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第三节　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部分经济体结成同盟，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谋求利益最大化。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必要性需要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来分析。

一、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理论基础

第一，自由贸易能使贸易双方的福利总水平提高。在理论上，首先是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提出了“绝对利益论”，其次是大卫·李嘉图在1817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中阐述了“比较利益论”，奠定了自由贸易理论的基础。随后的自由贸易理论包括要素禀赋理论、新贸易理论都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引下扩展并精致化。自由贸易理论都认同自由贸易“能把蛋糕做大”。在实践中，从一国国内贸易的地区化到全国一体化，从重商主义指导下的国际贸易到现在的贸易全球化与贸易区域集团化并存的状态，虽然在某个阶段也出现过保护贸易的倾向和事实，但总的说来是朝着自由贸易的方向发展，参与自由贸易的各方的福利水平也提高了。如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自由贸易使欧盟已经能够向美国经济叫板。而保护贸易盛行甚至打贸易战往往使参与方都受损，最典型的就是1929—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的贸易战。

贸易还有外溢效应。自由贸易的外溢负效应不像金融开放的外溢负效应那样可能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危机甚至颠覆一个政权，更多地表现为对落后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冲击。自由贸易外溢正效应才是主要的，例如，使分工细化，生产扩大，从而使就业扩大；使资本和劳动力配置到最需要它们的地方，从而提高资本利用率和劳动生产率；使市场扩大，有利于企业或产业实现规模经济；使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方法以及其他知识广泛传播，加速经济的发展；由进口的新产品打开市场，为创造新的企业和产业准备广阔的市场；扩大竞争，消除垄断。此外还有潜在的正效应，即加强彼此的交流和理解，创造和平红利，提高文明程度。

第二，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交易成本是一切不直接发生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的成本，包括信息成本、谈判成本、拟定和实施契约成本、界定和控制产权的成本、监督管理的成本和制度结构变化的成本。如果交易成本为零，双方的交易如同在物理学中的“无摩擦平面”中完成。经济学的一个中心思想是，自由交易往往使资源得到最充分的利用，在这种情况下，资源配置被认为是帕累托有效的。而由博弈论的著名例子“囚徒困境”，我们能够得出：一项交易的达成必须使得有关各方都能满意，但如果没有一个事先商定好的交易办法，所有交易方都将不欢而散。为了确定交易方法，或称为规则、制度，就必须耗费制定规则的交易成本。因此，交易成本就如同现实生活中的摩擦力一样，是无法消除的。但我们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就可以减少这一区域内为制定贸易规则而耗费的各种会晤、谈判等交易成本，还能使各个经济体的互信度提高，减少因违约而造成的交易成本。

二、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直接原因

第一，亚洲金融危机使各国觉醒。在这场世纪末的大危机中，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所谓“华盛顿共识”（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指导下，处理亚洲金融危机。当时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为首的一些经济学家就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严重质疑，认为在拉美国家解决金融危机的经验基础上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有很大的局限性，不能把它作为普遍适用的药方不分青红皂白地开给面临金融危机的所有国家。而事实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迟钝与失误和最终的结果也证明了东亚依靠别人的救援是不现实的、不成功的，只有加强自身的合作才能拯救自己、发展自己。其中，日本对东亚经济联合的态度在危机后就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积极主张设立亚洲货币基金以防范危机。这是东亚联合的一个突出表现。

第二，以出口带动经济增长。一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消费、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在东亚13个国家中，韩国和东盟的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是长期实行出口导向战略的国家，面对世界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衰退，要想促进经济增长，就必须增加对非美国地区的出口，而增加对本地区的出口就成为最优选择。对于中国、日本这两个国家来说，由于内需不振，日本还兼有投资乏力，经济加速衰退的状况，所以两国也有增加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愿望。因此，如果将经济增长作为目标的话，东亚13国很有合作的必要，建立自由贸易区成为可行的方式。

第三，与贸易保护主义斗争的需要。根据历史经验，世界经济衰退的时期正是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时期，而向发展中国家挑战的往往是发达国家。如2002年3月20美国正式启动提高进口关税的钢铁201法案，对大部分进口钢材征收8%～30%的关税，并对厚钢板实行进口限额；5月13日，美国总统布什又签署了新的农业法，其主要内容是大幅度提高政府对农业的补贴。这些法案的通过都是背离自由贸易精神的。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将对世界其他地区的贸易保护主义以有力的还击。

第四，其他自由贸易区取得的成绩鼓舞了东亚各国。欧元的流通，欧洲一体化程度进一步深化；北美自由贸易区使美、加、墨三国都取得了自由贸易利益；由非洲吉布提、埃及、肯尼亚、马达加斯加、马拉维、毛里求斯、苏丹、赞比亚和津巴布韦9个发展中国家组成的东南非共同市场自由贸易区已经在区内实现了零关税，2004年又顺利地过渡到关税同盟，以区域合作积极应对全球竞争。这些都使得东亚各国对加强区域合作增强了信心。而且，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与WTO的法律框架相容，也适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潮流。

三、东亚自由贸易区建设的可行性分析

仅有良好的愿望是无法建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的，任何自由贸易区的建立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其中，“地区一体化成功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是经济上的相互依存”^[5]。没有经济和贸易上的紧密联系，自由贸易区无论如何是不能建立的。目前，东亚地区经过长期快速发展，内部之间的经济联系与往来已经相当密切。这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首先，区域内贸易的发展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东亚地区内部各主要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往来已经相当可观。区域内贸易已经占到各自对外贸易的相当份额。

在中国—东盟方面，2005年1—11月，中国—东盟贸易额达1 172.4亿美元，同比增长23.5%。其中，中国出口498.3亿美元，进口674.1亿美元，同比分别增长31.1%和18.4%。东盟继续为中国第5大贸易伙伴，第5大出口市场和第4大进口来源地。

日本和东盟之间的贸易关系也在不断增强。2002年日本对外贸易总额7 500亿美元，发生在日本和东盟之间的有1 070亿美元，占总额的14.2%。所占份额仅次于美国的23.4%，高于欧盟的13.9%和中国的13.5%。东盟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2001年，东盟对外贸易总额5 620亿美元，其中有1 133亿美元发生在与日本之间，占对外贸易总额5 620亿美元的20.2%。同年，东盟与美国的贸易额占东盟对外贸易总额的21.0%，与欧盟的贸易额占17.5%，与中国的贸易额占6.9%。日本是东盟的第二大贸易伙伴。

在中国、日本、韩国方面，2005年，中日贸易额达1 893亿美元，中韩贸易额达1 000亿美元，日韩贸易额达720亿美元。中国业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日本也在继欧盟和美国之后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

其次，区域内相互投资的加强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供了保障。

在中国—东盟投资关系方面，近几年，东盟国家来华投资的实际投入金额每年在30亿美元左右。2005年1—11月，东盟国家来华实际投资28.1亿美元。截至2005年11月，东盟国家来华投资26 659项，实际投入382.2亿美元。东盟来华投资主要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相对于东盟国家来华投资，中国到东盟国家的投资绝对金额较小，但潜力较大，增速较快。近年来，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积极开展对外投资，东南亚国家作为中国的周边邻国，资源丰富，与中国经济的互补性强，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重点地区。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5年11月，经商务部批准和备案，中国企业在东盟10国投资11.4亿美元。

在日本—东盟投资关系方面，尽管近年来一些东盟领导人抱怨中国在吸引外资方面与东盟形成竞争关系，但迄今为止，东盟依然是日本的主要投资对象，日本依然是东盟最主要的资金来源。1995—2001年间，日本对外投资总额600亿美元，其中344亿美元投向东盟，占对外投资总额的57.1%，对中国投资居第二位，但仅占日本对外投资总额的21.5%。1995—2001年间，东盟共吸收外资2 290亿美元，其中来自日本的最多，占总额的21.6%，欧盟第二，占16.8%，美国第三，占14.5%。在政府对外援助方面，日本对东盟的重视程度有所提高。2001年，日本对外援助总额75亿美元，其中援助东盟的数额为21亿美元，占总额的28.3%，中国占9.2%。2001年，东盟共接受外来援助35亿美元，其中60.1%来自日本。近年来，日本尤其加大了对东盟新加入者经济援助力度。1993年以来，越南所接受的外来援助，历年都有半数以上来自日本。

在韩国—东盟投资关系方面，韩国在东盟也有大量的投资，近年来东盟对韩国的投资也在加强。这些都加强了韩国和东盟之间的经济、贸易、金融往来。

最后，区域内人员往来增多为东亚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提供了强劲的活力。

商务往来、旅游、留学、劳务输出等是人员往来的主要形式。在东亚，内部的人员往来已经大大增加。东盟是日本最主要的旅游目的地。2001年，日本出境旅游人数为1 782万，其中有265万以东盟为目的地，占总数的14.9%，仅次于前往美国的28.5%，高于前往中国的7.1%。2001年，东盟共接受外国游客25 210万，其中日本游客占14.6%，中国占11.5%，美国占8.0%。同样，每年也有相当多的东盟人前往日本旅行。中国、日本、韩国三国之间的人员往来也是规模巨大。劳务输出方面，日本作为工业大国和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国家，每年接纳了大量的外来劳动力，其中以中国、韩国和东盟为最多。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劳务合作也发展很快。截至2005年11月，中国企业在东盟国家签订承包劳务合同总金额341亿美元，完成营业额227亿美元。新加坡、马来西亚、缅甸、泰国和越南是中国在东盟国家开展承包劳务合作的主要国家。其中，新加坡已成为我国对外承包工程第4大目的地和对外劳务合作第2大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