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至金天津盐业的初步发展

第二节　五代至金天津盐业的初步发展

后唐同光（923—926年）中，为抵挡契丹的南犯，于北边之要地芦台（今天津宁河县芦台）、瓦桥（位于今河北雄县西南）添设重兵，命将戍守。同光三年（925年），镇守芦台之幽州节度使赵德钧以其地斥卤广布，遂置盐场。此即天津最早的盐场——芦台场（今天津汉沽盐场前身）。在设立盐场的同时，赵德钧又令于附近“高阜平阔”^[15]之地置盐仓，“以贮其盐”^[16]，名为“新仓”。并且筹建“榷盐院”，以征盐税，故时人又称芦台盐为“榷盐”。此外，为行舟运盐之便，开凿河渠，以济漕运。由是，盐、货往来贸易于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丘）间，上至统治者，下至平民百姓，均得以资其利，“遂致饶衍，赡于一方”^[17]。

芦台场之创设，多被认为是海河以北诸盐场“发轫之始”^[18]。对此，现代学者也多予认同，认为其“使唐后期以来严重衰落的幽州盐业得到恢复，也标志着海河沿岸盐业的发端”^[19]。芦台场自创设后，历辽迨金二百年间，每岁所出盐利“源源不竭”^[20]。故清人关上谋（广东南海人）赋咏芦台盐时称：“法原前汉备，利自后唐贻”^[21]。

辽太宗天显十二年（938年），后晋高祖石敬瑭割举燕云十六州献于辽，以酬其拥立之劳，芦台场亦在其中。辽拥有芦台场后，于故地置新仓镇，广榷盐，以补用度。后来，伴随盐业的发展，新仓镇居民日益增多，人口汇集，渐成井市，辽统治者遂于武清县北之孙村，“度地之宜，分武清、漷县、三河之民，置香河县”^[22]，新仓镇亦因此改隶香河。

辽穆宗应历三年（953年），芦台军使兼幽州榷盐制置使领防州刺史张藏英带领所部脱离辽，渡海归后周。其随行内外亲属并所部士兵共千余人，所带牛马数以万计，船只数百艘。然而尤其引人瞩目的是，其仍携带有煮盐灶户长、幼七千余口^[23]。首先，此举寓意颇深：具有盐业生产技术与经验的灶户的离开，芦台场盐业生产必定受到重挫，并且短时间内难以恢复，从而导致盐课收入锐减，给辽政权以经济打击，对后周而言，将会为其境内的盐业生产注入更多劳动力。因此，携带灶户之举为张藏英的顺利投诚提供了筹码；其次，由其所携数量庞大的盐业人口，亦足见其时芦台制盐业之兴盛。

公元1153年，金建都于燕京（即北京）。由于盐业的兴盛，带动了市镇的繁荣，是时，“畿内重地，新仓镇颇为称首”^[24]。金人刘晞颜描述其盛况为：“居人市易，井肆连络，阗阗杂沓，翁伯浊质，张李之家，皆以世业底富……其富商大贾，货置丛繁，既迁既引，隐隐展展，然鳞萃鸟集，鬻者兼赢，求者不匮，大率资鱼、盐之利。其人烟风物富庶，与夫衣食之原其易如此，而势均州郡虽古名县不是过也”^[25]。可见，新仓镇虽然建立较晚，但凭借盐业生产与贸易，发展迅速。大定十一年（1171年），世宗冬至祭天后巡幸至新仓镇，历览之余，对随从侍臣称：“新仓镇人烟繁庶，可改为县第”^[26]。次年，有司承命，析香河县东之乡闾一万五千家为县，因“榷盐岁入国用，方之天下十一”，故谓“盐乃国之宝，取如坻如京之义”^[27]，命其名为宝坻（即今天津宝坻区），列为上县，著于版籍。

大定初，升新仓榷盐院为新仓盐使司^[28]。位于其东另有永济务盐使司，二者“对峙相角”^[29]。十三年二月，并二者为一司，称宝坻盐使司^[30]。司设使一员，秩正五品；副使一员，秩正六品；判官二员，秩正七品^[31]；管勾六员，秩正九品，分管诸场发买、收纳、恢办之事；监、同各七员；知法一员；司吏二十二人，其中金人三人，汉人十九人；译人一人；抄事、公使四十人。盐使司使、副使的俸禄与品秩，视诸刺郡^[32]，以重其事^[33]。

二十八年五月，以“盐使司虽办官课，然素扰民”，盐官外出巡缉私盐时，巡捕人役往往私怀官盐，至地方则索要贿赂与酒食，若稍不如意，即施以诬陷，妄称其所怀之盐为搜得的私盐，而盐官为谋求政绩，“苟图羡增，虽知其诬亦复加刑”^[34]。故另设巡捕使二员，秩从六品，驻易州（今河北易县）及永济县（今河北省丰润县），其巡捕人以盐使司弓手充当，专缉私盐。至承安间，又遣使于春秋时节督按察司及州县巡察私盐^[35]。

“行盐之界，各视其地宜”^[36]而定。宝坻盐使司所产之盐销往中都路大兴府及通、蓟、涿、易、保、顺、雄、霸诸州^[37]。时，各盐使司的销售方式亦有异^[38]。宝坻盐使司以三百斤为一袋，二十五袋为一大套，钞、引、公据三种证件齐备者^[39]，听令贩鬻；小套或十袋，或五袋，或一袋，每套一钞，引如袋之数；其零盐，根据斤数，或一百五十斤，或五十斤，给以小钞、引，以便于鬻卖。

承安三年（1198年）十二月以前，金属七盐使司^[40]每岁共征盐课“六百二十二万六千六百三十六贯五百六十六文”，其中，宝坻盐使司岁入“八十八万七千五百五十八贯六百文”^[41]，约占金政府盐课总收入的14％；十二月以后，因盐斤加价，七盐使司岁入总额增为“一千零七十七万四千五百一十二贯一百三十七文二分”，宝坻盐使司增为“一百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三十九贯”^[42]，在金政府盐课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减少至12％。但无论前后，宝坻盐使司在政府盐课收入中均列于山东、沧州之后，居第三^[43]。据《金史》卷四十九，“食货四”记载：承安三年十二月前后，盐价分别为三十三文与四十二文，由此，可约略算出其时宝坻盐使司岁产量分别为：26，895，715斤与32，115，214斤^[44]。

当然，宝坻盐使司辖下并非仅有芦台一场，且其所领之越支场（位于今河北省唐山丰南县）盐课收入居使司半数^[45]。由是，天津盐产量虽难以估量，但亦可略窥其貌。

泰和元年（1201年）前后，复于清州北靖海县（今天津静海县）置沧盐场，然其细节不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