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出现“－”承诺的诱发因素

三、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出现“GATS－”承诺的诱发因素

如前文所述，区域服务贸易安排呈现出明显的“负向偏好”。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区域服务贸易安排的各缔约方做出和接受“GATS－”承诺呢?本章尝试做出如下阐释。

(一)多边规则对RTA的监督和审查不够到位

GATS条款实质是各方利益妥协和折中的产物。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安排，GATS第5条设定的两项要求“涵盖众多服务部门”和“实质上不实行或取消违背国民待遇的歧视性措施”均含混晦涩。如:经济一体化协议要“涵盖众多服务部门”，GATS在这一项的脚注中要求“此条件应根据部门的数量、受影响的贸易量和服务提供方式进行分析”。但经济一体化协议中要涵盖多少服务部门才算“众多”、服务部门的数量是在部门还是分部门的基础上确定、是否允许排除一个或多个服务的分部门、是否允许在整体上排除某一行业(如航空运输服务)?⁽⁴⁾无论是条款本身还是脚注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数量要求或判别标准。

GATS对RTA审查和监督存在困难，且透明度机制运行不力给“GATS－”承诺以生存空间。WTO总理事会于1996年2月建立了RTA委员会(CRTA)，负责对WTO整个框架内RTA的审查。GATS第5条第7款规定了服务贸易理事会对经济一体化协议的审查，但该理事会可以选择将其审查权转移至CRTA。CRTA一方面需要对关于服务的RTA进行审查，判断其是否符合GATS规则，另一方面则需要就RTA对多边贸易体制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审视与探讨⁽⁵⁾。但由于包含服务承诺的经济一体化安排内容复杂，涉及面广，CRTA在审议中作出明确决定时存在技术困难，再加上GATS第5条规定的笼统性，导致CRTA采取一致的实质性审查标准非常困难。对其中审查到的与GATS规定不相符的部分，区域贸易协议的成员方必须改正和执行CRTA的建议方面没有明确规定。缔约方有意达成含糊不清的条文，以便日后给予不同的解释来搪塞RTA审查的现象也屡见不鲜。

(二)旨在追求缔结区域贸易安排带来的非经济利益或非服务贸易利益

区域贸易安排的缔结有时是出于非经济利益或非服务贸易利益考虑。主要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从巩固地缘政治角度出发，有些区域贸易安排的准备时间非常仓促，各成员方没有充裕的时间来对区内成员的相互承诺进行仔细酌量。如:美国－阿曼缔结的双边贸易安排，从谈判到缔结不到一年时间。小国由于迫切期望依附大国，希望通过缔结双边安排来获取政治利益，即使以接受“GATS－”承诺作为代价也在所不惜。第二，在与发达经济体展开区域贸易安排协商时，发展中经济体可能将其利益诉求更多地集中于货物贸易领域。发展中经济体更乐意在服务贸易领域做出让步，来换取对方在货物贸易领域给予更多的市场准入机会和其他更优惠待遇。这也是导致发达经济体在南北型区域贸易安排中频频做出“GATS－”承诺的重要原因。

(三)区域服务贸易安排的成员之间缺乏政治互信

各成员在对外签署区域贸易协定时会特别关注和照顾自身的经济敏感部门。针对不同的缔约对象，这些部门的敏感性程度不同。对于某些缺乏政治互信的特定的缔约对象，从捍卫自身的经济和安全利益的角度出发，成员方会在很多特定部门的开放上加以限制，即使在GATS框架下早已作出开放承诺。中国内地与单独关税区台湾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即为典型案例。在确定对内地资开放的重点行业时，中国台湾方面主要选择自身竞争力强、开放后有助于中国台湾产业发展、能提升对台投资信心，以及两岸已经签署协议承诺开放的投资项目优先开放;中国台湾在WTO框架下承诺开放的服务部门包含电信、金融、保险、快递、营造、高等教育、医院等行业，其中不乏影响层面广，且具有一定敏感性的产业。但在ECFA服务贸易早收清单中，中国台湾将可能对台产业造成冲击、涉及层面较复杂及敏感度高的产业，未作出开放，也限制内地资赴台投资这些服务产业⁽⁶⁾。

(四)发展中经济体对服务开放的经验和自信不足

通过对大量的协定文本进行考证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发展中经济体参与缔结的“南南型”和“南北型”区域服务贸易安排中更容易出现“GATS－”承诺。究其原因在于发展中经济体服务业发展水平较低，服务竞争力普遍较弱。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中经济体可能在GATS框架下做出了相对其发展水平而言过于冒进的承诺，但在区域服务开放中逐渐回归理性。可以说“GATS－”现象频频出现在南南型和南北型协定中，其关键原因在于发展中经济体的服务开放经验和自信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