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给学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影响

第四节　供给学派的理论实践及其影响

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兴起于美国，它的政策主张也主要在美国付之于实践，又因其与里根政府施政方略的“契合”而显得引人注目。供给学派的实践紧密地贯穿于里根执政的8年之中，并对其他西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一、“里根经济学”和“经济复兴计划”

里根早在1980年的总统大选中，就全盘接受了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并作为自己的竞选纲领，这主要是因为供给学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能更好地反映和体现里根所代表的美国部分政治集团和收入阶层的利益。在总统竞选之前，里根就是美国大多数所谓“平民保守主义分子”的支持者和利益代表人。这部分人大多是西部的中小企业主、农场主、房地产主，等等。他们的经营规模小，主要立足在国内市场，因此，他们不仅要受到国内政府有关企业规章条例法规的严格限制，而且没有大垄断跨国公司逃税避税的便宜条件，税负沉重，储蓄和投资的能力日益枯竭。为此他们竭力反对国家政府对企业过多的干预，主张恢复自由企业制度，反对大规模的社会福利开支和所得税政策。他们之中很多人还是1978年加利福利亚州“第13号提案”抗税运动的参加者。国家学派中的著名经济学家，如肯普、拉弗、万尼斯基等就是“平民保守主义分子”的主要代表和理论家，而里根的政治基础正是根植于这批“平民保守主义”极端保守派的。里根本人也是“第13号提案”的积极支持者，那时，他就和一些供给学派的经济学家频繁往来，他早就重视宏观经济，注意微观分析，并对主张财政、金融措施并重的供给学派寄予很大希望。在1980年的竞选总统纲领中，里根就提出了在执政的头3年中每年减税10%，争取削减财政开支，逐年平衡预算，控制货币信贷，控制通货膨胀等供给学派的主张。

当然，里根当选总统以后所提出的更具体的“经济复兴计划’的思想基础，并不全都属于供给学派的经济理论，因为里根政府看到，凯恩斯当年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需求不足，凯恩斯的宏观经济理论提供了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实践所证明的、解决需求不足的短期有效的药方。但是，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不仅出现了与凯恩斯所面临的完全不同的新现象，即资本主义经济所面临的问题已经不是需求不足，而是供给不足、经济衰退，而且由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的结果反而导致了“停滞膨胀”局面。因此，对里根来说，一方面要努力刺激供给，另一方面必须控制需求，这就成了当前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在美国由里根政府实验的基本内容。从里根“经济复兴计划”的理论基础看，里根的“经济复兴计划”是以供给学派的政策对付经济停滞，用货币主义代表人物弗里德曼关于严格控制货币供给量增长速度的理论抑制通货膨胀，同时也吸收了代表东部财团利益的经济学家如乔治·舒尔茨、阿伦·格林斯潘、威廉·西蒙等人的理论观点，强调平衡预算。因此，所谓以“里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经济复兴计划”不过是供给学派理论、平衡预算理论和货币学的混合物。

集中体现里根政府经济政策的“经济复兴计划”是在1981年出台，以后又陆续有所补充和发展。其基本内容概括起来，就是“三少一增”政策，即减少税收，减少非国防开支，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国防开支，同时还有支持联邦储备局紧缩货币供应的政策。

（一）减少税收

里根政府把减少税收看作是“经济复兴计划”的关键所在。1981年7月，经国会通过的减税法案规定，个人所得税不分等级，一律在三年内削减23%。即从1981年10月l日起削减3%，1982年7月1日起再削减10%，1983年7月1日起再削减10%，三次累计共削减23%。同时还规定从1985年起，个人所得税率指数化，即规定税率的等级将按照上一财政年度的消费物价指数加以调整，使纳税者不致因通货膨胀而升高纳税等级。例如，如果1984年消费物价上涨10%，名义工资亦提高10%，则1985年税收的起征点和各个税收等级的最低限额，都相应提高10%。这样的大幅度减税，在美国历史上是罕见的，它使美国税收占GNP的比重，从1981年的20%减到1983年的18．l%。减少的税额，1983年为800亿美元，1983年—1985年累计为3 500亿美元。

美国国会又于1986年9月通过并经里根总统于同年12月签署了一个新的税制改革方案，号称是“最简明、最公正”的税制改革方案，这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二次革命”。这个方案具有纳税档次少、减税幅度大的特点。它将原来14个税率等级，简化为3个等级；个人所得税率的最高档次从原来的50%减到28%；公司的最高税率从46%减到34%，取消或削弱了名目繁多的减税优惠，规定公司必须缴纳21%的最低税率作为起码的纳税标准。从这些特点看出，美国税收制度实际上已从过去的“累进制”变为近乎“单一税制”。根据这一方案，个人所得税将平均减少6．1%，同时也有一些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有所增加；企业的名义税率虽有减少，实际却有提高。因此，这次税制改革，实际是有减有增。据美国报刊计算，1987年—1992年的6年间，个人税减少约1200亿美元，它大体上被公司税务的增加所抵消。

（二）减少非国防开支

这主要是指减少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根据预算平衡论，减税势必以减支来抵补赤字，同时这也符合供给学派减少社会福利支出的要求。里根政府计划在1981年—1984年间，减少支出5．6%。但国防属于增加的项目，是不能减少的；同时迫于政治原因，下列项目也不能减少：第一，社会保险中的基本退休金；第二，医疗保险；第三，退伍军人福利；第四，中小学无偿供应的早、午餐；第五，入学前儿童补助；第六，青少年夏季工作。而列入削减对象的有：减少对经营进出口业务的银行拨款；取消对混合人造燃料和太阳能的补贴；逐渐减少对城市交通和全国铁路公司的补贴；废除穷人的法律服务；减少对大学生的借款补贴；减少对城市住房和乳制品业的补贴；废除政府的临时工作；废除食物券和对矿工黑肺的补贴。

（三）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方面

上述减少某些支出项目，实际上已具有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的意义。此外，里根政府为了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还采取了如下一些措施：

第一，放松了对美国企业界的管制，强调“一切企业的合并，只要不妨碍竞争，规模再大也不违法”。这就大大助长了兼并之风。1981年企业兼并宗数达2 300起，超过美国历史上年兼并的最高纪录。其中包括杜邦化学公司和美国钢铁公司分别兼并了74亿美元和46．5亿美元的大型兼并事件。随后1983年又有1385起、1984年2 390起、1985年约3 000起的兼并宗数，大大促进了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第二，取消工资和物价的“自愿限制”，其中包括撤消石油限价的规定，为此，还解散了1974年成立的稳定工资和物价委员会，使物价可以自由上升。

第三，放宽环境保护条例，如放宽或废除了34项防止污染和保护行车安全的规定，使每辆小轿车成本降低150美元。

第四，解除对民用航空的管制，以增强竞争。为了放松对企业的管制，里根上台第一个月就成立了以布什副总统为首的解除规章制度工作组，专门负责这一工作，直到1983年8月才告结束。

（四）增加国防开支

这是里根政府争夺世界霸权的重要支柱，实际也是沿袭凯恩斯主义增加政府支出的一项政策。美国军费支出在卡特政府任期的1977年—1980年，支出总额4 563亿美元，年平均1140亿美元。而里根政府1981年—1984年的支出总额就多达7 731亿美元，年平均1932．75亿美元，较前任的年均数增长了69．4%。到1986年、1987年更分别高达2 755亿美元和3 120亿美元。

（五）推行有节制的稳健的紧缩性货币政策

里根上台不久，就要求联邦储备委员会实施与他的“经济复兴计划”相协调的货币政策。联邦储备委员会从1980年起开始大力降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1980年12月至1981年11月货币实际增长率为4．l%，远远低于原计划6%～8．5%的增长率。

二、供给学派与发展中国家经济

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政策调整的明显特征是，决策者认识到供给学派经济政策主张的重要性，其所关注的重点由经济的“需求边”转向“供给边”。

（1）“20世纪80年代可能是税制改革风靡全球的时期”，发展中国家当不例外。在印度，拉吉夫·甘地制定了全面系统地减税的1985年—1986年度财政预算，新加坡和拉美地区部分国家也曾通过减税来增加储蓄和促进私人投资。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策调整，确实反映了税收制度和政策对经济发展关系的重要性。

（2）发展中国家政策调整也反映在减少国家的干预、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方面。在印度，拉吉夫·甘地提出了一套旨在“对内放开”、“对外放宽”的经济改革方案，其重点是，对内发展私人资本、整顿国营企业；对外放宽利用外资的种种约束，尤其是对技术进口的限制被放松。在印度、非洲和拉美地区还出现了将国营企业私有化的浪潮。私有化的效果比较明显，它成为经济发展活力增强的一个重要因素。

（3）发展中国家在80年代也注重控制货币发行量，进行金融改革，稳定物价，从而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宽松的环境。20世纪80年代初的印度、80年代中期的阿根廷以及巴基斯坦、委内瑞拉、巴西、秘鲁，乃至墨西哥等诸多发展中国家，都注重发展中的货币政策的调整和改革，并都取得了一定的效果。

（4）发展中国家还主张削减政府支出，减缓政府预算支出的增长速度，逐渐实现预算平衡。但是供给学派理论和政策主张，在发展中国家经济决策中运用的局限性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供给学派的基础是新古典模式，即资源的有效配置主要依赖于私人的首创性与事业进取心。但发展中国家的某些特定环境决定了仅靠私人部门的市场行为不足以取得资源的有效配置，这需要政府干预具有较强的力度。然而，这种国家调节经济的行为又不能是凯恩斯主义的。

第二，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低收入国家，受到种种由于经济落后而导致的问题与弊端的困扰。在这些非常强烈的经济发展约束条件下，政府所关注和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不是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佳配置，而是如何把收入分配得合理、经济环境的稳定以及提供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设施等目标。因此，经济的自由化是有限度的。由于西方经济理论（包括供给学派的理论），是建立在业已完善的市场体系基础上的，因此，也只有以完善的市场机制为前提，西方经济理论的政策效应才能较为充分地发挥出来，无论其政策效应表现为促进还是阻碍经济增长与发展。然而，发展中国家的生产要素市场、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不够发达或受抑制的状态，这就使政府不能不关注市场的发展，以帮助健全储蓄—投资—经济发展的良性运行机制。在这一过程中，政府要消除外部限制（如外汇可供量）和内部限制（如促使市场统一、扩大市场规模、推进技术转换和确立适度的金融中介机制，等等），同时，储蓄和投资所导致的经济增长还不能说就是经济发展。因而，不完善市场条件下的政府还要涉及人力资本形成、基本的社会经济结构、农业改革和人口控制等。由此看来，如果没有政府对市场运行的积极干预，再美妙的现代经济理论及相应的政策在经济欠发达国家和地区也难以发挥作用；相反，一些新型工业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成就证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重要的。

第三，供给学派以“减税”为核心的政策主张，也并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包治百病的良方。在发展中国家，我们首先应注意的是低收入国家极少依靠所得税影响经济，所得税政策的改革难以对经济增长构成显著影响。因此，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所得税的规模在减税之外，更重要的也许是改革税基、税收规章及条款和税收结构，而这些内容并非供给学派所主要关注的。

第四，税制改革的效率在发展中国家往往难以顺利实现。供给学派的减税政策主张以提高经济效率为中心，它不太关注经济平等（收入分配均等化）目标，因而被人们指责为“劫贫济富”的经济理论。问题还在于，在发展中国家，已有的税收制度不得不将收入再分配作为其最重要的目标，以此为中心，税收目标又是多重的，它会对经济产生某种扭曲效应。税制改革效率目标的实现，在发展中国家还有相当大的困难，这不仅仅是由于其税收制度不得不建立多重目标（包括占据一定地位的政治目标），而且还在于其税收制度的非规范性和残缺性。

总的来说，供给学派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它毕竟产生于西方发达国家，产生于“滞胀”时代的末端，而且它的理论本身欠周密和完备，因此，发展中国家就不能照搬供给学派的某些具体政策主张和结论，而应该吸取其注重供给的思想观点，否则，不仅不能对经济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而且还会弄巧成拙，造成经济混乱和政府的无所适从。

三、供给学派与中国经济发展

在中国，研究现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目的，固然包括探索经济学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揭露西方经济理论的资产阶级本质，以便更好地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更重要的是“洋为中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以现代市场经济运行为研究对象，因此，对我国的经济改革和发展有一定参考价值。

在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过程中，供给学派的思想观点应当引起我们的注意。供给学派非常重视供给在经济增长与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尽管我们并不接受早已被马克思批判的“萨伊定律”，但供给学派关于生产的真实扩展来源于生产率提高的观点，从总体上来看是正确的。供给经济学对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科学性认识还包括：缩小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范围，减少社会的纳税负担，提高人们工作的积极性、储蓄与投资热情；供给对需求的导向和诱发作用；经济垄断的非永久性；大企业的弊端及中小企业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创新”作用和解决就业压力的独特机能；对劳动供给行为的传统“规律”—劳动供给的“后弯曲线”的批评，指出支配劳动供给行为的非工资率因素，如所谓“向上流动”的社会意识和财富约束；就业问题的真正解决在于生产的增长；对货币供给量的适度控制；财政赤字对通货膨胀率水平和资本形成能力的影响程度，等等。通常所说的“拉弗曲线”并不是供给经济学的全部内容，也不应该成为供给学派的代名词。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其核心问题应该是供给问题，我们将发展生产力作为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来看待，不仅是对几十年来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正确认识之后的高度概括，而且也符合发展经济学说所业已揭示出的客观规律。可以肯定地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战略方向是正确的。问题是，正确的方向并不能确保战略的成功。“战术”即在复杂的改革过程中所采取的相关配套的改革措施也同样重要。我们现在的改革缺乏现成的政策工具库，这就要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无疑，供给学派及其对供给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可以为我所用。

然而，为我所用又不是“拿来主义”，供给学派经济理论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其所运用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条件我们并不具备。这不仅是因为我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占主体，而且也由于我国受到在其他发展中国家运用供给学派理论时所存在的相同或类似的约束和局限。面对更为复杂的经济运行问题，我们需要超越供给学派经济理论和其他西方经济理论，在综合考虑需求因素的同时，建立适合中国经济运行实际情况的供给理论。这一超越离不开借鉴，离不开对我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已有实践的成就与问题的总结；这一超越的根本特征在于，如何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上来构建使中国迈向现代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一超越也是对现代发展经济理论乃至现代经济理论的极大丰富。我们相信，在正确借鉴人类文明史已有认识成果的基础上，不断发现和提出解决错综复杂的问题和理论，这种超越将会随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不断成功而逐步得到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