天津古史寻绎》第十二章第三节《元代天津盐业》（第258页）认为三叉沽盐场所在地为原金代所置沧盐场旧地，其并非新创，而是重建。由于沧盐场所在位置缺乏史料记载，故有待进一步考证。

[48]（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三叉沽创立盐场旧碑》。

[49]（嘉庆）《长芦盐法志》附编，援证9，《三叉沽创立盐场旧碑》。

[50]《长芦盐志》第二编，《建置沿革·盐场·历史状况》载：兴国、富国、厚财三场建于至元二年至七年，丰财、三叉沽二场建于至元二年。不知何据？

[51]《元典章》吏部卷3，典章九，记为：大都所属为宝坻、平滦各场，包括：惠民场、济民场、石碑场（以上三场至元二年建，参见《元史》卷94，食货二，盐法）、越支场、芦台场、三叉沽场；河间所属为清、沧各场，包括：利国场、阜民场、严镇场、利民场、海丰场、富民场、海润场、阜财场、富国场、厚财场、兴国场、丰财场、海盈场、润国场、益民场、海阜场十六处。（光绪）《顺天府志》卷58，“盐法”对丰财场隶属的记载稍有不同，其记为：“芦台外有丰财场、有三汊沽场并隶宝坻”。

[52]至元十九年，罢大都盐运司，改立大都芦台、越支、三叉沽盐使司一所。二十五年，复立三叉沽、芦台、越支三盐使司，属大都盐运司。（参见《元史》卷94，食货二，盐法）

[53]河间盐运司始立于太宗二年，初名河间税课所。六年，改置盐运司。十二年，改为提举盐榷所。两年后，改立提举沧清盐课使所。定宗四年，改真定、河间等路课程所为提举盐榷沧清盐使所。宪宗二年，又改河间课程所为提举沧清深盐使所。世祖中统元年，改立宣抚司提领沧清深盐使所。四年，改沧清深盐提领所为转运司。至元二年，改立河间都转运司。十二年，改立都转运使司。十九年，罢河间都转运司，改立清、沧盐使司二所。二十二年，复立河间都转运盐使司。二十三年，改立河间都转运司。（参见《元史》卷94，食货二，盐法）

[54]关于大都盐运司何时并入河间，史载不一，《元典章》吏部卷3，“典章九”记为：“大德七年三月，并入河间运司。”然《元史》卷94，食货二，“盐法”记为：“大德元年，遂罢大都盐运司，并入河间。”本书采用前者之说。

[55]《元史》卷85，百官一。

[56]《元史》卷94，食货二，盐法。

[57]左树珍：《中国盐政史》卷4，通论，场区第三，长芦。

[58]王恽：《秋涧集》卷55，《顺徳路同知宝坻董氏先徳碑铭》。

[59]王恽：《秋涧集》卷55，《顺徳路同知宝坻董氏先徳碑铭》。

[60]《元史》卷94，食货二，盐法。

[61]《元史》卷94，食货二，盐法。

[62]《元史》卷94，食货二，盐法。

[63]《明太祖实录》卷130，洪武十三年三月癸丑条。

[64]《元史》卷94，食货二，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