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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关于农民收入问题学术讨论的观点综述

时间:2022-06-01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二、国内关于农民收入问题学术讨论的观点综述国内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学术讨论,始于1993年、1994年,至今已延续了十几年时间。特别是近两年来,由于中央对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视,更使之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②造成农民收入问题的基本原因。③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和增收难点分析。

二、国内关于农民收入问题学术讨论的观点综述

国内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学术讨论,始于1993年、1994年,至今已延续了十几年时间。在此期间,农民的收入状况虽然有过起伏变化,但受到人们关注的程度却是有增无减。特别是近两年来,由于中央对农民收入问题的重视,更使之成为理论研究的焦点。综观这些学术讨论,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①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②造成农民收入问题的基本原因。③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和增收难点分析。④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对策建议。下面就此四个方面的理论讨论作一简要述评。

(一)农民收入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

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表现形式,学术界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迄今为止,人们提出的观点大体有四种:①农民收入的增幅下降。②农民收入的增长滞后。③农民与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④农民收入的波动。

1.增幅下降论

所谓增幅下降,主要是指农民纯收入扣除物价变动因素后,实际增长幅度逐年下降。目前,持这种见解的学者人数较多。

早在1994年就有人提出,当时农村发展中突出的问题和矛盾,集中表现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1989年到1991年三年期间,扣除物价增长因素,农民年均增长收入只有0.7%,处于停滞状态。1992年农民收入增长虽然超过5%,但紧接下来的1993年全国农民收入增长3.2%,增长幅度明显回落。农民收入增长滞缓已成为当前农村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董玉舒,1994)

近两年,又有不少学者指出,自1997年以来,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再次连年下降。“1997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4.6%,比上年下降了4.4个百分点;1998年增长幅度回落到4.3%;1999年进一步回落到3.8%;2000年只有2%。农民收入增幅连续4年下降,是改革开放以来从未出现过的现象。”(张旭宏,2001)

2.增长滞后论

持这种见解的学者认为,农民收入问题主要表现为收入增长滞后于农业发展和国民经济增长。

其中有的学者提出,“改革开放初期是我国农民收入增长最快、农业发展速度最高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最大特点是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农业发展”。“但是,1984年以后……农业在种植业出现一年减产三年徘徊的情况下其发展速度迅速下降。……农民收入增长开始明显慢于农业发展。”(马晓河,1994)

有的学者则认为,农民收入增长滞后的表现,首先是“滞后于国民经济增长。从1978年到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年均增长8.1%,而这期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8%,比前者高出1.7个百分点”(刘花果等,1999)。

3.差距扩大论

所谓差距扩大,主要是指农民与城镇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同时也指地区收入差距和农户收入差距扩大。其中,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最突出的矛盾。

一项研究指出,“改革初期,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曾一度缩小,农民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之比由1978年的1∶2.37缩小到1984年的1∶1.71……但在此之后,形势发生了逆转,二者的差距呈现出了逐渐扩大的趋势,到了1999年,进一步扩大为1∶2.65,2000年这一差距继续扩大为1∶2.79。如果考虑到城市居民还享有农民无法享受到的多种福利,如福利住房、公费医疗、单位发放的实物收入等,那么,差距将会更大”(李成贵,2001)。

另有学者指出,目前农民收入增长存在着“四个扩大”:“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二是不同区域农民收入差距扩大,三是不同经营类型农户收入差距扩大,四是不同收入水平组农民收入差距扩大。”(张红宇,2002)

4.收入波动论

有些学者认为,农民收入波动是农民收入问题中的一个重要表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家庭人均收入大幅度波动具有明显的上升和下降阶段,呈现出周期性的特征。从1978~1999年,这种波动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周期……除第四周期外的每一周期内,人均收入增幅均逐渐增大至最大值后,次年降低至最小值。”(高志英,2001)

有的学者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更是问题的主要方面”(王荣等,1998)。

综上所述,所谓农民收入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观察,可以有不同的表现。那么,是否所有这些表现形式都反映了农民收入确实存在问题呢?抑或只是有些表现形式反映了农民收入存在问题,有些则是一种正常现象?例如,前面引述的文章中,有一种观点认为,1989年以来,除了1992年的农民收入增幅超过5%,其他年份都低于5%,由此得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或处于停滞状态的结论,这种意见就值得商榷。因为,农民人均纯收入每年需要增长5%的指标,是1988年由国家统计局按照当时提出的小康目标推算出来的,并不具有客观必然性。再如,有的学者提出,改革开放初期,农民收入增长快于农业发展,而1984年以后,农民收入增长明显慢于农业发展,由此得出农民收入增长滞后的结论。这种意见也值得商榷。因为,如果农民收入增长速度总是快于农业发展,那么意味着农民新增总收入要超出农业新增总产值,显然这是有悖经济发展规律的。因此,用什么样的指标来反映农民的收入水平,用什么标准来评价农民收入水平的高低,是一个迄今为止尚未很好解决的理论问题。农民收入增幅究竟达到多少才算正常,需要从理论上作进一步论证。

(二)造成农民收入问题的机理分析

由于反映农民收入问题的表现不同,解释这些表现的原因也必然有所不同。对于造成农民收入问题的机理,学术界也提出了四种解释:①必然规律说。②发展阶段说。③制度障碍说。④政策失误说。

1.必然规律说

早在1994年,就有学者指出,农民收入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一些基本经济规律所决定的。这些基本经济规律包括:边际收益下降规律、市场供求价格规律和恩格尔定律。

所谓边际收益下降规律,是说由于农业生产的自然特性,在技术条件不变和某些要素资源供给有限的情况下,片面追加一种或几种其他要素投入,最终会导致边际收益下降,甚至出现投入产出率为零或为负的极端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增加投入不但不能增加收入,反而还会减少收入。

所谓市场供求价格规律,是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产品价格是由供求状况所决定的。供过于求,农产品价格会下跌;供不应求,农产品价格会上涨。在经济发展,供给和需求都增加的情况下,如果供给量的增加超过需求量的增加,结果也会导致价格下降。

所谓恩格尔定律,是说居民食品消费支出在其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而逐步下降。因此,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量,不会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同步增加。

综合上述规律,“农业作为一个受自然因素影响大的行业,其单位产量只能按照生物原则缓慢增长,其价格与产量之间存在着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其技术类型是成本递增、收益递减,故从其自然演进来说,农民收入只能缓慢增长”(张为东,1994)。

2.发展阶段说

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农民收入问题,之所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因为我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于新阶段的含义,又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解释,农民收入增长趋缓,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变化的结果。“进入90年代,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农产品供求关系发生了转折性变化,主要农产品供求平衡、丰年有余,农产品出现结构性、地区性过剩。长期困扰国民经济发展的农产品短缺状态基本结束。”(王为农,2000)

第二种解释,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由于“像前些年那样‘超常规’增长不太容易了”。“经过20年的改革和发展,……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大环境已经有很大的改变,过去促进农民大幅度增收的因素中,有一些难以再发挥大的作用。比如……再大幅度提高(农产品)价格已不现实……再比如……一般意义的增产不一定能增收……还有,增加非农产业收入难度也是增大的……农村劳务输出也由于经济大环境的变化受到不少制约。”(韩长斌,1999)

3.制度障碍说

有些学者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由制度障碍造成的。这里所说的制度障碍,包括旧计划体制障碍和城乡分割体制障碍两个含义。

“农民利益受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来源于种种体制型障碍”。“在农产品供不应求时,有统购统销的体制向城市和工商业转移着农民的经济剩余;当农产品供过于求时,政府对农产品收购的价格保护,却又大量地流失到了垄断部门的手中。可见,只要不彻底破除计划经济的体制,农产品的短缺也好、过剩也罢,最终受害的都将是农民。”(陈锡文,2001a)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中的体制约束及歧视性政策,加剧了农民的减收增支。如在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方面,城乡差距十分明显”(刘惠,1999)。

4.政策失误说

也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近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连年下降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与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以及发展战略选择不当有关。

有的学者提出,近两年“由于国家连续采取宏观调控政策,刺激经济扩大内需,使得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人为地在不断扩大”。“这两年国债发行,涉农的比重小,涉城的比重大,比如基础设施建设和一些大的工程项目,真正用于农民的不多,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过快,农民收入增长过慢,差距加大。”(马晓河,2001)

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国家实行保障供应的发展战略有关。由于保障农产品供应的目标是第一位的,保障农民收入的目标是第二位的,因此在成本高、收益低的情况下,往往是以增收服从增产,以致出现农民增产不增收,甚至增产反而减收的现象(程漱兰,1998)。

还有的学者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十分强调增加农业投入。但在现行体制下,加大农业投入,意味着政府涉农部门可以得到投资,农民却要增加支出负担。特别是在有些地区投入产出已为负值的情况下,加大农业投入就意味着成本上升,收入减少(温铁军,2001)。

综上所述,国内学者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成因分析,可以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上面列举的几种假说,是否都能确切解释农民收入问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推敲。

例如:按照客观规律说中的边际收益递减规律和恩格尔定律,人们很容易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农民收入增幅下降或收入减少是必然规律。而由此推出的进一步结论就是,农民收入增幅下降或收入减少的趋势无可挽回,因此进一步的讨论也就是不必要的。但在实际上,由于边际收益递减规律指的是一定技术条件下,某种具体农产品生产的投入产出关系,并不能用来直接解释农民收入增幅的下降或收入的减少,因此由此推出农民收入增幅下降或收入减少是必然趋势的结论,显然是不可靠的。同样,恩格尔定律也不能用来直接解释农民收入问题。

又如,在发展阶段说中,有一种观点认为,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因为不可能再像前几年那样超常规增长。按照这一观点,那么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就应当被看做是常规现象,也就不存在增长太慢的问题。但是按照另一种观点,如果说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由于农产品从普遍短缺变为普遍过剩引起的,那么,其解决问题的方向就不能是一味地增加生产,而必须是控制生产。进而言之,就是要调整农业和非农业结构比例,转移农业劳动力。

可见,关于农民收入问题的成因分析,对于下一步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至关重要。如果原因找得对,那么对于是否可以和如何解决现有问题,就可以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否则,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三)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和增收难点分析

关于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和增收难点分析的文章,比较具有代表性的大体有三篇:

1994年的一篇文章,对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作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指出:“决定农民收入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a.农业产出量;b.农产品价格;c.农产品的价格弹性;d.农业投入量;e.农业投入价格;f.农民非农业收入;g.农民承担的税费与提留摊派;h.农民享受的各种福利和转移性收入。”(张为东,1994)

关于农民增收的难点,有的学者指出,“在农产品买方市场初步形成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农产品的增产来实行农民增收已难以收效。……在农产品国内外市场日益融合的情况下,继续通过提高农产品价格来实现农民增收也不可行。……在宏观经济低迷的情况下,继续通过增加农民劳动报酬收入来实现农民增收的难度明显加大”(孟枫平,2000)。

也有学者将农民增收难点概括为两句话,“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突出矛盾是农业减收”,“农民收入增长困难的深层原因是就业不充分”(陈锡文,2001a)。

显然,不管农民收入状况如何,也不管导致农民收入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影响农民收入的因素和增收难点总是存在的。第一篇文章所作的农民收入因素分析,是在假定大经济结构不变条件下所作的局部均衡分析,如果把消除制度障碍和完善要素市场考虑在内,也就是把劳动力、土地、资金等要素的充分流动条件考虑在内,那么就需要作一般均衡分析。陈锡文的文章把农民就业不充分作为农民增收的难点,可以说触及到了农民收入问题的一个要害。实际上,农民增收的难点,不仅在于劳动力向外转移的困难,还包括土地流转和农业吸引资金的困难。显然,这些困难都是由要素市场不完善和存在着制度障碍所引致的。

(四)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对策建议

鉴于农民收入问题的复杂性,在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方面,没有什么简捷的方法,而只能是采取综合性措施。为此,学术界陆续提出了以下一些思路:①调整农业内部结构,发展优质高效农业。②调整农村产业和就业结构,加快劳动力转移。③推行城镇化战略,改变二元经济格局。④依靠科技进步,降低农产品成本。⑤促进农产品加工增值,推动乡镇企业二次创业。⑥加快组织创新,提高农业竞争力。⑦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计划体制残余。⑧减轻农民负担,加大“反哺”力度,改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

1.调整农业结构

有的学者认为,“增加农民收入,最根本的途径是调整农业结构。新一轮的农业结构调整与前几轮相比,具有明显的不同。过去农业结构调整是指数量或面积上的比例关系变动……这次农业结构调整,主要是向生产的深度进军,提高农业的质量和综合经济效益”(韩俊,2001)。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目前“农业结构调整似乎陷入了一种‘低水平重复建设陷阱’。……在科技含量不高、产业化程度不强的情况下,农民农业结构调整中的趋同效应与模仿效应很容易使得农产品陷入‘增产减收’的困境中去。……用老农的话说,‘你也调,我也调,调来调去卖不掉’”(乔百君,2001)。

2.加快劳动力转移

有的学者指出,“我国农民增加收入的真正困难在于:过多的农民在配套要素不足的条件下耕种着过少的土地,致使农业劳动被大量闲置和浪费,人均产出处于很低水平”(张为东,1994)。因此,“只有努力促使农村劳动力更充分的就业,农民的收入才有可能保持正常的增长”(陈锡文,2001)。

然而,也有学者指出,“目前的情况是农业有将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的‘推力’,而农村的非农产业和城市的二、三产业却没有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拉力’。这也就说明,农业生产的发展和农业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取决于整个农村经济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张晓山,2001)。

3.推进城镇化

为了加快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不少学者提出了推进城镇化的发展战略。“只有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要减少农民,出路只有一个:加快推进城镇化,促进农民变市民”。为此,要“坚持城乡一体化的政策导向,为不同类型经济的发展,创造平等的政策环境。……加快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为农民进城提供方便条件。……因地制宜、积极务实地推进城镇化”(姜长云,2001)。

但是,也有学者指出,“我国的城市化只能是量力而为。……据估算,在‘十五’期间,如果每年城镇化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即每年新增1400万城市人口,所需基建投资大约3000亿元,接近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10%,是一笔相当庞大的投资。所以,加快城镇化的步伐,要以经济实力为基础,只能是量力而为”(周诚,2001)。

4.降低农产品成本

有的学者提出,“在当前农民增收困难的情况下,降低生产成本,减少农民的支出,也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条重要途径”。“由于技术相对落后,我国农业资源的利用率远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特别是农民在用水、用肥、用电、用油、用地等很多方面,缺乏科学指导,浪费比较严重。……节本增效,关键在科技。……科技进步跟不上,仅靠增加物资投入,只能造成成本增加,收益递减。”(韩长斌,1999)

也有文章提出,通过扶持农业生产资料工业的发展,有利于降低农业成本。“大力扶持农业生产资料工业发展,提高其社会生产效率,增加生产资料供给量,平抑其市场价格,不仅有利于农民增收,而且还能增大农产品的价格潜力,提高其国际竞争力,为我国的宏观调控手段留下必要的余地。”(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信息研究中心课题组,2001)

5.促进农产品加工增值

有的文章提出,“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让农民分享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是实现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有效途径。……发达国家从事农产品加工业的劳动力远远多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而我国恰恰相反”。“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对初级农产品需求的增大,对最终消费需求的满足,不仅将有效地解决我国当前农产品销售和农民增收的困难,从长远上看,还将有利于我国农业整体素质的提高和农业竞争力的增强,加快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转变的过程。”(湖南省人民政府经济信息研究中心课题组,2001)

6.组织创新

有的学者提出,要用工商业的思维发展农业,加快农业的组织创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要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发展市场农业,提高农业竞争力,增强农业效益。而要做到这一点,根本途径在于,提高农业产业组织的竞争力。”“我国农业的发展,必须走出过分迷恋小规模家庭经营的误区,把加快组织创新,提到重要的议事日程,放在重要的战略高度。”(姜长云,2001)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农业的家庭经营,不仅是一种经营方式,也是农民的生活方式。因此世界各国对于公司、企业进入农业都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一般都只允许公司、企业在农业的产前、产后领域从事经营活动,而对公司、企业进入农业的直接生产领域,则都有严格的限制。……我国农村人口众多,不加限制地让公司、企业进入农业的直接生产领域,会不会影响农民的长期、根本利益需要认真考虑”(陈锡文,2001a)。

7.消除计划体制残余

有的学者认为,“当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症结已不在农业和农村本身,而在于与农业和农村经济密切相关的宏观经济体制。……我们现存的最大障碍不是市场开放,而是体制改革的滞后,制度的缺陷。部门分割、行业垄断、产供销脱节、地区封锁、内外贸分离,如此种种,说到底是一个利益关系问题。很多东西是计划经济的遗产……”。因此“必须从国民经济宏观层次上,根本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全国范围的资源优化配置,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而政府管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组织架构及制度安排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张晓山,2001)。

8.减轻农民负担

很多学者认为,减轻农民负担,实行税制改革,加大对农业的财政、金融支持,以工业“反哺”农业,调整国民收入再分配格局,是增加农民收入的一项重要内容。

有的学者提出,“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应当免征五年农业税”(刘福垣,2001)。

也有的学者提出,目前的“财政包干体制强化了地方政府的实体化倾向,是导致农业区域结构趋同的重要原因。因此,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对应的原则,加快分税制改革,尽快消除财政包干体制的影响,是优化农业结构,促进农民增收的迫切要求。实际上,要切实有效地减轻农民负担,也必须加快先行财税体制的改革”。“为了有效地促进农民增收,必须加快农村金融改革,优化农民的融资环境。”(姜长云,2001)

还有的学者提出,“要从根本上解决减轻农民负担的目标,必须有以下两项配套措施:一是加快农村政治体制改革步伐,其目的是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决策程序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二是实现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转变,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实行重城市、轻农村的政策,加大对农村的资本投入,特别是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和文化教育事业的投入”。“为了实现工农业的协调发展,政府政策最重要的选择是实现由以农业支持工业向以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实现向以工业反哺农业的转变,关键在于从存量和增量两个方面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在工农业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分配格局,以提高政府运用财政手段支持农业的能力。……政府在财政上对农业的支持应主要侧重于以下方面:一是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二是支持农业科研和推广体系建设……三是支持建立粮食等关系国计民生农产品的支持价格制度和专项储备制度……。”(韩俊,2001)

综观有关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各种思路,有学者提出,“要避免那种认为采取一两项具体政策就可以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简单想法。要把农民增收问题放到整个国民经济,甚至全球经济的大背景中去考虑”(陈锡文,2001b)。应当说,这种看法是比较全面、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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