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人全，天津的水全，

北京的人全，天津的水全， 安国的药全，胜芳的会（花会）全

从清康熙《治河全书》可见三岔河口的位置

天津“地当九河津要，路通七省舟车”，向以“水”著称，故有此老俗语。天津人通过与周边市、县、镇的对比凸显天津低洼多水。

首先天津濒临渤海，背负九河，内河航运历来发达，海河流域的航线长达三千多公里；历史上的天津，又是一个海运漕粮入京的必经之地。内河与海上这两条沟通南北的运输线，使航运成为天津的生命线。

其次，天津处于海河水系的下游，临河傍海、十里渔盐的地缘优势，造就了天津及其周边地区“河湖交错、水天一色”的自然环境。所谓港、淀、海、洼，都是天津人对湿地的称呼。记得清人樊彬曾以“到处是水乡”、“物产水成田”（《津门小令》）来称颂三津大地与水的渊源。像七里海、大黄堡、北大港、团泊洼……其实都是天津的“肺”。

天津人爱水也怕水。最让天津人难忘的是民国年间的几次大洪水。

最早一次是民国六年（1917年），市内主要河道南运河漫溢，城厢西南地区尽被洪水浸淹。灾民流离失所，哭天喊地，令人目不忍睹。

第二次发大水是民国十三年（1924年），那次大水是子牙河河水连续猛涨，终将大红桥旁的护岸和桥台冲毁，河上的钢拱桥梁也全部塌落。这座建自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单孔拱式桥梁，颇像宋画《清明上河图》里描绘的汴河虹桥，那种古代拱桥结构，不仅便民，且有观赏价值，但从此沉没河底。后来又建了一座新红桥，但已不是原来的形式了。不过“红桥”两字，倒成了天津市内一个区的地名。

1917年水灾中的广和楼茶园

第三次大洪水是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正是抗日战争天津沦陷时期。灾情最为严重。全市浸泡在洪水中达一个月之久。先是市内河流水满，筑堤防守，幸保无事；后意外地从西南郊的减河决口，汪洋大水便冲过农田涌进市区。这天正是旧历七月七“天河配”的前一天，大水进入佟楼一带，经英、法、日租界流向南市和城厢地区，再至津西一带。洪水冲垮市内河堤，同河水平槽了。浊流过处，房倒屋塌，人畜伤亡众多；有些化学物资仓库被水浸入燃烧爆炸，景象惊人。当时被日本人用做封锁各国租界的铁蒺藜、木栅栏，在一片汪洋的茫茫大水中全部失去了作用。据说当时在英租界里躲着的一些抗日人员，都得以趁此机会扮成难民，乘小船离开了天津，这也许算得上洪水千害之一得吧！

水灾过后常常是瘟疫流行。《租界生活——一个英国人在天津的童年》有“洪水袭击天津”一节。其中说道：“当洪水终于退去时，咪哆士道（今泰安道）已经被臭烘烘的泥浆和垃圾覆盖。一两只死狗躺在地沟里。天气又变得酷热难当，那种臭味也更大了。头几例霍乱在报纸上报道出来，然后是更多的病例。霍乱如火一般蔓延，整个天津都被它点燃了。街上已经有人死去。妈妈带着我们到法租界的巴斯德化验所打霍乱预防针。化验所外面，许多中国人排着长队站在那里，而外国人有一个专门的入口，所以不用等很久。”该书作者为英国人布莱恩·鲍尔，他从1918年出生到1936年去伦敦读大学一直生活在天津。从布莱恩在天津的时间来推断，书中记述的应当是1924年的那次大水。可以想象，租界地尚且如此，“中国地”的老百姓又会面临怎样的惨状呢？

令人不解的是，天津仅在上世纪60年代初经历过一次防洪抗灾之后，便成了“旱鸭子”，别说是发大水，有些年月连老百姓吃水都成了问题。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得引滦入津、引黄入津，最后又引汉水入津。天津与“水”的缘分越来越浅了。当年在和平路路东两座楼房的墙上嵌着两块瓷制的长方形的小标志牌，每块距地面都有一人多高，上面写道：“民国二十八年八月，最高洪水位，永久纪念标志，建设总署。”牌的中间有一道横线，上部为白色，下部为蓝色，这是告诫世人1939年的那次大洪水已经漫到这个高度，人们得从二楼的窗户上船啦，让人们永远记住天津历史上那悲惨的一页。以前我每年也都去看看那标志牌，为的是警示自己，不忘过去。可如今天津人却被缺水所困扰，这无疑是对今天人们的一种挑战。

1939年水灾中的日租界街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