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前景

第五节　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前景

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是东亚共同体建设的重要一环，需要长期的艰苦努力。由于东亚地区各个国家的发展水平不同，面临的问题各异，因此，期望以统一的步伐迈向共同体是不现实的，也是不可取的。根据各自的具体情况，采取循序渐进的策略，在条件成熟的国家之间先行实践，然后逐步推广和扩大，可能是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有效途径。下面对东亚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各种情况进行分析和展望。

（1）东盟自由贸易区

1992年1月，在新加坡举行了由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泰国、文莱等东盟六国参加的东盟贸易部长会议，会议签署了设立“东盟自由贸易区”（英文为：ASEAN Free Trade，简称AFTA）的协议。设立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增强东盟地区作为单一生产单位的竞争优势；通过减少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期待创造出更大的经济效益、生产率和竞争力；加强东盟区域一体化和促进区内贸易与投资。本次会议随即签署了作为东盟自由贸易区重要标志的纲领性文件，即：东盟自由贸易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方案（Agreement on the Common Effective Preferential Tariff Scheme for AFTA），简称CEPT。会议确定在未来15年内，即在2008年前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1995年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决定加速AFTA成立的时间表，即将原定的15年时间计划缩短为10年，即在2000年前成立东盟自由贸易区。

1999年9月29日，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十三届东盟自由贸易区理事会决定将文、印、马、菲、新、泰等六个原创始成员国贸易自由化完成的时间表提前至2015年。其余越、老、柬、缅等四个新加入的会员国于2018年达成贸易自由化的目标。1999年的东盟第三届非正式首脑会议又宣布，六个原创始国将完成贸易自由化时间再提前5年，即在2010年之前完成；越、老、柬、缅等四国也将提前3年于2015年达成贸易自由化的目标，同时也预定于2003年将东盟区域建成为自由贸易区。

1999年年底召开的东盟首脑会议将六个原创始成员国内部共同有效关税调降至5%以下的目标时间，由预定的2003年再提前1年，即2002年。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的有效优惠关税（AFTA－CEPT）计划下，成员国承诺在2002年之内把关税减低到0至5%，四个新成员的目标定于2008年。

（2）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2000年9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四次东盟与中国（“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有关国家的赞同。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中国和10个东盟成员国宣布了将在未来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的目标。2002年11月4日，第六次东盟与中国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举行。中国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和东盟10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宣布2010年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从而启动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进程。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基本目标是用10年的时间完成所有关税和非关税的削减，消除双方之间存在的关税及非关税壁垒。同时，建立一个综合框架，包含市场一体化的一系列措施，如投资促进、贸易便利化以及和谐的贸易及投资规则与标准。

1995—2002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年均增长15%。

2003年，中国与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了历史性的782亿美元，比上一年增长42.9%。

2004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早期收获计划实施，下调农产品的关税，到2006年，约600项农产品的关税降为零。

2004年底，双方签署了《货物贸易协议》和《争端解决机制协议》，标志着自由贸易区建设进入实质性执行阶段。

2005年4月，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访问文莱、印尼和菲律宾时提出，到2010年，中国和东盟双边贸易额达到2 000亿美元。

2005年7月20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货物贸易协议》降税计划开始实施，中国和东盟的7 000种产品在大幅降低关税、免配额以及其他市场准入条件进一步改善的情况下，更加顺畅地进入对方市场，这有利于东盟国家的产品扩大对中国市场出口，也有助于中国企业以更低成本从东盟进口原材料、零部件和设备。

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中国和东盟合作历程中历史性的一步。它充分反映了双方领导人加强睦邻友好关系的良好愿望，也体现了中国和东盟之间不断加强的经济联系，是中国与东盟关系发展中新的里程碑。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成，将会创造一个拥有18亿消费者、近2万亿美元国内生产总值、1.2万亿美元贸易总量的经济区。按人口算，这将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从经济规模上看，将是仅次于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的全球第三大自由贸易区，由中国和东盟10国共创的世界第三大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组成的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到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后，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增长48%，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增长55%，对东盟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贡献分别达到0.9%（约合54亿美元）和0.3%（约合22亿美元），将为中国和东盟商界创造无穷商机和广阔前景。

（3）韩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

2006年5月16日，除泰国外的东盟国家在马尼拉与韩国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FTA）。东盟秘书长王景荣在随后的东盟经济部长非正式会议上表示，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协定将于2006年7月份生效。根据此协定，韩国与东盟同意贸易自由化，同意增加双方的货物贸易，同意消除所有的贸易壁垒。2005年12月，东盟与韩国曾签署的《货物自由贸易框架协议》规定，韩国及东盟成员国可以指定40种产品在一定期限内排出在减税之外，但韩国却将大米列为其保护产品，引起世界第一大米出口国泰国不满。虽然泰国没有签署协议，但随着其国内形势稳定，泰国将尽早与韩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泰国要求将其出口拳头产品大米包括在货物自由贸易协定之中。但韩国迫于国内稻民压力，一直没有让步，这也是泰国没有签署协定的原因之一。根据协定，泰国、文莱、印尼、新加坡、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等东盟6国将先与韩国实施减税措施，而其他东盟4国将于较晚时期执行。

（4）日本—东盟自由贸易谈判

2003年12月在东京召开的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标志着双方的关系进入到以平等合作为基础的新的伙伴关系时期。早在2002年1月小泉首相出访东盟时，就提议召开日本—东盟双边首脑会议。经过将近两年时间的准备，终于在2003年12月11至12日于东京举行了这次峰会。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东盟各国领导人首次以客人身份在东盟地区以外与一个东亚国家举行的双边峰会。

自从1997年12月“10＋3”机制建立以来，东盟一直以主人身份主办峰会，地点也圈定在东盟地域之内。东盟分别与中、日、韩举行的双边峰会，即“10＋1”会议，都安排在“10＋3”框架中进行，通常每次会晤仅短短一个小时。由此看来，这次持续两天的东京峰会，实属非同寻常。这反映出东盟对与日本关系的高度重视。而日本也希望通过这次峰会，提升与东盟的关系，改变日本在与东盟关系上落后于中国的状况，并借此主导东亚合作的方向。

（5）日韩自由贸易谈判

日韩自由贸易区是东亚最先提出的自由贸易区。早在1998年10月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访日与日本前首相小渊惠三会谈时，双方就决定缔结日韩FTA。从1998年12月开始到2003年10月，双方先后开展了民间和政府间的共同研究，对尽快缔结日韩FTA达成了广泛的共识。以此为基础，日本小泉首相和韩国卢武铉总统2003年6月会谈时决定年内开始谈判，争取2年内达成协议。由此，日韩自由贸易区就进入了实质性的发展阶段。2003年12月，日韩FTA第一次谈判正式开始，到2004年11月已进行了6次谈判。在日韩FTA谈判如期进行的过程中，日韩首脑2004年7月和12月先后两次会谈，双方都强调要在2005年内结束谈判、达成协议，但是至今没有取得实质突破，未能达成协议。

（6）中韩自由贸易谈判

2006年11月17日，在主办本届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越南河内，韩国和中国政府一致同意，开始进行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工作。当天，韩国通商交涉本部长金铉宗和中国国务院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河内举行了通商长官会谈，双方就着手展开旨在签订FTA的产、官、学领域的合作研究达成一致意见。产官学合作研究是继2005年7月份开始进行的两国民间研究机构合作研究之后的一项举措，实际上意味着FTA谈判的开始。如果中韩两国签订FTA，农、水产业的进口将激增486%，预计会给我国农业和水产业造成不小的冲击。

（7）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

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构想萌芽于2001年的汉城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政府同年正式提出构建设想。2001年3月29日到30日，中国、日本及韩国的学者在汉城召开题为“关于中日韩三国经济合作和环黄海次区域建立自由贸易区网络”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从而作为国际性的会议郑重提出了这种设想。2001年11月14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朱镕基在金边出席“10＋3”（东盟10国加中日韩三国）会议期间，主持了由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韩国总理金硕珠参加的三国首脑会谈。在会上，朱镕基总理正式提出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设想。

由中国外交部长李肇星、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町村信孝和韩国外交通商部长官潘基文牵头的中日韩三方委员会于2004年11月27日通过了《中日韩三国合作行动战略》，该战略表示，三国官方将促进三国研究机构正在进行的关于可能建立的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经济影响的联合研究。

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对三个国家都是有好处的，是所谓“多赢”。但是，中国政府作为首倡者，肯定有自己更广泛的利益。在对各方都有利的情况下，存在最大利益的问题。从长远来看，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中国将会获得更加广泛的利益。众所周知，三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现在呈现阶梯状，日本为首，中国为末。水往低处流，如果实现贸易自由化，三国之间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趋同的速度将会大大加快。自由贸易区建立，主要是产品和服务开放。现在三国之间的货物流通，不仅要受关税限制，还有非关税壁垒限制。自由贸易区建立以后，关税和非关税壁垒都撤销了。所以三国消费者会享受到比现在更便宜的产品。消费者将是最大的受益者。

从产业的角度来讲，中日韩自由贸易有利于三个国家产业结构调整。这就是国际经济学上的贸易创造效应和贸易转移效应。比如，实行自由贸易区以后，由于中国劳动力较低廉、生产资料价格低等优势，以前在日本生产的产品，就有可能转移到中国。产业结构调整实际上实现了资源的优化配置。很显然，这将会在中国制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加凸显现在就已经初露端倪的中国“世界工厂”地位。

另外，贸易的自由化，从产品到劳务，国与国之间都放松了。人员往来增多，文化交流增强，有利于中国企业吸收外国先进管理经验，有利于文化交流、生活方式的交流、价值观念的交流。而且，日韩成熟的市场经济经验正是中国所缺少的。自由贸易区的实现，我们会非常容易地引进，从而促进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设。

实现自由贸易后，中国和日本的技术差距、产业差距很快就会缩小。现在日本连续10年经济持续低迷，而中国保持高速发展状态，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要比日本快得多。日本非常担心这个问题。日本虽意识到建立自由贸易区有可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但这个好处相对于对中国的好处哪个大一点哪个小一点，他们内部的结论是，对中国的好处要大于对日本的好处。

由于一系列原因，在可以预见的时期，三国不会开展设立自由贸易区的谈判，看来这个设想得再过一段时间才会成为中日韩政府认真讨论的课题。但是，谈判本身就是互相妥协的过程。看起来山穷水尽了，突然又柳暗花明的情况经常出现。既然中日韩之间存在着巨大的经济利益，就有进一步谈判的可能。问题是三方都要对自己的立场进行反思，找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方案来。

中国政府在战略上对东北亚地区建立自由贸易区应持积极态度。中国与日本的关系不应搞僵，中国应拿出实际的步骤、措施，确立在区域经济合作谈判中的地位、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可谋求起所谓的主导作用，一是这不可能，二是不必要，三是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还不一定有效果。中国的战略可以用这么几个字概括：政治着眼，经济入手；积极主动，不谋主导；先浅后深，先易后难；突破韩国，吸引日本。只要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以大局为重，从三国人民的最高利益考虑问题，中日韩三国自由贸易区是可以实现的^[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