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号权的概念与性质

一、商号权的概念与性质

所谓商号权，是指商事主体对其商号依法享有的支配权利。这种支配，既包括对商号的独占使用，也包括依商号权人的意思，对商号依法处分(如转让、继承、抛弃等)。由于民法上属于支配权性质的权利很多，商号权属于哪一种性质的支配权，就成为学者们争议的热门话题。归纳起来说，大体有以下三种主要学说:

(1)人身权说。该学说认为，商号既然是商事主体用于与其他商事主体相区别的名称，那么商号权也就是商事主体人格权的象征。^[23]在持此种观点的学者中，有将商号权直接等同于自然人的姓名权的;^[24]也有将商号权泛泛解释为人格权的;^[25]还有将商号权解释为身份权的。^[26]尽管解释的理由各不相同，但他们的共同之点就在于:强调商号权的专属性、排他性和对商事主体的依附性。

(2)财产权说。该学说认为，商号在登记之后，虽然由特定的商事主体取得了专用权，但这种专用权的客体是可以转让与继承的。而人格权只能由特定的自然人享有，不能转让与继承，因而，不能将其解释为人格权的延伸。商号权与一般的财产权确有不同，其给付的标的为无体物，因而将其解释为财产权中的无体财产权较为合适。^[27]

(3)混合权利说。该学说认为，商号权兼有人格权和财产权的属性。一方面它有姓名权的排他效力，可以专用;另一方面，它有财产权的创设效力，可以转让或继承，因而，商号权兼具人格权与财产权双重属性。我国有学者甚至直接将商号权称之为“兼人身权与财产权于一体的混合权利”。^[28]

我们以为，人身权说和混合权利说，从各国的立法实践和法理上讲，均有值得商榷之处。理由在于:

(1)商号权虽然与所附属的商事主体密切相连，具有专属性的特征，但不能以此就认定专属性的权利就是人身权。在民法上，具有专属性质的权利很多，人身权具有专属性，某些财产权也可以具有专属性。如继承权只有与被继承人之间具有特定身份关系的继承人才能享有，但各国立法均承认继承权是一种财产权，而非人身权。因此，仅凭商号权的专属性与排他性特征，就认定商号权是人身权，理由难以成立。

(2)商号是商事主体之间所从事的营业相区别的标志，从可识别性的角度看，确有与自然人的姓名相同的功能，但自然人的姓名是附着于自然人的人身之上的，是自然人人格利益的体现;而商号是附着于商事主体的营业之上的，营业是一种财产，而非商事主体的人身，因而，商号是商事主体财产利益的体现，而非人格利益的体现。虽然各国立法均允许以自然人的姓名作为商号，但同一符号在不同的场合使用，就会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这是持姓名权说的学者不应忽略的问题。

(3)将商号权解释为商事主体的人格权，将无法回答商号权的继承与转让问题，因为民法上没有任何一种人格权是可以被转让或继承的。同时，将商号权解释为一种身份权，也不符合民法关于身份权的理论。民法上的身份权是基于民事主体的特定身份而享有的一种支配权，这种权利同样只能由特定身份的人才能享有，不发生转让与继承的问题。仅仅因为商号可以起到对外表彰商事主体营业的作用，就认为它是一种身份权，在法理上是站不住脚的。

(4)将商号权解释为兼具人身与财产属性的混合权利，虽然可以左右逢源，从不同角度解释商号权的不同特征，但这种解释一方面在法律上毫无意义，因为自罗马法以来，财产权与人身权的分类，就是各国民商事立法的最基本分类，各国立法也是按照这一分类来确定对不同民商事权利的调整方法的;迄今为止，在各国立法中，还未见到将民事权利以是否具有财产内容为标准，分为财产权、人身权与混合权的立法例。另一方面，对商号权混合权利的界定，在法理上也无法解释商事主体终止营业或主体资格消失以后，仍可以将商号单独转让的事实。^[29]因而，主张商号权是兼人身权与财产权于一体的混合权利的主张，只是部分学者脱离立法实际而提出的一种观点，根本谈不上学术界的通说。

我们认为，将商号权界定为财产权，是财产权中的一种无形财产权(或称“知识产权中的工业产权”)，更符合商号权的属性和各国的立法实践。理由在于:

(1)人类社会的财富分为有形财产与无形财产两大部分，如果说，在传统农业社会，人类社会财富的构成，还主要以土地等有形财产为主的话，那么，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无形财产大量涌现，商标、专利等同样构成社会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已是不争的事实。商号是一种由文字所构成的名称，单纯从有体财产的角度看，无法衡量其价值，但将它附着于特定的营业之上，却可表彰商事主体的商业信誉，体现商事主体的财产利益。商事主体对商号的支配，事实上体现的是商事主体对其财产利益的支配，而非人身利益的支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商号与商标、专利一样，是一种无形财产。法律对此类财产的调整所形成的权利，应属于与有形财产权相对应的无形财产权。但由于各国民法典编纂时，无形财产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尚未显现，因而，并无调整无形财产权的专编规定。这也是导致习惯于民法典思维的学者，总是试图将商号权之类的无形财产权解释为人身权的一个重要原因。事实上，各国立法者已经注意到在传统民法典的框架内，很难解决对无形财产权的调整问题，因而，纷纷通过单行立法的方式对之加以规范。不仅如此，由于商号的使用没有地域的限制，为了协调各国之间对商号权的保护问题，1883年的《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正式将商号权作为一种工业产权来保护。该公约第1条第2款规定:“工业产权的保护对象有专利、实用新型、外观设计、商标、服务标记、厂商名称、货源标记或原产地名称以及制止不正当竞争。”1967年签署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2条规定的知识产权定义中，也将商号权列入其中。^[30]由于该公约第16条明文规定:“对本公约，不得作任何保留。”因而可以认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接受商号权为无形财产权的界定的。

(2)从各国立法的规定来看，商号确实具有依附性，这是它与其他无形财产权的不同之处。但这种依附性不是针对特定的商事主体而言的，而是针对商事主体所从事的特定营业而言的。各国立法通常只是规定，商号不得与营业相分离而单独转让，而并没有规定商号不得与享有其专用权的商事主体分离而转让。如果是那样，商号就决无转让的可能了。因而，商号是依附于商事主体所从事的营业而存在的，不是依附于特定的商事主体而存在的。将商事主体与商事主体所从事的营业混为一谈，是我国部分学者无法对商号权的性质作出正确解释的最主要原因。我们以为，正是由于商号依附的是营业，而营业是一种财产，因而，商号与营业才有一并转让的可能。

(3)我国1986年颁布的《民法通则》第99条第2款将商号权与自然人的姓名权同等看待，主张其为一种人身权。^[31]这是我国部分学者主张商号权为商事主体人身权的主要法律依据。但我国又分别于1980年加入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缔结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1985年又缔结了《保护工业产权巴黎公约》。上述两个公约均将商号权作为工业产权看待，而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约》第16条明确规定，对公约的内容不得保留。基于条约应当信守的原则，我们认为，在国际上，我国通过缔结相关的国际公约向世界表明，我国承认商号权是一种工业产权。而在我国的国内立法中却规定商号权是一种人身权，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因此，在未来的民法典中，对此问题的规定，应当加以调整，否则就与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成员国的义务相违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