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盐业的水道

在滨海发展的早期，盐业乃是改变其地理环境的主要因素。根据上海地区古代聚落的考古发现及谭其骧、张修桂等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北宋皇祐年间政府在太湖平原滨海地区（相当于今浦东川沙、南汇南北中轴一线）筑成第一条统一海塘，后人称之为“老护塘”，在海塘的庇护下，滨海平原的经济开发与聚落扩展才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1]。在新淤涨的海滩涂荡上，盐业生产与农业开垦一直是并存的，呈现出“民居场地，灶在民村，联络错处”^[2]的景观。但由于古代盐场一般属于官营性质，而农业垦种则多由民间大户主导，故盐业生产和运输、盐民生计的需求成为塑造滨海地貌较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人为动力。作为滨海湿地向平原水网地貌转化之主要指征的河道，其最初形态也主要是由盐业发展的需求所塑造。从一望无际、不宜定居的滩涂芦荡，到星罗棋布的盐团分布，以及为盐业生产和运输服务的纵横交织、相互通达的河道水网，这一地貌转换过程显示着滨海平原开发初期的“拓荒”色彩。

至宋末元初，江南滨海官营盐场的“场团”体制已趋成熟，上海、华亭滨海一线皆有大型盐场和盐民聚落分布。在华亭东部的下砂盐场，每二至三灶组成一个“盐团”，四周围以团墙或木栅，并开挖壕沟派兵把守^[3]，盐业生产所需的亭场、灶屋、仓舍等皆在团内。这种盐民聚落的特征是生产由官方统一控制，居住则以盐民家庭为单位。虽然从大处看盐民是在团内集中居住，以便于统一组织生产和防止走泄私盐，但从小处看仍属以家庭为单位的居住模式，而且像一般乡村聚落的情况一样，盐户住宅的贫富差异已经凸显。盐户间的财产多寡和经济地位存在分明的等级，上层盐户往往站在官府一边，享有官府赋予他们的某些特权，如主持或通管盐团、灶甲等编籍组织，代盐吏督办和催纳盐货，为亭户发放盐本钱等。这些特权使上等盐户家财充盈，家中“高堂峻宇”、妻妾成群^[4]。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盐佃户、盐雇工以及自煎盐民中的下层人户却过着困窘的生活。

盐民无疑是早期滨海开发中的主要人群。在适合农耕的水土环境形成之前，“地皆滨海赤卤”^[5]，从事散垦农耕的代价很高，煮盐虽然也是一种艰苦粗砺的劳动，但却有充分的资源优势和官方力量作为后盾。北宋词人柳永《煮海歌》曰：“煮海之民何所营？妇无蚕织夫无耕。衣食之源太寥落，牢盆煮就汝输征。”^[6]据此可见传统中国社会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在早期的滨海地带很难展开，而充足的海水则可通过人们的辛苦劳作化为财富。古代文献对成陆较晚的滨海平原的生存条件和民生状况有着较为统一的指向和认同，即认为滨海是一个田土瘠薄、民生贫苦、淡水缺乏、不宜稼穑的后进地区，而其劣势主要表现在其土壤不利于农耕方面。光绪《江东志》（所记相当于今浦东高桥一带）如此描述：“我邑滨海，沙瘠不宜稻禾，而漕兑向与他邑等，民市客米以输纳，其赔耗者十之五，逋负者十之六。每至交兑，骚然如剜肉疗饥，人人无乐生之念。” ^[7]

图3- 1：雍正《分建南汇县志》所载的“南汇县下砂盐场聚灶图”
（图中类似城墙形状的方框，表示盐团的团墙，周边为盐场生产区，有通海的“洪”、“洼”沟通，将海水引入盐田。盐场区整体上位于海塘以外。当时由于海水变淡，南汇盐场仅存余一、二团）

盐业属于官营，人们按照统一模式集中居住，盐团由官方统一建设和管理，所以盐业对地理环境的塑造主要表现在水网大格局方面，而不是聚落周围或内部的分支水体。

海盐生产的第一步，是在最靠近海岸线的滩地上开挖沟渠，或将天然潮沟加以整修，趁海潮上涨时将咸水引入事先平整好的盐田内，以提纯卤水之用。卤水制成后，通过河道由盐田区运至团舍内上灶熬煮，此为海盐生产的第二环节。在安全防范方面，为了保卫盐民集中居住和熬煮海盐的场所，要环绕团舍构建防卫性河道。各个团舍之间也要相互联通，以方便往来，因此盐区内的团舍都有河道相连。盐生产出来后，要借助河道用船只运往内地，内地的生活用品也无不通过河道运往盐区，商人往来最便捷的通道就是河流。这些需求相加，构织起滨海干河网络的基本框架。

元代至顺元年（1330年）付印问世的《熬波图》^[8]，是宋元海盐生产技术的总结性著作，该书将当时海盐生产的过程分解为“建造房屋、开辟滩场、引纳海潮、浇淋取卤、煎炼成盐”几个步骤，我们可以据此对盐场区域自然水系的人工化过程做些复原，更细致地理解盐业生产需求在塑造滨海水系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今浦东地区的主干河道亦为东西向和南北向相互交错，构织成方格形状，大致类同于太湖平原的腹地，但二者最初的驱动力却不同：滨海方格水网是应早期盐业生产和运输的需求而产生，腹地主要是圩田水利建设驱动的。《熬波图》“团内便仓”一节曰：“地土既高燥，水港亦通济，砖壁连屋山，瓦沟建瓴水，众灶各设仓，众利私亦利。”其中所言“水港”主要起交通作用，从团内仓库发出的盐货，借此运往腹地，而盐民所需之生活用品也借此从腹地运来。久而久之则形成盐场区域干河体系的东西通道，即古代文献所称的“灶门港”。至清雍正四年（1726年）南汇设县时，盐场区已形成15条灶门港构成的干河体系，自南向北分别为南一灶港、南二灶港、南三灶港、南四灶港、南五灶港、南六灶港、南七灶港、北一灶港、北二灶港、北三灶港、北四灶港、北五灶港、北六灶港、北七灶港、八灶港^[9]。这些灶门港条条可通达当时浦东地区的商业重镇周浦镇、下沙镇和新场镇。此类市镇自元代因盐业而兴，或作为总盐仓所在地，或作为盐商聚散中转之地，或是作为盐场巡司的官署地，均具有重要的政治和经济地位^[10]。上述市镇在兴起之初，无疑距海盐生产所在的海岸带较近，但随着东面新的滩涂不断涨出，盐场也逐渐朝东移动，就出现了大镇在西、盐场在东的格局，因此沟通西部大镇与东部新辟盐场的灶门港，也自然沿东西走向延伸。

图3- 2：雍正《分建南汇县志》所载“南汇县水利图”中的灶门港格局
（灶门港为东西向，密度大于南北向河道，图中标为：五灶港、六灶港、七灶港等）

南北向河道则为连接各团舍而开凿。《熬波图》有相关叙述：“立团定界址，分团围短墙，垒土为之限，开沟为之防”，可见围绕团舍作为防卫之用的濠沟，亦主要为人工所开掘。各团间的濠沟连接起来，使南北向排列的与海岸线平行的各个团场，籍由水道连成一个整体，东西走向的灶门港也得以南北贯通。这样，在偏远闭塞的滨海地域，也形成了与太湖平原腹地一样四通八达的干河网络，滨海与内陆在水网形态上的一体性得以初步显现。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到，早期的滨海河道应盐业发展之需而被构筑，在功能上主要服务于盐业生产、运输和盐民生活，一些河道利用天然潮沟改造而成，这正是滨海水网形成初期的特征。但就滨海水网形成的深层驱动机制、形态特征、社会经济功能而言，这种滨海性又以深刻的地域一致性为基础。首先滨海水网的功能在服务于盐业之外，与腹地河道还有诸多重合之处，例如作为水乡平原最便利的交通方式、围绕主体产业之需要、调节地表水、引潮纳潮、排涝疏水、为人居生活所必需等。其次，滨海干河水网的形态，在形成之初就自然趋向于腹地水网所具有的方格状，纵横交错，互相流通，相互补给水量，潮汐得以流通。这也是大河三角洲平原感潮水网的一般形态，是由大河三角洲平原特有的地势、水文、潮汐、人的生产和定居需求等因素共同塑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