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播电视相关研究一直呈现的是多学科、多面向，并以“广电媒介”为中心的分布态势。而在全球化、信息化、个体化共同发作的当下媒介环境中，广播电视研究的核心概念、研究领域、理论范式和学科边界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如果说2014年我国广电研究的主题是对既有研究体系的反思和重构，2015年，相关研究进一步从“媒体”向“视听传播行为”转移，并呈现更加碎片化的态势。本章即从上述态势入手，对2015我国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的“广电类研究”（广播电视以及视听传播相关研究）做一次概括性的梳理。
“广播电视研究”是一个庞杂的知识领域，是不同知识领域共同关注的对象：传播学考察电视如何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艺术学探讨电视的影像艺术，批评家细读电视文本，管理学钻研电视的产业经营……2012年教育部学科专业新目录正式确立了“广播电视学”的学科地位，也引发了相关学界对学科内涵、知识体系及学科共同体的思考。有学者[1]指出广播电视学的知识体系应该包括元理论、科技哲学及学史，广播学、电视学和视听新媒体三个二级体系，而广播学、电视学和视听新媒体则均应由技术学、新闻学和艺术学三个三级体系构成，充分体现学科的交叉。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播音与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戏剧影视文学、数字媒体艺术、录音艺术、照明艺术等专业，纳入到广播电视学科的研究和建设中来。但也有学者[2]对1998—2013年中文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实证分析中指出，广播电视研究主要汇聚于电视媒体与传播艺术（内部可分为：电视剧、电影、纪录片、电视文化与大众文化等）、电视节目与电视栏目（内部可分为：节目创新、主持人、中央电视台与省级卫视等）、广播电视与公共性、制播分离与频道专业化、盈利模式与产业化，但从不同研究侧重的中介中心度上看，新闻传播理论始终是广播电视研究领域的基础理论来源，并且这一情况呈现上升趋势。综合上述学科现状以及篇幅和研究精力的有限，本章中所使用的“广电类研究”仍以新闻传播理论为主要参考视角，同时延伸至组织经营与管理以及部分媒介艺术相关的内容，以求与现有媒介的经验现实相勾连。
操作路径上，传播学者潘忠党在讨论学术研究和论文写作的文章中将文献综述分为三个主要类别：①组织和陈列已有研究；②整合并提升已有研究；③在已有研究基础上建构理论。[3]而本章主要的目标在于完成第一种类型的文献综述，为同领域研究者服务，并在此基础上力求向第二类综述迈进，以综述工作和初步的研究评估对当下广电相关研究做出一定的推进。为勾勒某一研究领域的全景图而展开的综述的重点在于将已有文献分门别类地组织起来，并在这样的组织结构下，就每一类研究做出系统的概括，呈现主要的结构性脉络。因此，文章选取上，以本文件最主要的八种学术期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当代传播》《现代传播》《新闻记者》《新闻大学》《中国电视》《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为主要着眼点，同时也关注其他广播电视及新闻传播类专业刊物，和诸如《当代电视》《电视研究》《编辑之友》《视听界》《南方电视学刊》《新闻界》《中国广播》以及大学学报等综合性学术期刊，并依照议题需要涉及部分国外研究（由于精力和篇幅有限，国外研究未能全面覆盖）。对象选择上遵循“对代表性重要研究做较为细致地呈现”[4]这一原则遴选出论文390余篇细读后，最终确立了对之进行分析呈现的论文102篇。
为了向第二类研究综述迈进，提升已有理论的“浓度”和抽象程度并保持与往年研究的延续性和可比较性，本章对这些论文做了归类合并，共分为四个临时的部分框架：
一、理论篇：危机预警与转型反思
教育学家凯特洛夫认为，科学的突破点往往发生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5]面对汹涌来袭的新技术和全球传播浪潮，“广电研究”的学科框架刚被“确立”就迎来巨大挑战。2015年，学术界的反思集中在对各种危机的预警和问题的描述上，“转型”仍旧是持续性的主题。
（一）媒介融合与学科反思
戴元光认为，我们现在正处于社会变动的时代，面对不断创新和变化的研究对象，新媒体将成为人类生存、生活的基本维度。[6]在此背景下，许多学者参与探讨了广电学科中研究对象和研究重点的重新界定。2015年度一些宏观调查报告和重要学术会议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出上述思考。
1.权威报告发布
2015年“皮尤”报告发布[7]，与电视相关的三个板块指出，尽管电视业面临严峻挑战，但仍维持营利。这主要受益于数字视频在过去一年中的蓬勃发展，受众与广告商对其热情高涨，广告收入涨势喜人。报告显示，每7个美国受众中就有1个不再购买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服务，被称为“切线用户”（Cord Cutter）。这种行为不仅指向有线电视，同样指向新闻网和那些依靠收费服务营利的电视台。本地电视新闻在3个关键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收视率下跌。随着电视新闻网网站的数字服务逐渐增加，年轻人有重新回归新闻网站的趋势，网站也试图通过与原生数字媒体的合作挽留住年轻人。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好网站一般都符合以下特点：网站独立、拥有大量新闻内容、在com Score留有数据、在2015年第四季度至少拥有1000万独立访客。不能忽略的是，有线电视实际上是多平台操作，每个组织都有自身实质性的数字表现。
与之相对应的，中央电视台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2015年世界电视媒体发展十大趋势》[8]同样将“转型”归纳为全球电视媒体发展的主题。网络视频、移动视频的迅猛发展，使全球电视媒体从内容、渠道到终端都发生着巨大变化，聚合业界信息，报告提出2015年世界电视媒体发展的十个主要趋势，分别是：
·全球电视收视总体保持稳定，电视端仍是消费量最大的媒体，这种状态来源于电视软硬件环境的不断创新。
·发达国家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持续缓慢下滑；OTTTV用户增长迅猛。
·传统电视阵营主动加强OTT新媒体服务。
·国际知名电视媒体强化移动传播、社交传播。移动互联、社交传播渠道的影响力日益显著。
·电视节目社交化和互动化的模式更为多样，游戏化和虚拟社区构建渐成气候，电视剧与真人秀仍为提升收视的主力。
·家庭电视大屏成为传统电视阵营、网络运营商等争抢的核心，或将决定未来格局。
·电视广告增长趋缓，移动视频广告增长迅速；视频广告整合营销成趋势。
·电视媒体逐步“去中介化”，把观众转化为用户；互联网公司通过加强原创自制内容及付费服务，力图成为“互联网电视台”。
·4K超高清电视加速普及，互联网公司及电视台纷纷布局超高清战略，抢占未来制高点。
·混合播放成为全球性发展趋势，在传输环节，传统广播平台与新媒体互动平台的融合不可阻挡。
2.学术会议共识
学术会议方面，转型与融合同样是学术界和业界的共识。由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与国际传播学会（ICA）共同主办的“国际新媒体高峰论坛”于2014年10月在上海举行。论坛的主题为“大数据、大融合：新媒体面临的挑战和机遇”。会议邀请了包括现任国际传播协会主席Peter Vorderer以及前任主席在内的诸多有国际影响力的海内外学者、业界人士参会和演讲。在电视以及视听研究方面英国桑德兰大学Guy Starkey和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Arthur Austin Raney，分别对新媒体时代传统媒体的演进和变化做了分析。Guy Starkey认为，新技术不断改变当今的媒介政治、经济环境，公民新闻学、多媒体新闻网站获得普遍发展，但传统媒体仍有巨大的影响力。90%的15岁以上的英国成人每周听广播， 36.6%的人通过数字平台等收听广播。他断言，互联网是否会让电视死亡，我们还不知道答案。但是电视是否会让广播死亡，答案一定是不会。Arthur Austin Raney提出了“第二屏幕理论”，来分析当今人们观看电视方式的改变：40%的人会在看电视的时候使用第二屏幕（如智能手机）评论，20%的人会讨论电视上正在看到的内容，或者查看他对于该电视节目的感受。今天的电视已经是个高度社会化的电视，技术允许远距离的电视观众同步进行社会化互动。我们的媒介环境从一对多（传统的大众传播）到多对多（群体传播）和一对一（人际传播），即大众传播和人际传播融合在了一起。
（二）媒介形态变迁与概念重塑
教育学家凯特洛夫认为，科学的突破点往往发生在社会需要和科学内在逻辑的交叉点上。[9]核心研究对象本身的剧烈变化往往是学科演进的重要裂变点。“广播电视研究”，作为专门的学术领域，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从“电视是什么？”转变到“广电研究的核心对象是什么？”2015年度，由于全球化和新技术的推动，广电类研究核心对象的媒介形态变化更为剧烈，对广电媒介形态演变趋势以及新兴视听媒介的跟踪描述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
1.“电视消亡论”的讨论延续
2013年，广电研究学术界曾就“电视消亡”这个议题展开过激烈争论，作为这场争论的延续，一些学者在2014年对“电视消亡”的议题做出了学理分析。作为这一议题的延续， 2015年学者胡智锋[10]再度发声，认为在媒介融合时代轻易对传统媒体进行简单判断，是值得警惕的问题。作为传统媒体的电视，在媒介融合时代依然保持一定的活力，这种活力当前主要体现在：在电视内容方面，多元终端呈现的，依然多是电视的内容；在电视台方面，进行组织重构的电视台可以依然保持活力；在电视人才方面，高端大制作依然需要专业化、高水准的电视业者；在电视收益方面，品牌电视媒体和现象级节目，依然享有高额商业回报。未来，传媒格局可能呈现出一种新旧媒体混合、兼容而共生的状态；而若要持续保持电视的活力，必然需要传统电视媒体破除“惯性思维”，树立创新与“再创业”的意识，不把与新媒体的融合只看作传统电视媒体的“脱困”手段之一，而更应以全新的理念看待传媒与传播。
2.广播电视的本质和优势
在充分进行经验剖析的基础上，划定学科领域的关键在于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的确立。从当前广电行业发展实际来看，“广播影视”或“广电”等传统广电研究核心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早已被冲破，广播影视服务已经随着新技术新业务的应用与发展向相关领域渗透拓展，行业管理也已经延伸到“网络视听节目服务”领域。老概念已经不能容纳越来越多的新变化、新动态、新趋势。2015年探讨的核心问题仍然是传统广播电视与新媒体之间的关系，许多新的“关键词”不断出现。澄清广播电视的“本质特征”实质上是力图确定广电类研究核心概念的重塑，并为后续研究设定清晰的起点。
《新闻与传播研究》刊登的“国内外新闻与传播前沿问题跟踪研究”课题组的跟踪报告[11]，采用“影视研究”这一概念，认为数字化、全球化是当下影视研究的大背景和着眼点。在此视角下，报告指出2015年的国外影视研究主要有以下几个重点：在经济方面，有关注转变中的亚洲电视业的研究，有从媒介经济学的不同角度考察数字环境中公共服务媒体的未来发展，有对目前电影产业领域最集中的几大研究领域以及未来研究方向的梳理和总结。与全球交易量走高相呼应，电视模式的研究也趋于深化和细化，有结合全球商品链、世界体系理论对跨国电视节目模式交易系统在投入产出结构、地域性、治理结构及制度性框架等方面的分析、关注电视模式作为经济产品和文化产品的现状，亦有探讨有剧本模式的兴起原因与发展。此外，还有对于电视从业人员的结构尤其是其中的性别和种族状况的案例研究，对于暴力电影和暴力行为的关联性分析，年龄和性别对观众收视的影响分析等。
延续之前的用法，“电视+”也仍然是一个较多使用的概念。2015年的“电视+”更倾向于从具体的案例入手。有学者[12]以春节联欢晚会作为典型案例，认为在新媒体发展如日中天的语境下，中央电视台“春晚”顺势而上，2015年与新媒体大联欢，开启了央视“春晚”在传播形态方面又一轮转型。
多屏传播方面，“春晚”诞生后，电视直播的形式持续了24年，2007年央视“春晚”首次开通央视官网在线直播，但因其用户量及平台覆盖率低、清晰流畅欠佳等因素，传播效果差。2015年央视“春晚”忍痛割爱，直接将“春晚”网络直播权转让给爱奇艺视频网站，独家直播总播放人数超过4000万、总播放量突破7000万，直播流量创下全球单平台在线直播纪录。
3.移动化转型
移动互联时代，智能手机、平板电脑以及可穿戴设备等成为人们更为常用的信息接收终端。信息终端的融合与发展不仅催生出新的传播形态，也使人们对信息产品的需求与消费从思维到行为都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为了适应这种变化，广播电视业出现了数字化融合加速、流媒体应用崛起等较为明显的发展态势，移动转化成为不可逆转之势。2015年的广电移动化研究则尤其以广播媒体的移动化为两点。有学者[13]认为，在移动互联时代，作为内容提供方的广播媒体，渠道和内容将是其未来发展的必然逻辑。也有研究者[14]认为广播借助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便携式多媒体终端，真正做到了突破时空限制的信息流动接收，伴随性与移动性的结合，“一方面契合了年轻一代受众群体多渠道接收信息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也促使广播提供给受众具有个人化色彩的媒体内容，从而进一步细分受众市场，并以此推进广播产业链的不断延伸”。另有研究者[15]分析了传统广播在移动端的竞争中败下阵来的原因，一是没有针对移动端用户的需求与习惯重新设计内容，二是用户自生产内容的缺席，既没有盘活自家主播的业余价值，也没有给予用户足够的自由。另有研究者[16]指出，移动音频客户端存在盗版现象严重、同质化现象突出、盈利模式单一等问题，而要摆脱这种困境，需要在“平台媒介化、内容品牌化、运营个性化”方面做出突破。尽管世界各国的广播业目前的实力与发展步调不尽相同，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广播业的发展仍呈现出数字化融合趋势加速、流媒体网络广播应用强势崛起、车载音频市场竞争激烈等较为明显的态势。
4.社交化延伸
2015年广电媒介形态变迁相关研究中，“社交化”是最受瞩目的热点，几乎所有广电类媒介实践和相关研究都涉及这一问题。国外广播媒体方面，有学者[17]研究了社交媒体的崛起对欧洲公共服务广播（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PSB），特别是英国和荷兰的影响。文章从组织、专业实践和内容三个方面探讨“社会化”和“公共”的相遇，并在文章最后探讨了公共电视如何在利用社交媒体吸引更多年轻观众和制作人的基础上，避免公共价值上的妥协。
电视媒体方面，有学者[18]介绍了日本电视业与社交网络的媒介融合现状。与国内类似，日本移动媒体的加速发展及整个电视行业数字化的全面普及，使日本普通受众对于信息内容的接触方式和使用意识也发生了转变。日本电视媒体在媒介融合的进程中，并不是简单地去迎合这种变化，而是针对受众的需求，主动地去创造、强化电视媒体特有的作用和价值。
在日本，传统电视业与社交网络的媒介融合，基本是指通过社交网络有效进行电视相关信息内容的发送、共享、扩散，以及节目宣传等活动，并利用社交网络内受众的反馈信息进行节目指标化探索的行为。为了明确日本民众对于日本电视业与社交网络的使用现状问题，日本NHK传播文化研究所于2013年初进行了三次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目前日本民众将电视媒体与社交网络联系在一起进行使用的现状并非乐观，但是值得欣慰的是年轻人对于这种媒介融合的接纳度是具备提升潜力的，而且社交网络与电视媒体的融合让受众感受到的那种愉悦，对日本电视业来说是非常珍贵的。从2014年开始，日本电视业尝试构筑一个由“电视、智能手机、社交网络”三者形成的可循环式的媒介融合生态系统。
5.视频网站主流化
近年来国内视频网站将竞争的发力点放在自制节目领域，成为一种新的媒体类型。有学者[19]系统梳理了我国视频网站群体的发展简史，从视频网站发展模式、版权、内容、渠道、业务五大方面剖析其进化脉络，并展望我国视频网站未来的发展亮点。
从2004年乐视网上线算起，我国视频网站经历了10年发展期。研究者将我国视频网站的发展历程分为大致4个阶段，分别是：
·2004—2005年，视频缘起期。2004年11月乐视网成立，拉开中国视频网站成长的序幕。2005年上半年，土豆网、56网、激动网、PPTV、PPS等相继上线，构成了我国视频网站群体发展初期的主要成员。这段时间，也是美国著名视频网站Youtube崭露头角的一个时期，其发展模式也为大部分中国视频网站所模仿借鉴。
·2006—2008年，高速发展期。2006年10月，Youtube被谷歌以16.5亿美元的天价收购。一时间，视频网站呈爆炸式增长。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各种模式的视频网站在高峰期多达数百家，此外，包括搜狐、新浪、网易在内的一些门户网站也开始涉足视频领域，提供视频服务。在这段高速发展期内，人们普遍看重的还是类似Youtube这样的视频分享模式。
·2009—2010年，格局初显期。2009年年底，在原央视网的基础上，中国网络电视台（CNTV）上线，随后，各传媒集团纷纷成立网络电视台，视频网站群体中的国家队力量不断扩大。至2010年，我国的网络视频行业已基本形成国有媒体网络电视台、门户网站及商业视频网站三股力量分据市场的竞争版图，也由此逐渐掀起一股行业内的联盟潮与台网互动潮。
·2011年至今，成熟发展期。经历了几年时间的发展与市场洗牌，视频网站发展模式日益多元，行业格局愈发成熟，行业内的一波上市潮与并购潮，更加速行业内的深度整合，促进行业的整体良性发展。“挂牌上市”“行业并购”“内容自制”“多屏战略”“业务跨界”等方面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从上述发展脉络中，作者总结出以下发展逻辑：模式进化，总体经历了从模仿借鉴到差异化定位的一条路子；版权进化，正版成为主流；内容进化，自制力量成长；渠道进化，多屏互动兴起；业务进化，勇于多元跨界。展望未来，研究者认为“大数据”“微视频”“跨界”有望成为视频网站领域三个新亮点。
6.媒介融合攻坚
2015年，在国家顶层设计的鼓励和全社会参与的推动下，媒介融合逐步走向深入，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二元思维已经消解，一个全球范围内、跨域跨界的大媒体时代已经到来。媒介技术加速更迭、媒介环境深刻变化、传播模式日益多样、商业机制不断创新、社会影响日益拓展。然而，新平台、新应用、新功能的不断出现，受众的口味却难以捉摸，许多积极的探索收到的并非都是满意的回报，疲于应付的被动局面也没有根本改变。媒介融合之路依然是困扰学术界和业界的难点，无论是趋势分析还是理念探讨，似乎都尚未给出有支持力的指引和用以应对的方案。
融合的趋势上，一方面大视频的新格局正在形成，另一方面新型主流媒体亟待崛起。[20]对于融合的未来趋势专家学者也作了各种预测。苏仁先[21]在《对未来广播电视行业的十大猜想》一文中谈到，传统广播电视的平台和渠道将土崩瓦解，广播电视的运营和经营模式将集约化和精细化，媒体功能的分化趋势不可逆转，体制机制改革将长期伴随行业发展。也有研究者认为[22]，未来电视媒介的发展已不是简单地将电视台的内容与互联网技术的简单的叠加，这种融合是要在硬件、软件、服务、渠道等方方面面实现跨媒介传播，将优质的内容整合数字技术，用最佳的传播渠道满足受众的个性化的需求。国外相关研究中，从总趋势看电视观看人数仍在上升，然而通过传统电视观看的人数却有所下降。[23]学者Schejter等[24]认为传媒集团化经营成熟期还未到来，各种媒体大多各自为政融合程度仍然比较低。电视业内更多地将电视台的范畴看作是电视本身，而不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具有包容性的媒体组织，即电视机构。不过，在媒介融合背景下跨国集团的集团化经营越来越成熟，通过合并重组扩大数字和网络服务，如时代华纳、新闻集团这类全球媒体集团占据了全球95%的传媒产业市场。
面对电视的危机，专家们也提出各种建议和设想。有学者[25]认为摆在传统电视媒体与新媒体融合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就是传统的电视媒体管理体制，因此改革现有的电视媒体管理体制，积极推进电视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就成为我国电视媒体当前的重要任务。也有研究者[26]聚焦融合的突破口，分析电视近十几年的变化时指出，整个演变的过程几乎是移动化、产业化、延伸化等进程同时交织而成……电视逐渐从一个传播平台变成一个整合分享传播平台。
还有一些专家学者从理论层面提升媒体融合研究的高度和广度。有学者[27]直指制度弊端，他认为当务之急，亟待对这样的传媒制度进行革新、现代化，唯此，传统媒体才能真正实现与新兴媒体的成功融合。彭兰[28]认为，传统媒体真正在未来不被抛弃，完全被消失的话，向新媒体转型一定要实现文化性的转基因，这是没办法的事情，因为未来毕竟是年轻用户的。针对媒体融合的被动局面，黎斌[29]发出警示：在媒体融合改革中，如果只是站在传统媒体的自身内部，把采编流程、发布渠道这些关节点都打通，将已有的多种媒体形式进行整合重构，然后再增加一些在移动互联时代的微博、微信账号，而对建设自己的强大平台与渠道缺乏理解，缺乏战略的眼光与布局，或者对涉及根本的平台建设望而生畏，那么要进入未来的新型主流媒体行列一定无望。
关于媒体融合的理念，喻国明[30]指出“新木桶效应”建立在互联网所连接起来的广域市场上的丰富资源，它有赖于我们走出原有资源的“一亩三分地”，在一个广域的市场空间内搜寻、检索、匹配、激活和整合适合自己的相关资源，不是要把所有的短板都修齐，而是利用所长，匹配适合的外部强势资源（如技术平台、用户洞察能力与模式等），强强联手，迅速构造起一个跨越市场平均强度要求的产品和服务。关于媒体融合的策略，谭天[31]等提出“一体两翼”的融合策略，即以内容生产运营为主体，自建平台和对接平台为两翼。希望通过更好地运营内容服务用户的“双平台”战略。胡言会、石长顺[32]认为媒体关系理论为新兴媒体电视化现象研究奠定理论基础，新兴媒体的电视化现象是媒体融合的另一面相。在媒体融合时代，不仅要关注电视的新媒体化生存，也应该关注新兴媒体的电视化现象，随着媒体发展和社会变革，将产生更多的新兴媒体电视化现象。
7.新研究概念与视听传播转移
2015年，一直饱受批评的“媒介中心主义”在广电类研究中仍有较大比重，但一些新概念、新关键词的出现也显现出转向“视听传播”的趋势已更为鲜明。
· 场景
2015年，围绕“场景”这个概念，学者做了诸多探讨。场景原本是影视用语，指构成剧情的某一特定时间、空间内发生的行动，或者由人物关系构成的具体画面。移动互联网时代，既指用户使用某一产品的空间，也指使用时的具体情境，往往与社交、购物、游戏等互联网使用行为相关。有研究者认为，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即对场景（情境）的感知及信息（服务）适配。场景成为了继内容、形式、社交之后媒体的另一种核心要素。[33]具体到广播电视领域，有研究者[34]认为，广播作为典型的场景媒体，面临的问题是如何颠覆传统场景，重构新的场景，而广播媒介场景的重构“不仅在于新场景的塑造和融入，同时也在于传统场景下的本位回归与再挖掘”。也有研究者[35]从分析央视春晚的场景构建入手，提出“互联网+电视”的场景构建分为两种：一是O2O（Onlineto Offline），一是T2O（TVto Online），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傍焦营销”。如果能以互联网思维，把新兴媒体的符号资本和传统媒体的社会资本巧妙地结合起来，将打造出一个新的场景时代。
·T2O模式
2015年从国家战略上提出的“互联网+”模式，积极推进传统行业与互联网行业进行深度融合，对于电视媒体而言，从整体的节目生态上来看，电视节目的互联网化转型以电视节目电商化为代表。T2O模式（即TV to Online）是电视节目生产适应互联网变化发展的需求。有学者[36]系统梳理了这一模式的应用和可借鉴的操作路径。从广义上讲，这一模式是将电视节目内容作为互联网产品，并最终落实到电子商务平台，即“电视+电商”的发展模式。T2O模式将电视屏幕和互联网平台高度对接，实现了从电视内容的传播到网上即时消费再到线下实时体验的发展路径。在市场机制的环境下，T2O模式实现了内容生产、渠道开拓、平台建设、互动体验与营销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
与国外相比，T2O模式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主要有以下三种形式：一是通过搭建自身的网络平台，将电视购物节目中的商品在平台上专门售卖。二是开发相关移动客户端。三是与电商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利用电商平台开通官方网店，同步销售电视节目中出现的产品。这种形式代表了电视节目开始有意识地将节目的内容转换成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并在电商平台实现产品的价值，是我国电视节目对T2O模式的逐步探索与尝试。目前以东方卫视《女神的新衣》、旅游卫视《鲁豫的礼物》为代表的电视节目已在高调进行T2O模式的实践。
· 终端融合
当今媒体融合随着互联网的不断演变，已经从渠道争夺变成终端融合。谭天[37]认为，对于传统广电媒体，终端融合有两个途径：一是在有线电视网络的互联网改造，实现终端开放，融入更多的互联网服务，形成“渠道+服务”的产业链。“融合业务平台既提供传统广播电视业务，也提供互联网业务（OTT）；二是以优质内容对接终端应用，形成“内容+服务”的传播链，如“摇一摇”“扫一扫”等T2O或O2O模式。未来的电视必将成为连接TV、PC和移动的多终端大视频，平台+内容+终端的方式会成为未来视频行业的主流。
· 跨屏传播
随着媒介融合的深入，观众以用户的身份在电视屏幕、电脑屏幕、手机屏幕、电影屏幕、户外LED屏幕间辗转的行为已经常见。有研究者[38]从传播内容的角度出发，探讨了跨屏热播剧的文本特征，认为能引发跨屏行为的电视剧通常具备这样几个特征，即沟通网络和现实世界的互文性、戏仿拼贴的解构性、适应年轻受众叙事选择的碎片化、引发多重文本联动的话题性。也有研究者[39]专注于受众的跨屏行为研究，认为媒介融合环境下催生了观众的“新观剧模式”，其显著表现是通过弹幕视频网站“即时参与”，从而“营造了一种交流感、互动感很强的集体狂欢图景”。
（三）研究体系重构
学科是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从知识论[40]的角度讲，是一个“知识体系”，是一种“知识类别”。石长顺[41]指出，从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客体来看，广播电视学的研究对象不应该是机械主义世界观的“现象对象”，即简单地、抽象地认为广播电视学就是研究广播电视传播现象的科学，而应该是有机的、整体的、复杂的“系统对象”，即广播电视学研究客体应该涵盖广播、电视、视听新媒体三大系统，在未来甚至可能包含更多的系统。
1.广电传播思想史梳理
2015年，广电相关思想史研究主要亮点在于对一些核心概念和特定研究领域的重新梳理。
· 受众观
媒介技术更迭的背后，是作为传播过程中重要一环的受众的地位的不断提升，从消极被动走向积极主动，其中尤以经验学派的“使用与满足学说”、文学批评的“接受理论”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编码／解码”等理论对受众地位的提升意义重大，它们的研究范式和路径也因此成为众多受众研究者的经典范本。但是，随着政治、经济、社会环境的进一步变化，受众的主体性被不断挖掘，传统理论已难以适用于现在的传播环境。
有学者[42]从历史维度重新介入受众研究，梳理不同学派的受众研究方法，既能挖掘作为研究对象的受众的地位演变的内在逻辑，亦可为媒介消费者使用习惯的更替寻找外在支点，并为受众成为心理学、社会学主体的发展趋向把脉。研究者对受众概念的历史和多角度认知进行了梳理。首先是受众问题的起源。“受众”这一能指之所指对象的时间性，为受众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历史维度。所以，麦奎尔在梳理受众起源时将“媒介受众”与“受众”区别开来使用，他在揭示“受众研究”与媒介技术发展乃至社会变革之间关联的同时，也赋予“受众”更多的历史底蕴与发展含义，受众一词变得复杂多变。
学术界对受众的认知，大致经过三个阶段；作为大众的受众、作为群体的受众和作为个体的受众。随着研究者对受众主体性的不断挖掘，依据受众的媒介使用动机划分受众类型成为一种新的办法，早期研究由此确立了三种主要的受众媒介使用模式：“受害者”——效果模式；“消费者”——市场模式；“交易货币”——商品模式。这三种模式适应了受众作为媒介消费者的需求，能够有效地运用数据模型来研究受众的媒介使用情况，比如确定受众接触大众传媒的时间、了解受众获得传媒信息的过程，抑或是描述受众对不同媒介的兴趣和使用习惯等，这些信息有利于研究者挖掘受众的潜在消费需求，改进现有产品，受到众多传媒公司的喜爱。但是，这样的数据模型并非毫无缺陷，它客观呈现的抽象数字，恰恰是其劣势所在。反对者认为，受众不应该是体现在模型中的简单数字。作为主体，受众有自己的日常社会生活和需要遵循的经验，这些因素不仅会影响他们具体的媒介使用行为，也会影响他们接受和理解媒介信息的过程。因此，受众应该是一个不断学习、有着丰富多样的文化和社会实践形态的动态本体。接受分析学派就是这一受众观的主要倡导者。
而我国的受众研究，主要基于对受众主体性认知的不断加深而发展起来，其间先后经历了受众观念的建立，受众作为宣传教化对象，受众作为传播主体三大阶段。有学者[43]以知识社会学和话语理论为理论框架，对2001—2012年中国传播研究关于“受众”的学术文本进行话语分析。研究发现：不同的分析话语对“受众”这个浮动的能指呈现出多元的表述：党媒话语中的人民、群众观念与公民观念部分糅合；市场话语着重对消费者和经济阶层进行阐释；民主话语拓展了舆论监督、公民权利、公共领域、社会阶级等丰富含义；媒体使用的话语突出了新媒体环境中的用户观念；媒介文化的话语则体现了受众作为意义阐释者对于大众文化的积极解读能力。总体上，中国受众研究的多元话语展示了广泛的浮动性，同时也体现了相对的稳定性，而这些特征都与中国语境的复杂性密切相关。
研究者认为，这种浮动性可以体现在受众的话语场域的三个维度中：在宏观—微观的维度，涵盖了宏观层而的群众、市场，中观层面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以及微观层面的个体用户和消费者等；在积极—被动的维度，它从被动的宣传对象日趋转变为积极的用户和公民参与者；在公共—私人的维度，公共领域和私人（市场）领域得到辨识，公众或公民与消费者的身份逐渐获得较明确的区分。中国受众研究话语的浮动性与中国社会语境的复杂性密切相关。在政治领域，中国政治体制具有某种韧性的调试和变革的空间，这使“人民”和“群众”的表述具有灵活性，涌现出现新的含义；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日趋成为全球化的市场经济，使得“市场”和“消费者”的观念日趋成为主流观念；在社会领域，如何处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成为政界和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初现雏形的“公民社会”为“公众”和“公民”的成长奠定了基础。在这样的社会语境中，媒介领域也随着社会转型而发生变革，媒介受众的体验以及媒介从业者的受众观念都趋于多元和浮动，这同时也刺激了受众分析多种思路的发展。
· 媒介环境学派
尼尔·波斯曼是媒介环境学的“纽约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作为专门的课程和学科点的开创者之一。尽管技术生态、媒介环境等概念在麦克卢汉乃至芒福德的口中早有提及，但波斯曼抓住并发扬这一概念而使之成为标示一个学派的核心线索。总的来说，国内学者对波斯曼的研究多为介绍性的引述，以肯定其贡献为主，而较少深入批判。有学者[44]以“电视”为焦点，参考包括波斯曼的教育学论著等更多资料，从哲学思辨的角度批评性地梳理波斯曼的思想要点，突出波斯曼与麦克卢汉等媒介环境学先驱的差别所在。作者认为波斯曼继承了麦克卢汉的媒介思想，但在某些方面有所倒退。他固守印刷文化，对电视发起抨击。但他退回主客二分的思维方式，只注意媒介的认识论维度，因而忽视了儿童的积极面向以及电视的生活维度。
· 媒介经济学
有国外学者[45]反思了媒介经济学从正统到非主流的过程。文章对比了正统经济学和非主流经济学中的四个流派，并运用这四种经济学流派的理论讨论了公共服务媒体的发展，来证明拓展经济学理论和分析方法的重要性及其价值。
媒介经济学自1950年代开始出现，致力于研究经济和金融力量如何影响传媒组织。主导这门学科的两个学说是主流媒介经济学（mainstream media economics）和批判政治经济学（critical political economies）。主流媒介经济学又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neoclassical economics）相关，但近年来其主导地位开始动摇，作者认为对其批判的声音与媒介的特殊性有关，例如媒介产品难以定价、媒介产品既面向消费者也面向广告商这种二元属性。批判政治经济学的核心理念是“权利来源于对生产方式和积累的控制”，并认为经济实力体现在其运用政治和文化实力的能力。例如默多克的新闻集团利用本身强大的经济实力实现对多个国家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的政治影响力。
而作者提到的两个非主流经济学是新制度经济学（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和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了新古典主义经济学没有重视的两点。一是有限理性，指个人即使有理性意识，但这种理性也是有限的，因为会受到信息不完整和认知能力有限的影响。二是交易成本，是指在建立商品交易过程中，没有被雇主考虑到而损耗掉的成本。演化经济学是研究经济演化发展过程的经济学，它的优势在于可能会推动大众理解数字化颠覆对于现代媒介经济的影响。作者运用这四种学说，从不同角度来探讨公共服务媒体（以下简称PSM）的未来发展。与正统经济学强调PSM与商业媒介的区别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指出了它们的相似之处：无论是私有还是公共媒介都面临着复杂的制作、供需不稳定等一系列问题。近年来政府开始寻求通过“价值测试”来确定PSM未来要扮演的角色，新增哪些业务等。从演化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些测试的一个重大缺陷就是它假设了新媒体市场是相对稳定的。但实际上PSM“已经成为许多实验性研发节目的试验田”，并且它出产的具有创新意义的电视剧已经可以通过网络全球观看。PSM在推动数字化进程，来满足人们对现代社会所期望的公共价值上有着重要的作用。
2.广电媒介史与传播实践史研究
传播实践史的研究是媒介史研究的一个新兴进路，2015年相关研究依然是少有的学术亮点。
1）电视概念的引入和应用
作为一种崭新的社会事物，有学者[46]详细考察民国时期“电视”一词，回顾其概念的变迁场景与历史脉络，实是经历过一段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发展途径，反映出民国时期国人对电视的认识过程。随着20世纪20年代世界电子技术的新发展，英文“Television”一词作为电传图像概念在西方兴起。20世纪初期，中国已经关注到电传图像新发明。1917年胡愈之翻译《美国科学报》文章发表《电传照相术》，详细阐述电传图像发明过程、原理。在中国不断报道电传图像技术过程中，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将英文“Television”一词传入中国。
“电视”一词与英文“Television”对译关系确立并成为报刊常用语后，研究者开始尝试撰写电视专著，向民众系统地介绍电视知识与原理。1933年国人撰写的第一本以“电视”命名的著作《电视浅说》由中华书局出版。“绪言”中，作者阐述电视概念“‘电视’的英文名称叫做‘Television’有‘远视’之意。”该书作为“电学丛书第一种”出版系统介绍电视知识、原理及其发展现状，受到社会欢迎，提升了“电视”知识的学术层次。
1934年，中国物理学会制定《物理学名词》，“电视”等相关名词得到官方学术权威认可，“Television”正式命名为“电视”。“电视”一词在从报刊用语转变为物理学关键词过程中，新闻学者开始关注到新兴电子媒介——电视对新闻事业的影响。1935年1月，燕京大学新闻学系出版《新闻学概观》，作者聂士芬教授阐述了电视对新闻事业的冲击，“‘电视’ （Television）如果试验成功以后，整个的报纸将要在空气中发表了。订报的人，乐意的时候坐在家里就可读。”1936年，电视“Television”出现在新闻刊物中。燕大新闻学系刊物《报人世界》刊登《报纸之将来》一文阐述电视对报纸的冲击“至于电力传影（Television）影响或将较大。因其效用之便捷，将来之印刷报纸，将仅为一般搜集及剪报者所订阅，其他只需备以电力传影机，在家中或办事室墙上，即可读到报纸。至于缺点，与无线电相似，也不过是不便剪报及保存而已。”
民国“电视”的概念历史，研究者总结为：实是经历过一段从新名词到关键词的发展过程，终经民国官方学术权威部门认定，确立了“电视”一词与英文‘Television’的对译关系，成为反映世界电子技术新知识的物理学关键词和新兴电子媒介的新闻学关键词，并不断催生出与电视相关的系列词汇，如电视台、电视机、电视学、电视事业、电视业等。“电视”一词逐渐成为物理学和新闻学关键词后，不断被收录进民国各大工具书。特别是随着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1948年创刊后不断报道苏联电视发展新成就，“电视”一词及其概念逐渐融入新中国话语体系，流传至今。
2）中国电视新闻的模式确立
作为一种崭新的媒介形式，初创期（1958—1965年）的中国电视新闻固然有着形式简陋、内容单一等问题，却在理念和实践上对后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国电视新闻的传统并未因“文革”而出现断裂，早期电视新闻在对《新闻简报》的播放和大量实况转播实践中形成的关于电视新闻的纪实与美学的风格与功能的种种理解，均对中国电视新闻的后续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有学者[47]对早期电视新闻形态展开深入考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电视新闻后来的变迁历程、当下的发展路径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总体上，早期中国电视新闻具有两方面的显著形态特征：对重大事件现场直播的重视和深受电影风格的影响。在前者的丰富实践中，以纪实、客观为核心理念的新闻专业主义雏形得以出现；而后者带给中国电视业的则是从方法层面到理念层面根深蒂固的技术审美主义的传统。这两个因素为中国电视新闻赋予了很强的独特性。一方面，电视新闻在风格上始终保留着与传统电影业关系密切的美学特征，这一特征在“文革”之后，或多或少为包括新闻在内的全部纪实类节目（如纪录片、专题片）所继承和发扬。另一方面，从早期现场直播实践中逐渐形成的针对电视这种新媒介平台的新闻生产方式的探索，成为与技术审美主义传统既相互融合又时有冲突的传播理念，为中国电视新闻在1990年代全面走上专业化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受众／用户”与研究方法改进
从知识社会学角度讲，学科还指涉一种严格的规训活动。福柯（M.Foucault）从知识社会学出发，认为“任何一门学科都是一种社会规范。由学科、知识、权力组成的学科规训，是现代社会不可避免的一种生产论述的操控体系，是主宰现代生活的种种操控策略与技术的更大组合”[48]。2015年广电研究中研究方法领域的主要突破主要集中于受众等概念的操作思路与方法演进。
· 主动受众的操作逻辑
推动受众研究的两个驱动力，一个是全球信息流动，另一个是媒介技术革新。陈阳[49]采用实验研究法，从全球信息流动的角度对“主动受众”这一研究传统进行了反思。在全球化时代，跨国信息流动对“主动的受众”研究提出了新挑战。受众对外国文化产品的反应跟他们对本国文化产品的反应是一致的吗？当面对外国文化产品的时候，本土受众仍旧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通过对160名本科生的控制实验，考察“浸泡”在国族主义中长大的当代中国青年面对美剧里的中国形象时，所做出的反应研究发现，主导性的国族主义影响了他们对美剧的接受和理解。
研究者指出，本土受众的批判立场并非一致，总是在变动。当看到外来文化产品挑战了本土意识形态，跟其他研究发现类似，本土受众往往会转向支持本土主导意识形态，采取更为保守的立场。原因是，本土受众的主动性是在主导意识形态和日常经验中被建构起来的，超越了外来文化产品的短期刺激的影响，抑制了另类文化产品产生抵抗意识的可能性。在跨文化传播里，主动的受众形象没有被否认，而是揭示了主导意识形态对受众日常生活的影响。在考察受众对媒介文本的选择和解释时，仍然能够找到证据发现主动的受众，但是当考虑结构性因素的时候，研究者对受众主动性的看法并非那么乐观。
· 老龄受众研究
特殊受众群体研究中，随着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以及电视收视群体的老龄化特征，老龄受众群体的研究在近年来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为了解老龄社会与电视媒体的关系和研究现状，有学者[50]在SSCI等五个引文索引中，以“电视”与“老年人”为文题检索关键词，共梳理出文章71篇，研究内容集中在电视中的老年形象、老年人对电视的使用、电视对老年人的影响、惠老电视信息服务四方面，其中，第三四方面一直受到关注，第一二方面目前缺少关注。
由于较先进入老龄社会，发达国家的学者较早就针对电视媒体的惠老问题展开了探讨。“电视对老年人的影响”和“惠老电视信息服务”是一直受到关注的研究内容。学者们一方面分析了电视为老年人服务日常生活、补偿社会参与、宣传健康、改善记忆力的积极作用和影响心理情绪、有碍身体健康、弱化认知能力的消极影响；一方面阐述了互动电视人机环境在条文依据、硬件工具、信息界面、服务内容和交互方式等方面的惠老设计思路，开发了以电视为中心的智能家庭服务平台和满足老年人照料、社交和学习需求的信息产品。其中，电视能协助老年人适应社交网络缩小的问题，有效进行健康宣传。但常看电视也易于增加老年人患抑郁症、代谢综合症等疾病的风险。高效交互方式、用户自动识别和智能界面生成等新型惠老电视技术，基于电视的老年人远程照料或社区交流服务，是近年来集中探究的问题。
在上述文献综述的基础上，研究者指出，研究老龄社会中中国电视媒体的惠老问题，可从四个方面入手。
· 电视评估体系
2015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张泽群、全国政协委员欧阳常林等人对电视收视率调查的效度提出质疑。尽管有关收视率造假问题并非第一次见诸媒体，但仍旧引发了广泛关注。有研究者[51]对原国家广电总局2012年9月出台的《关于建立广播电视节目综合评价体系指导意见（试行）》落实情况进行梳理，比较和分析了八家省级以上电视台在评价体系中遇到的问题和原因，指出：收视率对中国电视业的渗入可以视为一个“创造性破坏”的过程，虽然这种“创造”并非原创，“破坏”也不是一种毁灭或休克疗法，而是重在对市场转型中的中国电视业的游戏规则和管理机制进行改造，或者说是一种兼有解构和建构双重特征的渐进式革新。在媒体相关法律不能一步到位的现阶段，有研究者[52]参考欧美国家现有收视率调查机制，提出建立综合评价体系、独立第三方监管等建议，以便发挥收视率数据的正面效应。还有研究者[53]结合媒介融合的背景，将电视节目评估的突破寄托于大数据的分析上，认为数据的优势在于评估样本趋于全部，从而可以弥补样本量低、监测效果不及时、样本易受污染等收视率唯上的问题。
国外调查方法方面[54]，广告商在2015年尝试更实用地整合电视和网络指标。有迹象表明，尼尔森、OCR，com Score VCE和Active GRP将把总收视点（GRP）指标用于分析线上电视与在线视频；访问量、点击率和转换率等在线指标将与电视指标合并，以全面测量受众收看时的综合活动。广告客户将把预算转向那些影响度更高的因素，如电视创意或热点时间等。
二、制度篇：产业运作与社会规制
广电相关研究的制度层面包括广电媒介组织管理运作与产业经营、广电类媒介／媒体社会功能以及相关的规制研究。此研究领域曾在2007—2010年产生井喷式进展，但在随后跨学科的研究者逐渐减少，2015年，此领域研究主要围绕产业探索和行业规制展开。
（一）广电媒介组织管理运作与产业经营
广电媒介组织管理运作与产业经营是基础媒介和传播理论与媒介组织的运作、经营、管理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与世界范围内广电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产业研究既有契合之处，也有基于我国自身媒介实践引入的新理论和新问题。
1.广电市场宏观分析
广电市场宏观分析方面，有学者[55]梳理了近几十年来的电视业发展战略，将电视业竞争战略模式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专注于某一要素的竞争模式，第二层次专注于组合要素的竞争模式，第三层次专注于构建“大传播平台”商业生态系统运营战略的竞争模式。并认为探索“大传播平台”的商业生态系统的发展模式，代表了电视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也有国外学者[56]系统分析了卫星电视进入亚洲20年后亚洲电视环境的转变。总体来看，亚洲电视业呈现出更加开放的趋势，与世界电视业的合作更加紧密，媒体帝国主义走向衰落，市场导向的商业模式正在崛起。文章从国家政策、当地媒体竞争和受众收视偏好三个方面审视了这一趋势。在国家政策方面，媒体全球化刚刚兴起的90年代，亚洲国家通常试图通过“收敛”政策限制跨国广播电视内容的传播。如果将当时的亚洲媒体政策看成是一个“壁垒”，那么如今更像是一个“闸门”，通过把控开放程度来进行控制，更加开放和灵活。这一转变使得本国媒体企业不再视西方媒体力量为竞争威胁，西方媒体集团也开始放弃单打独斗，寻求与本地企业合作。90年代进入亚洲市场的新闻集团，曾以为依靠国际市场的主导地位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入亚洲市场，然而除了一系列政策阻碍外，亚洲大陆种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建立一个泛亚洲电视台是无法实现的。然而，随着西方媒体认识到无论是在当地政治经济环境下的谈判，还是判断观众收视习惯等方面，与当地媒体力量的合作是利大于弊的。从观众收视偏好的角度来看，亚洲电视观众的收视偏好保持稳定，虽然西方媒体制作的原版节目在亚洲并不是很受欢迎，但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电视模式产业的蓬勃发展。成功模式的低风险、易制作和易与当地文化结合的特点使得亚洲成为模式交易的主要场所。另外，西方不再是媒体内容流动的唯一来源，近年来宝莱坞电影、韩剧、港剧、泰剧等地区化媒体内容崛起，形成新兴的“南南流动”趋势。
文章最后阐述了两个亚洲电视市场现象。首先是“媒体帝国主义”这一说法的降温甚至消失。曾经跨国媒体内容传播会引起“文化污染”的担忧现在几乎在公共领域消失。第二个现象是市场化商业模型的正常化和标准化。过去被称为国家喉舌的媒体机构开始向新自由主义政策倾斜，表现为国有媒体的瓦解、开放频道私有化和放宽外来媒体机构的投资和内容供应的规模。
2.国外广电产业新走势
国外方面，有学者[57]系统介绍了欧美国家视听融合争夺战的多种举措。电视媒体寡头通过对基础设施、原创内容的拥有与控制，保护已有的市场，占领新的市场。新媒体通过多元化的并购和结盟，扩大对市场的控制力和做大市场规模，争夺新用户，打造新平台。两者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展开了更为激烈的争夺。
控制内容方面，尽管新媒体可以用低成本制作内容、通过互联网免费发布和分享视频，但传统媒体的寡头却通过制作成本的大投入、视频内容的强控制、分销渠道的严把控形成进入门槛的高壁垒，最终获得内容与收入的双丰收，并主导着市场的发展方向，而这恰恰是传统媒体寡头的竞争优势。而在网络视频的商业模式中，与消费者建立直接联系并提供视频内容是其显著特点。网络视频的产业链十分复杂，起点是内容生产，在美国，以HBO、迪士尼、英超转播联盟等巨头开创的内容生产模式，正在努力控制数字时代的视频内容生产和版权。他们自行建立门户网站，提供直播、回看和点播等服务；传统电信运营商拥有基础网络设施，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将相关的数字视频内容通过互联网传输到消费者手中；新诞生的网络视频聚合平台为内容制作者和广播公司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聚集渠道，通过互联网为消费者提供重新聚集和打包的视频内容，主要以电影和电视剧为主，或提供异地播放的直播电视云服务；消费电子厂商也不甘示弱，通过出售的智能电视、机顶盒等设备为消费者提供传统电视服务、视频点播和回看服务；而苹果、索尼、Sling媒体或Belkin等不仅提供视频点播平台，而且通过Slingbox等设备提供电视直播服务。
传统广播电视为了维护产业核心的地位，他们选择了防御性进攻的手段——诉讼。广播电视公司坚称，聚合平台提供的流媒体广播电视内容违反版权法，这种网络视频服务被广播电视公司归入公众广播电视范畴，相关服务商必须申请广播电视许可证，缴纳年度广播电视许可费以及需要向广播电视公司支付电视频道转播费。同时，广播电视公司和版权商加快建立属于自己的视频门户，通过回看电视、视频点播等服务，维持市场的统治角色，并在寻找新的收入增长点来抵消广告收入的流失。
数字技术传播的发展影响到媒体公司战略和产业间的融合，目前视听传媒产业融合的主要功能形式是联盟与并购。通过协议，几家视频点播平台都增加了对竞争对手的播放支持，并允许用户使用相关硬件，访问竞争对手的视频聚合服务平台。开放不仅让聚合平台获益，这几家在播放器硬件的销售上也获得销量的大幅度提升。合作性联盟有多种方式，包括通过协议进行项目合作，共同投资组建新合资企业，对上下游进行并购，以及出于企业多元化发展的诉求展开的一系列并购。
但研究者也提醒，每一个媒介平台生态圈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一方面它存在于社会生态环境中，受制于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另一方面它与其他生态圈会产生相交和碰撞甚至冲突的情形。媒介平台的颠覆性创新和平台生态圈的急剧扩张必然会与整个社会生态圈产生各种碰撞，与现有的传媒规制、产业格局和既得利益产生冲突，并给政府监管和平台治理提出很大的挑战。可以预见，为了突破机顶盒巨头的围城，内容商为直接触达用户，必然通过发展互联网电视、免费提供终端服务、独播高质量视频内容等手段，吸引眼球抢夺用户，并试图淡化技术连接在其中的占比，平台化将是未来几年传统媒体寡头的奋斗目标。
3.媒介组织管理与制度创新
对于部分仍具有事业单位性质的广电媒介组织来说，虽然外部经营和内部管理为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但由于种种原因，实际的现状是内部管理运作会极大影响到组织的外部经营战略及效益。2014年3月，大小文广合并成立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下称“上海文广”），合并后的集团撤销事业单位建制。2014年5月，湖南广播电视台宣布，今后湖南卫视拥有完整知识产权的自制节目，将由芒果TV独播。频繁的业界变动表明，广播电视系统已经感知到经营压力并决心进行变革。有学者[58]以这两家媒介集团为案例，将业界变动视作一次次应对新媒体技术引发的行业巨变和业态变迁的组织变革，从组织行为学中组织资源和组织惯例这两个维度分析现有媒介变革的突破点及其困境。
研究者认为，上海文广集团和湖南卫视的变革是近期较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案例，两者之间的区隔也十分明显。上海文广集团的变革是一次顶层设计意味明确的媒介发展路径探索，资源整合和发展路径变更是其中的核心观念。湖南卫视的独播战略更多地是一次局部战术变更。针对近年两个组织发生的最新变革，可以清晰地观察到组织资源和组织惯例两个维度的交互作用。
首先，两个组织都以资源整合为主要的变革手段，以期适配组织目标，增加组织绩效。作为主流媒体两个组织获取资源的能力很强，它们所面对的问题不是资源稀缺，而是资源的有效利用问题。上海文广是目前仅有的三家全牌照方之一，集团旗下的资产涉及文化创意产业的几乎所有核心领域。湖南卫视是收视率仅次于央视一套的卫星频道，与盛大网络、淘宝网、腾讯公司都有战略合作。但是，两个集团的日益扩大，本身就给资源整合利用制造了难题。其次，这两个变革案例也说明了组织惯例对变革的影响。资源刚性和惯例刚性是最值得关注的分析维度。在传媒组织变革中，被不断加强的威胁认知有助于克服资源刚性，却往往同时加强惯例刚性，因此导致变革绩效低下。通过对上海文广集团和湖南卫视两个案例的考察，研究者认为组织资源和组织惯例是对媒介组织变革绩效影响巨大的维度，而其中尤以组织惯例更应引起业界的重视。首先，对于体制内主流媒体而言，它们获得政府资源的可能性较大，也比较容易获得资本市场和合作企业的重视，克服资源依赖的能动性较高。其次，我国媒介的组织机构和组织惯例长期固化，特别是明示惯例层而往往处于改革深水区乃至禁区。最后，目前的媒介组织变革大多以资源变革为基本导向，这么做的基本逻辑是资源的变更会自然引发内部权力的变化和组织惯例变革。组织惯例是组织能力的核心要素，也是组织竞争力的核心来源，媒介组织变革对这个维度的关注尚待加强。
（二）广电社会功能研究
广电社会功能研究包括广电媒介技术的社会功能和广电媒体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互动方式与边界建构两个主要部分。2015年度这一领域研究主要集中于广电媒介的政治功能和仪式功能两个主题，民族研究依然是个重要的应用领域，曾一度低迷的现代化和负功能也被部分学者重新关注。
1.广电民主功能
自广电媒介诞生之初，其政治功能就是广泛关注的话题，2015年的相关研究更加细化，呈现出多角度多学科的交叉。有学者[59]以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栏目为个案，运用协商民主理论和媒介公共领域理论，旨在探讨电视调解节目将家庭政治问题作为重要协商议题，如何与大众共同建构对话互动的商议空间，从而实现民众、民生与民主三个维度的有效勾连。文章认为，电视调解节目的如此运作理路可为当下中国电视媒体提供有益的路径启示，也将为中国媒介化社会的协商民主实践提供助推资源。研究者认为，调解类节目的民主化价值在于不仅让参与者亲身实践协商对话，更让电视机前的普罗大众共同审视从而反观自身困境的解决之路。当然作者也承认，上述功能的发挥程度还取决于议题本身的政治化程度和节目自身的严肃和理性参与，而非仅仅是协商的表演。
之前一直备受关注的“电视问政”类节目，有学者[60]借用布尔迪厄的场域理论，对电视问政节目形态及其社会结构关系进行考察，认为电视问政节目的参与者——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学者嘉宾和节目主持人，都受到资本、习惯、权力等因素的制约，他们之间竞争、博弈、对话、协商的背后，隐匿着资本的转化和权力的生产，从而建构出“赋权与反赋权转换”和“中心与边缘互动”两大图景。研究者提出，各方参与者应当实现角色归位，同时对节目范式进行改革，使电视问政场域始终保持活力。
2.广电仪式功能
2015年广播电视的仪式功能主要从社会记忆和媒介事件两个理论路径展开。转型期的中国，怀旧作为人类潜在的情愫正经历着由浅入深、由个人到集体、由回归型向反思认同型转型的蜕变。“集体记忆”作为怀旧的核心概念也在持续的历史演变中不断地得以重新建构。有研究者[61]注意到自2011年年底深圳卫视的综艺节目《年代秀》开播以来，安徽卫视的《黄金年代》、山东卫视的《歌声传奇》等一批以集体记忆为内容定位和诉求的综艺节目接踵而至，形成了电视荧屏的新现象——“电视综艺怀旧热”。这一现象不同于将历史故事“广而告之”的讲坛节目，也不同于在参与互动的情境中进行仪式化感召的节日庆典节目。在实践中，它更像是一种意义共享与身心参与的融合，而在理论上，与詹姆斯·凯瑞“仪式观”的内蕴不谋而合。
研究者认为，在这场文化仪式中，通过符号的遴选和组合，电视综艺节目在图像化叙事和器物式展演下，建构起集体记忆的电视综艺表征符号体系，并由此符号体系多层次地诉说着内涵与意义，包括符号第一个层面的所指和能指通过图像、人物和音乐等能指指称“集体记忆”。同时，这种集体记忆电视画面或影像的建构又指称“美好与经典的缅怀与反思”，进一步表征出集体记忆电视综艺实践的文化诉求——在完美记忆中缅怀与传承，在多向反思中珍惜当下；而从宏观上来看，缅怀与反思的表现。象征实践又是一种深层意涵的揭示，成为当代消费文化与娱乐文化交相呼应下的当今电视娱乐文化的佐证；最后，这种内在的“缅怀和反思”意涵在电视娱乐文化的助推下，结合电视观众的参与心理实践，完成对于集体记忆的建构实践。
关于集体记忆的建构，有学者[62]将南京电视台推出的“勿忘国耻 圆梦中华”特别节目作为全球化信息时代媒介如何呈现历史叙事及构建集体记忆的启发性个案。即使面对信息时代的记忆脱域，该节目也通过新媒体技术，努力打造线上线下、屏内屏外的“固化”记忆产品，唤醒、强化并完成当代集体记忆的构建。研究者尤其强调，面对信息时代的记忆脱域，该节目通过新媒体技术，在主题为“圆梦中华”的第四板块中，节目延伸到线下，通过紫金草行动和1213国际海报邀请展的成果展示，通过网民们的留言、网络种草、网络投票等多种互动方式，努力打造线上线下、屏内屏外的“固化”记忆产品，起到了唤醒、强化并完成当代集体记忆的构建。此做法对于全球信息化时代媒介建构集体记忆提供了启发式的路径。
还有学者从媒介事件的角度研究广电的仪式功能。[63]国际性体育赛事不仅是一场单纯的竞技活动，从其开幕仪式到颁奖落幕包含了众多超越体育层而颇具文化象征意义的内容，并因举世瞩目而升级为“媒介事件”。这一类型的“媒介事件”依据其文化传播特征中的仪式本质属性，可被视为一种新形态的国际性文化仪式：在新媒体环境下，其媒介关注热点与表征的社会文化趋向也“形塑”并“重构”传统仪式的现状与未来。有学者从索契冬奥会开幕式表演因组织失误出现的“奥运四环”而引发的一系列媒体报道事件，分析这一现象背后所隐藏的仪式传播规律及其所揭示的一种当代仪式传播的后现代性转向趋势，从而为此类大型体育赛事的媒介报道提供理论参考和对策依据。
（三）融合时代下的媒介规制
从上述媒介产业和社会功能的变迁中可以看出，传统政治领域的制度控制惯性、市场领域的资本扩张动力、技术变革对传统传播观念的挑战，都成为推动中国传媒产业规制变迁的动力，也为传媒产业规制的研究带来更多课题。2015年，媒介规制研究异常火热，既有相关管理部门直接撰文的政策阐述，也有来自学术界和业界对实践困境发出的政策要求。
1.现行规制体系研究
现有媒介规制体系的构成与问题方面的一个重要进展是广播电视节目标准体系的建设和规范。我国人民广播电视业发展已有70多年的历史，至今尚未有一部涉及广播电视节目标准的法律，也没有一部系统的行业内部规范。近年来我国陆续出台了一些法律，其中有些内容涉及采编行为和传播内容等，但多为一些指导原则，还没有具体到操作层面。随着广播电视节目的丰富发展，广电总局陆续制定下发了一些相关节目规范，如关于情景再现、情感故事类节目、歌唱类选拔节目、电视晚会、涉及青少年节目等方面的规定，但目前节目标准的制定仍是“急就章”，往往是针对一些已经出现的问题而采取的一些急救措施，还缺少前瞻性、系统性、科学性和规范性。
为此，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传司司长[64]撰文提出建设中国广播电视节目标准体系，主要内容应包括：政治导向、价值取向、新闻真实、语言文字规范、审美情趣、采访行为、防止侵权、隐私保护、未成年人保护、抵制过度娱乐化和低俗倾向、暴力控制、传播秩序、特殊节目类型、新媒体内容等。强调广播电视事业的基本原则，媒体宗旨和社会服务，导向作用和社会效益是电视节目评价的核心标准。
2.三网融合的制度方案
随着“宽带中国”战略和“互联网+”行动深入推进，我国政府发布并实施《三网融合推广方案》，推动媒体发展模式、竞合格局、用户行为习惯和视听传媒产业生态发生巨大变化。媒体融合元年取得显著成绩，但又面临许多新情况新问题新任务。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撰文介绍：为进一步落实中央部署，需要加快推进融合发展升级，启动媒体融合2.0，需要完成的四项重点任务有：实施宽带广电战略、实施“广电+”行动、文化责任升级和体制机制改革升级。具体内容有：
·实施“宽带广电”战略，推动网络运营全面升级。“宽带广电”战略的内涵包括两方面。一是有线网络的宽带化及宽带业务开展，将有线网建成双向、智能、泛在、安全的全业务网。二是广电节目实现在宽带上传输，实现全渠道、全场景、全终端消费。作者建议，实施宽带广电战略，可从加快全国有线网络整合、升级网络功能与业务、探索网台协同联营三方面入手。
·实施“广电+”行动，推动节目制播、业态创新到产业生态式运营的全面升级。“通过互联网化的改造，广电应用平台思维、连接思维、交互思维、用户思维、精准传播思维，着力创造新客厅时代。具体举措有：强化内容建设和价值引领，推动文化责任全面升级；促进政策与实践共振，推动重点突破和改革升级；加快体制机制改革升级，切实解决影响媒体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顺应趋势创新政策等，力求大力对接市场机制、推进融合媒体资源资本化运作、推动融合媒体联合发展。
3.行业内部自律公约
近年来，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业在日益繁荣的同时，也遭遇到一些不正之风及腐败问题的困扰。2014年，驻总局纪检组深入基层一线调研，建议制定具有一定行业约束力的《新闻出版广播影视从业人员职业道德自律公约》[65]，为从业人员规范行为提供管用的制度抓手。
《自律公约》的惩戒条款全部采用批评教育和组织人事手段。违背《自律公约》者，根据情节轻重，由会员单位或行业社团责令向受害人或社会公众道歉，在一定范围内批评和谴责，给予组织人事处理，按类别纳入不良行为记录。严重违背《自律公约》造成极其恶劣社会影响者，会员单位三年内均不予聘用、录用或使用。《自律公约》的内容还由各社团纳入社团章程及管理制度，用人单位也纳入聘用劳动合同及与合作方签订的业务合同。这些措施增强了《自律公约》的可操作性，对从业人员具有实际约束力。
4.业界困境的政策要求
多网融合形势下，电视台和视频网站已成为视频节目播出市场的直接竞争对手。在这个市场，这两类市场主体面临政府的不对称规制。广电总局通过制定相关制度强化对电视渠道播出信息的规制。相对而言，互联网渠道的视听节目的规制力度则较小。这种规制削弱了电视台的竞争力，不利于市场的平等竞争。有学者[66]认为随着技术的进步，电视台和视频网站不断互相渗透，政府有必要改变这个市场的不对称规制以实现充分竞争的市场结构。
我国对信息内容的管控采取事先审查制度。随着产业发展带来的文化繁荣以及国外文化不同程度的冲击，为了更好地把握舆论导向和创作导向，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实施了全方位的管理服务，对电视台播放视频做出诸多的规定和限制。但是，事先审查制度的监管模式属于传统媒体监管经验下的产物，对于新兴发展的互联网行业并不适用。目前我国对互联网信息内容传播的管控机制及相关法律法规仍处于探索阶段。这在客观上也促成了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电视台和视频网站播出节目的不对称规制。
尽管互联网视频在用户覆盖方面尚无法与电视相比，但是在这个“内容为王”的视频需求时代，互联网由于受规制程度较小的原因，集结了丰富的视频资源，特别是引入了较多的境外电视节目，因此互联网也成为了中国观众在第一时间收看境外电视节目的唯一端口。在各大视频网站上播出的许多电视剧点击量过亿，远远超过了通过电视台观看电视剧的人数。各大视频网站采取了与电视台同样的政策，开始花高价购买电视剧的独播权或者是首播权，又或者是开始投入资金尝试“自制剧”，以此来打造属于自己的电视剧，从源头获取电视剧的占有版权。在电视剧购买版权费上一度超过电视台之间的竞争价格，让电视台在这一轮竞价过程中只能望而却步。
同时由于不对称规制，我国的视频播放渠道形成了两个不同形态的市场。如今，在我国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背景之下，客厅的电视标准迎来了它最大的挑战。互联网电视被电视厂商引入之后，采用互联网标准的电视迅速吸引了一大批的用户，具有潜在的、巨大的市场。比如“谷歌电视”将网络与电视结合在一起，用户可以随意浏览自己喜欢的网站，即可以利用电视的大屏幕观看视频网站中的精彩视频，此外它还融合了Google的整合搜索技术，输入简单的文字便可以搜索用户想要的视频，改变了传统的广电系统较为单一的用户体验。当然，ITV同样打破了传统广电系统占领客厅电视的标准，将电视接入互联网端口，打造全新的在线视频的用户体验，甚至还专门为电视屏幕增加了一些热门的互联网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电视的概念。基于上述问题，研究者认为，有必要改变目前的不对称规制状况，减少电视台在播放视听节目时所受限制直至与互联网信息内容播出政策相同，保证各种信息流入的市场准入门槛的一致性，才能形成更有效率的市场结构。
5.网络视听节目审核员制度的完善
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作为一种新兴网络文化形态快速发展，但是，行业初兴时的“野蛮生长”导致部分节目内容低俗、格调低下、渲染暴力色情等问题。为此，广电总局于2012年7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剧、微电影等网络视听节目管理的通知》，经过两年多的实践，网络视听节目服务环境得到极大程度的净化，审核员制度被证明行之有效。然而，融媒体时代网络视听内容快速流变，视听业务模式不断创新，移动视听应用挺进主流，用户自制内容尤其庞杂，审核员角色面临巨大挑战。有学者[67]认为应就内容管理、审核员制度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从而促进新媒体内容健康和产业繁荣。
目前我国开展网络视听节目业务的网站总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大类：媒体类和非媒体类。媒体类有专门视听新媒体网站和开办视听业务的传统媒体网站。前者是网络视听服务的主体，有以视频集成服务为主的，如优酷土豆、爱奇艺、乐视网等，也有依托广播电视台等传统媒体开办的，如中国网络电视台、凤凰视频、芒果TV等。后者主要指提供视听服务的传统媒体门户网站，如新华网、人民网、中国日报网等。随着融媒体时代的深度融合，媒体与通信、传统互联网公司以及基于互联网的各类实体企业发生业务融合的迹象不断扩大。
研究者认为，目前网络视听节目审核工作的主要问题有：人工审核量日益增多、审核标准难以统一、队伍建设尚待加强、专业领域缺乏专业人才等。上述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内容来源多元化的原因。网站采用已经播出的广播电视节目，因较完善的管理机制得以保证质量；而网站自制节目、从影视公司购买的节目或者网友上传的节目，由于在生产环节缺少传统的过滤机制，造成了播前审核的“大堵车”。也有内容管理机制不健全的原因。内容管理是融媒体时代的重中之重，现有媒介融合管理机制还没有理顺，将内容管理之责系于审核一环，使审核员担负不能承受之重。还有审核员职业培育机制缺失的原因。审核员职业缺乏专业教育体系的支撑，同时职业成长环境还不成熟；审核工作特点决定了审核员工作能力主要依靠实践习得和经验积累。因此，研究者认为，媒体融合对内容管理提出了新要求，应在创新传媒内容管理体系的视域下进一步完善网络视听节目审核员制度，具体做法有：完善内容分业监管制度、审核员职业发展制度，完善审核员培训制度，审核工作实践性强，培训能帮助审核员全面系统了解审核基本规范等。总体而言，该研究从管理学的角度细化了网络视听审核员制度的操作原则，但在现实实施过程中，由于实施主体成本和第三方监督力量的优先，上述建议若想全面实现，仍需进一步探讨各环节的激励机制，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成本分担问题。
三、文化篇：文化交流中的视听传播与关系重构
本年度文化层面的广电相关研究包括文化交流中的视听现象与文化研究脉络中的视听传播两个主要部分。前者涉及不同文化群体交流过程中视听媒介的使用及视听传播的功能，后者主要以文化研究为理论路径，并以民族研究、性别研究为突破点，但总体上2015年度的广电文化研究相对乏力。
（一）跨文化传播中的影响力与竞争力
跨文化研究方面，对非传播成为一个亮点，不同学者介绍了不同文化和政治背景的媒体对非传播的战略与策略；国际节目模式市场研究依然是跨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领域，研究视角扩大至经济和法律领域。
1.对非传播中的国际影响力研究
我国对非研究方面，有学者[68]详细分析了中国广播媒体的对非洲传播能力和现状。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是新中国最早开始对非传播的机构，也是目前唯一通过广播形式开展对非传播的媒体。随着媒体技术的发展，国际台对非传播呈现出“多媒体融合、全媒体发展”的特征，但传统广播依然充满活力，表现在播出能力的提高、传播内容及形式本土化等多个方面，在多主体参与对非传播的格局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为了解国际台广播节目在非洲地区的影响，2012年国际台在肯尼亚内罗毕大学针对该台在当地的调频台FM91.9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问卷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在国外电台中，英国广播公司BBC收听人数最多，达到67.21%；而国际台排名第二，24.59%的被调查者表示收听该台节目。研究者对来华参加广播电视培训的非洲地区学员，以及长期从事广播对非传播的专业人士进行过访谈。调查结果显示，国际台在非洲各国开办的调频台是与非洲媒体业发展及民众接收信息情况相适应的，已在非洲当地广播市场占有一席之地。
从影响力来看，国际台在非洲各国的调频台与当地广播媒体及英法等西方媒体相比仍有差距，尚未完全达到“主流”的既定目标；国际台的广播节目在向非洲地区传播中国声音、推广中国文化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分布在非洲各地的听众俱乐部成为增进中非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的重要依托，其对非洲社会的广泛覆盖和纽带作用是电视、报刊、网络等其他媒体无法比拟的；国际台的节目在介绍中国的同时，也努力为非洲听众提供非洲和国际信息，努力实现电台的教育功能，体现为当地民众服务的宗旨，受到当地听众的欢迎。但通过与BBC的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广播节目的影响力还需大力提高，特别是在品牌建设方面做出不懈努力。
同样是对非传播，有学者介绍了半岛电视台的本土化传播策略。[69]半岛电视台对非洲的传播始于建台后不久，以2006年创办英语频道为界，对非传播明显分为两个阶段，呈现出分步走的特征。第一阶段：以阿拉伯语新闻频道向北非阿拉伯世界进行传播。半岛电视台在北非阿拉伯国家的传播始于建台初期。1999年半岛电视台开始每天24小时不间断播出新闻节目，成为世界上第一家全天候的阿拉伯语新闻频道。进入新千年后，半岛电视台开始由一个地区媒体迅速转变为国际媒体，几件重大新闻事件的独家报道使之名声鹊起。不过，这一时期半岛电视对非洲的影响主要在北非地区。第二阶段：以英语新闻频道向非洲各国进行传播。半岛电视台于2006年开播英语新闻频道，向全球非阿拉伯语国家进行传播，将非洲作为迈向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的突破口。英语新闻频道不但在节目推广中包括非洲撒哈拉以南的地区，在新闻报道中，也以非洲为主要报道对象。到2014年，通过与当地媒体的合作，半岛电视台实现了对非洲的基本覆盖。这一时期，半岛电视台对非洲的传播也进入了新媒体时代，影响力在不断扩大。
研究者认为，取得上述成绩，归功于半岛电视台在消息采集、节目制作和合作伙伴等方面有效的本土化策略。更可取的是，研究者还指出了在上述成就下半岛对非传播的一些问题：在北非传播市场，半岛电视台利用语言、文化、地域的优势，进行深度传播，获得了广泛的影响，甚至可以说获得了传播的话语权。但是，由于过度介入，特别是在北非阿拉伯国家的社会变动期间，半岛电视台一改“独立编辑”立场，表现出强烈的倾向性，有从“新闻报道者”向“新闻事件推动者”转变之嫌。这使电视节目多次遭禁，记者被捕，驻当地记者站被关，麻烦缠身。如何保持独立立场，是半岛电视台所需要考虑的问题。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半岛电视台的传播也存在问题。在节目形式方面，英国广播公司多语种广播和电视、网络多平台同时推进，半岛电视台只有英语新闻频道和网络平台；在与本地媒体合作方面，英国广播公司与当地媒体共同制作节目，培训当地媒体记者，半岛电视台只限于与本地播出平台合作。上述种种不足都值得我国国际媒体对非传播实践给予高度重视，在保持“为沉默者发声”的同时坚持基本的媒体原则，才能成为国际意见市场的积极的竞争者。
2.全球模式产业中的竞争力研究
对于节目模式的产业化，Guback早在1969年就预言过西方的电视和电影的流行将打破国家间的文化壁垒，节目模式产业的崛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学者广电模式全球交易市场研究，更多基于一种“国际文化竞争”的背景，认为模式输出不仅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逐渐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构成。
作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个操作案例，有学者[70]介绍了日本电视节目国际销售的模式及路径。在日本，电视节目销售是指电视机构或者电视节目制作公司把电视节目视频、制作元素和电视节目模板用以销售的行为。日本从1990年代前半期就开始向海外进行电视节目销售，其中电视剧、综艺节目、纪录片和电视节目模板占80%，电视节目再制作权合计占20%；在销售收入中，亚洲地区占70%，欧美占30%，从销售单价来看，欧美地区高于亚洲地区。近20年的海外销售历史不但使日本的电视节目不断走向国际市场，同时也令电视业积累了国际销售的丰富经验，形成了清晰的销售模式和路径，推动了日本电视文化产业链的进一步发展。在销售主体、权利认定和销售方法上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模式。
海外节目模板销售上，日本的电视节目模板销售多在欧美国家进行，已经有了大量成功的销售实例。不同于传统的日本电视节目销售，电视节目模板销售的主要内容是一套包括了该电视节目要素构成的“式样书”，是把形成电视节目之前的一套技术、概念、创意用于销售，是从买卖产品走向了买卖产品的“生产线”，所以在日本，电视节目模板销售成为电视节目销售的新形式，而且很可能会因为政府和各大电视机构的重视实现大的跨越。
宏观政策上，日本对节目的海外销售给予的高度重视。2010年，日本政府进一步提出“推动加强文化产品”作为“核心的成长战略”，对日本电视节目进一步向海外市场进军提供了政策支持。2012年9月，日本政府联合私营电视台和NHK宣布在法国举行MIPCOM电视节、宣传日本电视节目。在2013年，又发布了名为《官民协力向海外输出日本电视节目“企划力”》的声明，并再次举办相关活动，活动期间带来八个日本最新的电视节目模板。
同样是在跨文化的视野中，有国外学者[71]系统地阐述了电视模式的特点和相关的关键性概念。文章首先勾勒了电视节目模式最吸引人的地方是程式化的结构，并且可以针对本国情况进行本土化改编。作者认为节目模式是一种未完成的、没有边界的、世界性结构。然而一个模式在全球进行改编的过程中常常发现本地节目通常会模仿原版节目的人物性格设定、故事转折甚至产生相似的结果。文章随后讨论了两个关于节目模式的关键概念，这两个概念都与地理关系有关。
澳大利亚模式研究学者Reg Grundy用“狭隘的国际化”来描述节目模式在跨国市场推销、许可、改编过程中的特点。“国际化”体现在节目模式可以跨越语言、文化、历史、地理和种族的界限。“狭隘”体现在四个方面：原版节目人员鲜少参与本地节目的制作，大量依赖本国力量；在内容上进行本地化改编；本地观众被鼓励认同节目的本地化改编，使得人们渐渐遗忘节目模式来源；发行的局限性。美国模式化节目在全球受到欢迎是特例，多数国家的节目在别的国家并不受欢迎。另一个概念“全球／本地关联”则涉及文化问题。有人认为随着在全球范围内发行电影、电视节目或音乐会增加了文化的趋同性，但也有观点认为，由于各国市场机制的不同和节目模式的本地化所导致的“文化折扣”，导致这种文化趋同性并不明显。作者认为，节目模式作为经济产品，它拥有市场价值并受到内容制造商和电视台的青睐，作为一个文化产物，它又深深植根于本地文化，并不能马上转化到其他国家。作者认为模式行业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基于节目模式的这种双重属性，如何增强模式本土化的质量。
（二）广电媒介使用与民族研究
传播媒介与民族研究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热点研究领域，2015年这一领域既有方法论上的推进，也有研究视野的拓展。
1.广电媒介使用与族群生活史研究
随着大众传媒在少数民族乡村社会使用范围不断的扩大，其对传统社区的社会结构和村民日常生活方式带来深远的影响。广播电视与少数民族相关研究中，云南大学的民族志研究在2015年又有新的进展。有学者[72]以云南省瑞丽市大等喊傣族村落作为调查地点，重点分析村民的宗教生活与媒介传播的互动。文章具体研究了大众媒介对宗教活动空间及僧侣的影响和对村民日常生活的介入，进而讨论大众传媒对宗教活动空间的影响、大众传媒与宗教仪式的互动、传媒嵌入宗教文化的传承等几个层面的问题。
研究认为，从媒介对大等喊村民宗教生活的影响来看，可以发现，大众媒介成为宗教活动中的一种新的空间存在。人们在宗教活动中对媒介的使用，使得宗教活动既保留有原有的神圣感和相对封闭性，但同时又打通了一个和外界相接的途径。大众传媒不仅在扩展新的意义空间，同时也可以借助这些媒介技术手段，将宗教仪式的活动流程和教义经典完整记录下来，并可以将这些场景及内容原封不动地传递到每一个信众的家中，人们在家里就可以实现对仪式、教义的感知和理解。通过这种方式，大众传播媒介能够将宗教的公共空间同村民的私人空间联系起来，打破公私之间的界限。
同时，大众传播媒介的加入改变了宗教活动和仪式的组织方式，也改变了僧人个人的生活方式。大众传播媒介进入到大等喊村的弄奘寺中，寺庙里的僧人都有手机，寺庙中还有电视、电脑等。广播、电视、电脑、手机等大众传播方式对大等喊宗教生活中的使用使宗教活动更加便捷，学习佛法的途径更加多样。从这个角度讲，大众媒介的使用加强了佛教同世俗世界的联系，也丰富了僧人的个人生活。从地理空间上看，等喊弄奘寺位于大等喊村的中心点位置，但大众媒介也好像一张无形的网络，其连接起来了千丝万缕有着相互连接的世界。在这张网络中，宗教生活也概莫能外了。通过大众传媒，宗教文化的传承方式也在发生改变。从这些角度讲，大众媒介成为宗教活动的记录者，又成为传播者，它对当地人宗教生活的介入和所带来的影响，理应成为一个可供讨论和研究的话题。
2.广电媒介使用与族群认同研究
族群认同方面，有学者[73]针对西藏、新疆少数民族语言受众对媒介的使用、需求与认知进行调查，并对藏语文、维吾尔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媒体建构国家认同、民族认同方面的功能与问题进行分析。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应重视母语媒介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主体地位，应倚重母语媒体在西藏、新疆地区社会发展中的动员能力，丰富各类型的节目内容，避免在内容选择上的“自我窄化”和“他者化”，从而在满足少数民族受众基本需求的基础上更好地建构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
该调查的对象是西藏、新疆地区能够使用母语的母语媒介使用者。西藏地区调查结果显示，所有受访者，不管是接触报纸、广播、电视还是网络，都表明没有人离开媒介而生存，各种媒介在藏民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基于此，西藏地区已经进入一个媒介化生存的时代。西藏地区藏族受众接触、使用最多的是电视媒介，其次是网络、广播、报纸等，在调查样本中，电视的接触频率是39.1%，广播是24.5%，报纸是16.4%，网络是20%。同时，电视也是可信度最高，了解新闻和信息的首要媒介。随着“西新工程”和“村村通”工程的实施，电视在西藏和新疆的普及率得到较大提升，与内地不断降低的电视开机率相比，西藏地区电视的地位仍旧不可撼动。
广播在覆盖率方面和电视一样是“西新工程”和“村村通”工程的受益者，在访问的西藏山南地区琼结县白松村里，几乎家家户户的智能电视（有线）都可以清晰收听到各个电台的广播节目。但收听率却因为电视的到达而受到显著影响，即便是传统广播收听率较高的牧区也因为手机的普及而优势不再。广播的传统受众不断流失，不过值得注意的是，通过手机客户端和车载广播收听的趋势在增加。使用手机或智能手机收听广播的比例也达18.4%之多，特别是年轻群体使用更多样化的终端收听广播。随着网络资费的降低，使用手机听广播对于牧区来说，是广播电台的福音。藏民受众最喜欢的广播电台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其次是西藏人民广播电台，最喜欢的藏语频道是西藏人民广播电台藏语频道，其次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藏语频道。
伴随智能手机的普及，手机成为藏民、特别是年轻一代接触偏好较高的新兴媒介。作为媒介的手机主要发挥着娱乐功能，多数受访者，尤其是年轻受访者表示他们主要通过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获得新闻信息与资讯，而用手机玩游戏、上微信。调查同时显示，西藏和新疆地区的少数民族受众在电视媒介和广播媒介的接触偏好上表现出了明显的本地化倾向和母语媒介接触倾向。
与藏民的媒介需求相比，母语电视节目的选择性较弱。受访的藏民普遍表示母语节目不够丰富。
针对以上调查结果，研究者指出当前存在媒介依赖与媒体发展滞后，媒体选择与媒体内容供给不足；媒体功能轻信息传播与服务；母语节目多录播，少自制，原创能力差等问题。建议加强西藏、新疆地区的双语教育，提高少数民族受众的受教育水平，推进藏汉双语传播，提供更多双语媒介内容的选择性。重视母语媒介的建设和发展，重新认识母语媒介的功能与定位。以母语为传播载体，更富有亲和力，更易取得少数民族受众的信任，能更好地为广大少数民族受众服务。
（三）文化研究视野下的视听传播
文化研究视野下，视听传播作为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涉及意义和社会现实的建构，2015年的视听文化研究以性别文化和消费文化研究为两个热点。
1.影像与性别相关研究
有国外学者[74]根据英国电影协会2011年发表的文章Openingyoureyes中提供的数据做出关联分析，试图通过分析英国观众对电视的描述和喜欢的电视节目类型来判断年龄和性别是如何影响观众对于电视的态度和节目偏好的。分析结果显示年龄因素对于观众如何评价电视有着很大的影响。老年观众形容媒介多为“信息功能”“引发思考”“艺术性”“有利于个人提升”。而年轻观众的评价更多是“兴奋”“时尚的”“社交的”，并认为电视对社会和个人有负面的影响。电视产业的不断变化也许正是不同年龄段之间形成代沟的原因。1965年之前出生的英国观众最初接触电视时BBC正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他们受里斯主义的影响，相信电视的作用是告知和教育，而倾向于新闻、纪录片等纪实节目的偏好也印证了这一点。而年轻观众则处于技术变革和24小时滚动、多平台播出盛行，公共服务广播电视日渐式微的年代。不同年龄段的经验导致了他们看待电视的态度产生了差异。
学者本奈特（Bennett）曾指出，性别因素主导英国电视观众的节目偏好，而年龄的影响则微不足道。该文的关联分析结果在很多方面确认了该结论，但作者也发现，那些因素影响节目偏好往往取决于节目类型，有些节目类型主要取决于性别，年龄作为次要因素，而有些节目类型则恰恰相反。本奈特还指出，统计学上不同性别在节目偏好上的显著差异。男性偏好新闻、喜剧、自然、历史纪录片、体育和艺术类节目，而女性观众则偏好游戏节目、真人秀、剧情片、肥皂剧和烹饪／园艺节目，而在综艺、谈话类节目上性别因素差异不大。但是作者的关联分析却发现，性别因素在新闻、自然、纪录片节目的偏好上没有任何影响力，却对谈话类节目具有很大的影响。此外，本奈特将电视节目分为低、中、高合理性三个等级，该文分析则得出男性观众和中、高合理性的节目，例如体育、文化、新闻、纪录片和喜剧类节目关系更为紧密，女性观众更和低合理性的节目如肥皂剧、游戏类节目、真人秀和谈话类节目的关联性更大。
2.“超真实世界”中的媒介帝国
媒介与人类生活已几近融为一体，人类对鲍德里亚所谓的“超真实世界”的依赖感越来越强，如今脱离开信息传播的世界已很难想象。有学者[75]认为如果说现代传媒技术在诞生之初，还是仅仅试图去还原一个更真实的客观世界，带给受众更逼真的“在场感”的话，那么随着传播技术和手段的不断更新换代，传媒已在有目的地建构、创造一个看似真实、甚至比真实世界更加可信的符号世界——媒介帝国。大众传媒的各类传播形态在适应市场化运作机制的进程中，为了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不得不与消费主义联姻，进入一种共谋共生的状态中。
四、操作篇：业务更新与模式演进
按照研究主题分布与汇集情况，这里从新广电时代的业务研究与电视节目体系研究两方面分别介绍。
（一）新广电时代的业务研究
决定广电媒介形态和产业格局的内在因素不仅包括其技术特性，还在于其在特定的社会条件下，微观的、机制化的操作实践，这既是新传播格局的产物，又是其形成的直接原因。对新技术模式下新闻业务领域的考察，集中反映了研究者对这一特殊媒介转型与思考。
1.电视新闻生产研究
传统电视媒体的新闻生产研究中，有学者[76]采用场域理论和内容分析的方法，对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2009—2014年间播出的节目进行量化描述和语境分析，尝试厘清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在当下中国的独特生产机制与存在状况，同时在比较的视野中归纳“中国特色”的调查性报道在新闻改革中扮演的独特角色。
2009年开始，电视新闻传播的大环境出现了显著的变化。中央电视台“新闻立台”的发展策略，对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的各新闻栏目进行信息量和传播力的强化。《新闻调查》及其承载的“调查新闻学”理念非但没有被噤声，反而得以保持原有的节目形态和黄金播出时段，成为当时新闻频道仅有的两档未被“动刀”的栏目之一，预示着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第二个“春天”。但进一步的报道倾向数据表明，2009—2014年的《新闻调查》在这一阶段的报道倾向呈现出了对调查性报道的一种自我抑制和自我中和，栏目在舆论监督功能之外，也在越来越自觉地承担着意识形态宣传功能，“正面宣传为主、负面报道为辅”的内容生产格局成为电视新闻调查性报道的“中国特色”。
与前文相对应，该研究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还使用框架理论和内容分析方法，对《新闻联播》之“国际联播快讯”板块进行实证研究，尝试发掘作为国家政治在新闻生产领域仪式化存在的《新闻联播》在国家叙事的话语中建构世界图景的机制。研究发现，“国际联播快讯”集中呈现了国际社会的诸多冲突，其节目内容是中国的国家政治态度和对世界秩序的主张在电视屏幕上的直接投射。
从报道议题的角度，“国际联播快讯”建构出的宏观世界图景是“冲突不断、战火纷飞”“灾害频发、民众潦倒”和“政府更迭、时局动荡”的；从报道类型的角度，世界图景又表现为“政治气候风云变幻，社会事件层出不穷”，节目重政治、社会新闻而轻经济新闻；从信源来看，节目自采率极高，其对世界图景的描绘呈现出“以我观物”的特点；最后从情感态度的角度来看，节目内容以负面新闻为主。上述“国际联播快讯”的内容编排是经过选择和建构的“真实”的表现，而节目本身只是某些事件特定版本的展示平台，并非纯粹的、无框架的无限性信息呈现窗口。“国际联播快讯”短消息的组合模式表现为一种“情节安排”——有选择地呈现议题及议题间的组接，这种安排的背后则是国家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在发挥真正的作用。
然而，即使在研究者[77]可以想象出的这种“他”与“我”的二元对立结构中，也存在着微妙的张力。这体现在，与以往的《新闻联播》相关研究结论相比，本项研究发现稳定的“我们”与动乱的“他们”间的二元对立关系正在受到挑战。这在某种程度上折射出了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旧式的“冲突性”的框架正因不符合新的国家利益而受到摒弃，具有了新的国际身份的中国需要和西欧、北美两大发达地区建立新型、“合作性”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以一种变迁的目光去看待或许被很多人视为“僵化”的框架。虽然《新闻联播》一直不被作为新闻专业操作的模板，但作者仍指出，在“国家叙事”与“世界图景”之间，存在一种既精心勾画、又显然已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的逻辑关联。这一关联的现状及其正在出现的变化，是我们理解中国语境下独特的电视新闻生产机制的一个有效的切入口。
2.新技术革命下的业务创新
以新技术为动因的业务创新研究中，有学者[78]介绍了NPR打造广播和数字化平台内容生产一体化、打造一体化新闻编辑部的实践，尤其推荐了其在媒体文化转型方面的等有益尝试。NPR于1970年成立，是由美国多家公共广播电台组成的独立的、非营利的成员组织。2014年的数据显示，NPR每周有3000万左右广播听众，每月所有数字化平台的用户约2000万，在数字平台方面的拓展包括NPR.org、播客、APP、移动网站、开放应用程序接口、社交媒体、车载等。NPR作为公共广播，虽然不像商业广播那样去市场上获取商业性收入，但是面临的压力和商业性广播有共同之处，同样需要努力提高内容质量，提高传统广播的收听率，以及数字平台上的用户数量的压力。
新闻内容是NPR的核心，决定着NPR的品牌价值。从2008年至今，NPR不断进行改革，以打造一个深度一体化的新闻编辑部，实现新闻内容的多平台发布，建立面向多平台的一体化生产流程，即只有一条编辑生产线、一个数字化新闻编辑部，编辑、记者和制作人都通过一个系统、面向多个平台来协调、选择和编辑内容，根据多平台生产流程的不断调整来改进自己的工作方式。具体做法有：
·以多平台内容生产、数字化技术研发、多平台营销为主的组织架构
·打造广播和数字化平台一体化生产、多平台发布的新闻编辑部
·两级主管负责协调（新闻部门的执行主编与数字媒体的编辑主管），完成每天的新闻采集、制作和跨平台发布。
·每个新闻组都是一个多平台编辑枢纽，作为新闻编辑部的核心架构
·设置数字化新闻主编职位，指导数字化内容制作团队的工作
·搭建包括视觉团队、社交媒体团队的数字化内容制作团队
研究者强调，为了推动顺利转型，调整员工的工作文化至关重要。NPR的做法是通过大规模整体的数字化培训，主动提高数字化技能，重新思考故事讲述方式和受众互动方式，从而顺利实现工作流程和组织架构的改变，特别是从根本上实现文化的改变，打破内部广播和数字化人员的界限，实现一体化运营。培训的目标之一是提升技能。经过培训，NPR认识到，把每个人都培养成全能记者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编辑队伍要有一种素养，即从多媒体的角度来考虑新闻报道，而不是仅从广播入手，广播和数字化生产人员能够实现协同生产。目标之二是形成数字化转型的共识。通过培训让员工更为了解NPR的未来愿景，逐步消除内部广播和数字化生产的界限，实现生产流程和组织结构的融合，归根结底是形成有利于融合的内部文化。伴随着大规模的培训，编辑部的重组也历经了多次探索，最后决定包括数字化内容在内的所有内容，都应该由一个新闻团队而不是数字化团队来领导，才能实现工作流程的改变。
3.在线视频新闻生产
在由全球化、数字化和ICT革命推动的新闻业变革中，传统新闻业基于把关人模式的新闻生产路径正在被彻底重构。有学者[79]以美国VICENews为案例，研究日益兴起的在线视频新闻网站的新闻制作流程、选择标准和受众关系，认为互联网新闻业正在翻转新闻信息的筛选、发布的决定机制。面对从小使用You Tube和优酷、Google和百度、Twitter和微博微信长大的新一代新闻受众，新闻生产的理念、目标、方式，一切都在变得不同。作者提到，根据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新闻媒体状况报告2014》和《新闻媒体状况报告2015》，至少下述两个动向值得高度关注：其一是业外投资大量进入新闻业；其二是互联网新闻业开始大量聚集新闻人才。
而该文中所选取的重点案例，VICENews是VICEMedia旗下的子频道。其宣传片声称这是一个针对年轻一代的网站，强调离经叛道，酷，是下一个ESPN、CNN、MTV的综合体，是“街头的时代华纳”，主要通过网站、移动应用程序、Youtube频道、HBO电视节目、与其他电视网络的许可交易来发布视频内容。研究者认为，VICENews提供了一个理解新技术时代互联网新闻业的核心构成要素的有价值的标本那就是基于全球不同实体空间的每一个个体，都是互联网新闻业的一个节点，他们每一个人都同时具有新闻内容提供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构成了一个多节点、共生的即时信息传递之网。另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在于互联网新闻业与消息来源和信息准确可靠性之间的关系。原本传统媒体在获取消息来源、验证信息准确度方面的成本非常高，但基于遍布全世界、专业高效的众多互联网用户，交叉验证变得十分便捷。此外，互联网新闻业正在翻转新闻信息的筛选、发布的决定机制。传统新闻业和互联网新闻业的关系，决定了新闻生产过程中，将不再是传统媒介为互联网新闻业提供内容，而是互联网新闻业给报纸广播电视提供内容。面对新一代新闻受众，新闻生产的理念、目标、方式，一切都在变得不同。
4.新媒介生态下的从业者研究
新媒介生态下，2015年的从业者研究呈现出碎片化的倾向，一些关键词尤其值得关注。
· 性别比
有国外学者[80]从性别构成上分析传媒业人员构成。女性为什么会放弃媒体工作？ 作者提出，业界的一般反馈以及女性的自我解释往往是，女性在一定的年龄阶段会更多为了家庭考虑而（主动选择）放弃职业发展。这种解释揭示了一般意义上的性别因素对于女性职业发展的影响，然而并不完整。作者从性别比例失衡明显的爱尔兰媒体行业尤其是电视行业入手，讨论男性化的工作文化对女性的职业影响。通过系统的深度访谈，作者发现，一般意义上的媒体工作的组织模式，比如工作强度过大、时间过长、工作和生活严格分开等，的确使承担有工作和家庭（尤其是子女养育）双重责任的女性处于不利地位。同时，女性常常被要求去承担一些所谓与女性特有的“软技巧”相关的工作（比如涉及报道强奸案受害者的工作），而通常被排除在“严肃的、知性的”工作之外；直接的性别歧视，比如同等工作情况下男性收入更高、男性被认为比女性更适合领导工作的情况，也依然存在。这些要素对女性媒体工作者有直接的影响。
作者进一步分析提出，两个现有研究相对较少涉及的产业机制对女性媒体工作者具有重要的影响，即媒体工作（尤其是电视行业）的非正式人际网络化，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媒体工作组织上的非正式化。在当下，越来越多自由专业人员加入电视媒体产业，使得这个产业越来越具有非正式网络化的特征。这种网络具有自我管理的、创业家式的特点，要求参与者和组织者以非正式的、熟人圈子式的运作方式来参与和组织媒体工作，形成一种“拍摄工作不在于你会干什么而在于你认识谁”，从业者需要在这种非正式的、圈子化的环境中“自己闯出一条路”。这种圈子非常男性化，占据主导地位的女性非常少，从业女性也很难找到女性的角色榜样，因而自然形成了一种对女性的集体排斥效应。而这种非正式网络化的圈子运作模式的普及，使整个电视行业在组织工作上越来越具有非正式化的特征。对员工尤其是自由职业者规范化保护机制就变得非常缺乏。从业者变得脆弱、孤立，很难对欺凌、不公正行为进行投诉，对性别偏见和歧视也无法直接而正式地进行交涉处理，因为在这种非正式工作环境下，“任何的投诉都会成为你前进路上的绊脚石。”参照近年来我国几次大规模的从业调查，这一性别比例与我国情况非常不同，进一步的研究值得深入展开。
· 离职潮
2015年，广电媒体人离职成“潮”。浙江卫视总监夏陈安为代表的幕后媒体人辞职，以及下半年央视主播郎永淳、张泉灵、赵普、段暄等人的密集离职，引发了公众、学术界、业界的共同关注。有研究者[81]指出，央视离职潮有向省级台和地方城市台蔓延的态势，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市场规律作用下人才流动的结果，一方面揭示出传统媒体存在体制、机制不畅的问题，后者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还有研究者[82]借鉴“知识型员工”的理论视角分析这种现象，认为追求个人发展的可持续性、强调职场的自主空间、看重事业成就的外界评价、关注知识成果的经济报偿等，是引发电视人离职的重要原因。另有研究者认为，广电人离职折射出“传统媒体在当代无可避免的衰落”。也有研究者[83]持相反意见，认为“名嘴”们的离职并不能说明媒体人离职已经形成所谓“潮”，也不能说明媒体业“长冬将至”。所谓“离职潮”与名人的放大效用不无关系。
· 娱乐专业主义
随着电视领域娱乐节目的生产、传播，其专业性和社会影响在显著提升。娱乐专业主义作为一种理念、实践或期许，得到中国传媒业界和学术界所关注。娱乐专业主义指电视从业者在娱乐节目制作中必须持有的专业技能、行为规范与职业伦理，它包括一整套电视媒介社会功能的信念、规范、职业伦理与运作模式，以及一种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和服务公众的自觉态度。有学者认为如果说新闻专业主义产生于新闻商业化时代，那么娱乐专业主义产生于娱乐消费时代。研究从节目模式、制作团队、制作理念、营销手段等方面加以探讨。娱乐专业主义在中国尚处于研究阶段，随着娱乐专业主义的不断完善与发展，会有越来越好的电视娱乐节目呈现给观众。但简单将娱乐专业主义比附新闻专业主义的逻辑推演思路还需进一步商榷。
（二）节目研究向深度迈进
2015年，电视节目研究依然在数量上占据总期刊文章中的1／4以上，其中许多是针对热播电视节目操作的应用研究和艺术批评，但相对于2014年节目研究中对节目模式演变机制、国际差异、传播特质等内容探讨，本年度的节目研究更加向特定节目类型梳理节目营销的实践方向转移，并呈现出更加浅层化和碎片化的态势，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时期节目生产业界的困境和迷茫。
1.节目模式演变机制研究
全球节目竞争和交易的背景下，推动节目模式演变的动力机制一个新技术，另一个是引进节目的本土化。
· 新技术
新技术方面，有学者[84]认为新媒体传播对影视内容生产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视听语言变化带来全新用户体验、短平快生产的小微化制作、类型化生产与商业化包装、观众对制作的干预度增强、进一步去精英化的创作倾向等方面。
而更多研究则集中于对网络自制节目的探讨。继搜索、社交、电商之后，凭借大流量、强黏性、多元生态化服务等技术和平台优势，2015年成为视频网站全面崛起的一年。视频网站加大自制节目的投入力度，诞生了一批口碑与商业回报俱佳的节目，如爱奇艺《奇葩说》、腾讯《你正常吗？》等。有研究者[85]认为，以《奇葩说》为代表的网络自制节目崛起，一方面源于一线卫视的施压，节目版权费用提升；另一方面源于政策环境的减压，广电总局的“限外令”“限娱令”为视频网站赢得了收视市场和创作空间。也有研究者[86]认为，《奇葩说》的成功得益于传播平台的优势，凭借爱奇艺“一云多屏、多屏合一”的经营策略，它的播出平台不局限于互联网，还延伸至手机、平板电脑等移动终端，而借助爱奇艺盒子还使节目得以登陆电视端，从而实现了跨平台传播。还有研究者[87]从大众文化研究角度分析了《奇葩说》的热播原因，认为《奇葩说》是一个典型的“生产者式”大众文本，它充满着多义性和复杂性，节目在选题方面的突围与受限，体现出“宰制与反宰制并存，规训与反规训并存”的特点，节目中的广告和主持人、选手所运用的语言策略，则体现出“建构与解构并存、严肃与戏谑并存”的特点。此外节目中戏仿和拼贴的使用，也使它与周星驰电影等大众文化文本形成了“互文性”。此外，有研究者[88]总结分析了移动互联网条件下视听新媒体的特征，即“个人化”视听、“社交化”视听、“全时空”视听。也有研究者[89]注意到目前网络自制节目存在的问题，即题材和内容较单一，缺乏创新；部分内容低俗、色情和暴力泛滥。
· 本土化
引进节目的本土化是另一个节目模式演进的主要动力。有学者[90]认为，从本土化的角度，电视节目模式是一个电视节目如何进行改编再制的一整套程序和规范，其设计和生产的目的在于“增加一个节目在另一个地点和时间的适应性”，电视节目模式“通过对特别的行业知识的包装而成为一种装置或处方，可以应用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视节目生产之中”。
作为一种节目生产知识，电视节目模式通过本土化过程与目标市场的社会文化相结合，能够应用到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电视节目生产之中，电视节目模式在全球的流动和市场拓展也就是不断本土化的过程。电视节目模式的兴起反映了跨国媒介在全球化时代的一种调整，那就是通过本土化生产吸收各种地方文化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以此来开辟全球电视市场和实现资本增值目标。
作为本土化的一个操作案例，有学者[91]介绍了真人秀中广泛使用的“韩式编剧”的模式和方法。自引进韩国综艺节目制作模式后，中国综艺节目在不断模仿学习中进行了本土化的改良，并开始了节目模式的创新。但不管如何本土化，最初借鉴的韩国编剧思维方式却没有变。以真实的人物、生活素材和事件为基础，让节目中的巧合越来越多，再借鉴影视编剧的多种艺术手段进行适度、巧妙的加工处理，从而使得综艺节目的故事性更强、节奏更紧凑、情节更生动、人物性格更鲜明。这种思维方式贯穿整个节目。从前期策划到最后的幕后剪辑，编剧无处不在，作为一个整体引导人物，善于将团队的灵感具体化，知道观众的爱好。
对于这种编剧形式的合理运用，研究者还是强调要从保证一定的“真实性”，平衡戏剧冲突性并能够保持创新性入手。影视编剧可以天马行空，电视节目编剧则要基于真实情感，根据人物心理情节发展走下去，所有设置、包装、发散思维都应该基于这个人物本身的真实性上。因此这个“真”就应从人们的生活入手，从各个角度参与到人们的生活中，拉近与人们的距离。规则性是真人秀节目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其区别于纪录片和电视剧的本质内核所在。“剧情化设计”是韩国真人秀规则建构的一个重要手段。编剧通过设计一个具体情境，让处于不知情的人物自由地反应和发挥。请注意，这里的“具体情境”其实是编剧在了解嘉宾的反应做出预测之后设定的情境。而这个设定的情境会故意制造能产生冲突和戏剧化桥段的游戏规则，让嘉宾在实际体验中，即使是根据个人的真实反应，也会产生冲突。节目组只负责设定游戏环节和规则，但是嘉宾该如何玩游戏，则靠嘉宾的临场反应，而这个临场反应恰好又满足了观众的好奇心。
2.特定节目类型梳理
本年度特定节目类型的梳理呈现出更为丰富的选项，客观上也是视听节目市场多元竞争的反映。除了真人秀，文化类、旅游类等节目也进入研究视野，但此类研究更多是对节目模式和类型的简单分类描述和操作建议，学理探讨有限。
· 真人秀
由于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卫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电视剧的播出做出限制，各卫视台增加了真人秀节目的制作投入。有关真人秀节目的研究在2015年，仍然是广播电视研究的一大热点。有研究者借鉴英国学者安东尼·吉登斯的“本体性安全”理论，梳理中国电视综艺节目的形态变迁，指出：以《中国好声音》《爸爸去哪儿》为代表的真人秀节目，体现出“游戏”与“公共”相缠绕的形态，尤其是后者，“出色地展示了日常生活”，呈现出“富有希望与启示意义的层次”，进而启示“我们应当去关注与他人‘共在’的日常生活，人与人之间的交际及在交际中所产生的公平博弈与公正之思，才是人们在时代变迁中缓释焦虑、获取本体安全的真正基础”。诸多探讨真人秀节目的论文，也不乏批判的视角。有学者[92]以亲子类真人秀节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儿童被消费化的现象，指出儿童的主体性被节目语言所消解，使其成为娱乐产业的低龄劳工。
从2014年开始，轰轰烈烈的歌唱类选秀节目在政策调控下回归理性市场，旅行真人秀成为电视节目竞争的又一阵地。有学者[93]认为，某种意义上，旅行真人秀更贴近真人秀节目的本质，以景点为依托的空间变化比演播室的单一空间，更能体现真人秀“规定情境”的丰富性；更重要的是，作为真人秀主体的“人”，在行进过程中的行为、性格等也有了更为充分的展示空间。与其他户外节目相比，旅行真人秀着力在展开任务的风景点的选择上，拉大与观众日常生活的差距；在人物的表现上，着力开掘观众对参与节目人物既有印象的反差，使节目产生一种“奇观”效应，拉动收视。
这里的“奇观”不仅是一种视听感受，更是一种心理体验，其最大特征在于它非常规化的呈现。对于旅行真人秀而言，这种奇观体验主要表现在奇异的风景风情、迥异的明星呈现、集中而丰富的冲突等。借助奇观效应，旅行真人秀渐成气候，然而，再陌生、再非凡的事物随着体验的深入与重复，最初的新奇感也会逐渐消失，奇观体验就是这样在不断背离和反抗日常审美中永远求新。2014—2015年，相继有十几档旅行真人秀登上荧屏。节目式样的趋同，明星资源的重复，难免使观众产生审美疲劳。
研究者认为，下一阶段旅行类真人秀的设计要从“奇观”向“情景”转移。首先，任务和规则设计应注意情境的系统性，给意义的提炼和升华留下空间。其次，场景的利用选择应注意与景点的特色文化有机结合，这是摆脱景点成为简单的人物背景、提升节目内涵的重要方式。再次，注意强化人物关系设计和人物表现。作为真人秀，“人”是表现核心。恰当的人物关系设置可以深入挖掘人物独特的性格，但是真人秀节目中的各种人物关系需要进行情境设计，埋下最有可能引发故事的关系勾连，推进人物表现。
具体节目制作手法方面，有学者[94]分析真人秀潜台词的使用。潜台词字幕是指通过文字描述、表情符号、标点符号及卡通图片等，将节目中的人物心理、情绪、难懂的画面、隐藏的笑点等予以提示和解读的新型字幕形式。它具有增加信息含量、提示细节和重点、发掘笑料及增强代入感等作用。研究者以互文性为视角，对国内引发较多关注的真人秀节目的潜台词字幕进行分析，以求从新鲜的视角探寻其对视频内容的解读。
· 益智类节目
“电视益智类节目是一种在本质上极具博彩元素、在内容上体现益智特征的集竞技性与娱乐性为一体的独特的电视娱乐节目类型。”20世纪90年代初，当时的上海电视台以各大电视台盛行的各种知识竞赛为雏形，创办了《智力大冲浪》，成为我国益智类节目的先行者。新世纪初，大量益智类节目被借鉴或引进中国，益智类节目进入黄金时代，以《幸运52》《开心辞典》和《三星智力快车》等为代表的节目，均实现了收视率与口碑的双赢，带动了一系列电视益智类节目的兴盛，如《财富大考场》《超级英雄》《无敌智多星》等，成为同时期电视节目的重要形态。近几年来，虽然真人秀成为电视节目市场的主流，但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2011年和2013年相继出台的《加强电视上星综合节目管理》及《关于做好2014年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编排和备案工作的通知》的引导下，以及江苏卫视《一站到底》等节目的强势袭来，益智类节目再次迎来了发展机遇。
有学者[95]将此类节目大致分成了三种类型，并系统梳理其发展现状和问题。在真人秀的冲击下，首先，部分老牌节目通过重新定位与升级改版，依然在艰难地探求生存与发展的路径。如2000年开播至今的中央电视台的《智力快车》、北京电视台的《SK状元榜》，此类节目是传统益智类节目的代表，遵循着以知识性为主、竞争与博彩为辅的节目定位，在稳妥播出的状态下，尚缺乏创新活力。同时，一些电视台通过借鉴或引进的方式，在吸收域外优秀节目特点的基础上改革创新，诞生了一批品质较高的原创益智类节目。但目前的电视节目市场上，此类具有代表性的节目还屈指可数，主要以江苏卫视的《一站到底》《芝麻开门》，中央电视台的《为你而战》《开门大吉》，浙江卫视的《王牌谍中谍》等为主要代表，但由于此类节目在数量和质量上的双重缺失，难以形成稳固的影响力。此外，借鉴益智类节目的形态，一些电视从业者将益智元素进行分化演变，制作出一批具有益智节目特征，但又不完全符合该节目类型的衍生类节目。益智类节目的两大支撑元素为益智和博彩，一些节目倚重博彩元素，注重展现节目的参与性、娱乐性、竞争性效果，将传统益智节目中的知识问答转变为游戏、竞技或身体对抗，从而诞生了一系列处于益智节目边缘地带的节目。如湖南卫视的《智勇大冲关》，后演变为《爱拼才会赢》《男生女生向前冲》等体力考验大于智力考验的益智博彩节目形态；而《梦想成真》等节目注重技艺的比拼，每期寻找三个家庭，分别给出一个技艺性的题目，要求在一周之内进行演练，然后在节目现场进行表演，成功者将获得大奖。还有一些节目以益智元素为主打卖点，注重传播文化内涵。自《汉字英雄》《中国汉字听写大会》等节目受到广泛认可后，各大卫视相继推出了一系列文化知识类节目，如江西卫视的《挑战文化名人》、浙江卫视的《中华好故事》、河北卫视的《中华好诗词》、贵州卫视的《最爱是中华》等。上述节目虽然不符合益智博彩元素的以往定义，但均为其衍生类节目，符合益智节目的特征。
但在纷繁的竞争和良莠不齐的制作水平下，研究者认为当前的益智类节目也存在着诸如题型娱乐化，知识性不足；节目生命周期短，可持续性较弱；对抗性与吸引力不足，缺乏看点；审丑、猎奇倾向明显，节目设置偏离定位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研究者建议通过加强重视打造品牌节目、借助名人、亲子、真人秀等其他元素、增强可看性、知识创新，为题型注入活力等举措增强节目的竞争力。
· 文化类节目
依托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热潮的电视文化节目应运而生，文化类节目在秉持传承文化、传播知识、启发心智、陶冶情操的基础上，不断追求形式的突破与环节的创新，通过对受众、内容形式与传播方式等的深入研究，开创了电视文化节目创新性发展的新局面。有学者[96]集中介绍并评析了相关专家、学者的理论研究成果，从中探寻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电视创作机制，以期为中国电视文化节目的创新发展找到可资借鉴的现实路径。
从节目的内容和模式上，学者们在理解电视文化栏目概念的基础上，较为全面地概括了目前国内电视文化栏目的特点。当电视文化栏目以传承文明、宣传知识、教育大众为己任时，它就必然具有抓住更多人求知欲望的特点，即电视文化栏目具有包容性、普及性、针对性，形式更为新颖、环节更为吸引眼球。这些特点让本已黯然失色的文化节目在娱乐化蔚然成风的电视栏目中突围出来。而作者认为，学者更应着重强调文化节目创造性的发展，避免同质化现象。
· 公益节目
2015年2月，由央视前主播柴静制作的公益纪录片《穹顶之下》在人民网、优酷、腾讯、乐视等平台上线，该片聚焦雾霾的成因与治理，24小时之内获得1亿次的点击量。尽管该片很快从各大视频网站上下架，但由此引发的公益节目现象却成为2015年广播电视研究的一大热点。有研究者[97]认为，《穹顶之下》作为柴静的转型之作，所产生的效应与她在央视积累的职业声望密不可分。进入互联网这个场域之后，其原先的声望资本迅速增值，最终凭借雾霾这一公共之痛，“实现了个人身份的华丽转场”。更多的研究[98]则围绕该片所产生的效应，从传播技巧、新媒体的传播机制等层面进行了分析。2015年另一档引发关注的电视公益节目，是中央电视台推出的大型寻人节目《等着我》。有研究者认为，作为公共文化重要承担者的电视，理应以全社会共享的规范、价值体系、目标和利益为其自身的价值诉求，通过培养观众的公共情感，增强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以期让人们生活得更美好更幸福，这恰是《等着我》的价值与意义。也有研究者[99]在肯定《等着我》这类公益性电视节目的作用之余，对同类节目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认为“公益性电视节目要秉持公益之心，去除不适当的商业因素，坚守服务求助者的原则，收视率或观赏度都要让位于求助者问题的解决，采取适于解决求助者问题的最佳方法”。此外，在尊重当事人的隐私、事件持续性关注造成的心理问题等方面，也应有所注意。
3.社会化媒体营销策略
新兴社会化媒体的传播是用户自主选择与再传的传播，是一种网络口碑传播，会发挥涟漪效应，而其涟漪效应又由涟漪宽度和涟漪长度两部分组成，是裂变式、碰撞式的传播。有学者[100]选择2013年《中国好声音》在微博中主动发起的传播营销数据，以传者、受者、传播信息作为三个主要自变量进行有效层层细分、挖掘与分析。研究发现：社会化媒体中传者身份对信息首次转发没有直接关系，是否“认证用户”的信源，对信息涟漪宽度即首次转发并没有直接关系，甚至认证用户的直接转发比例还不如草根用户。用户“搜索意愿”并非社会化媒体中信息选择与再传的主要原因。用户身份对社会化媒体内容传播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表达观点”“抒发情感”是社会化媒体用户的主要再传意愿。
总体来说，该成果以当下的“现象级”热播节目的涟漪现象为研究对象，对既有网络口碑传播的理论做出细化和补充，在同类研究中表现出扎实的经验研究素养和学术精神，如果能将涟漪理论在我国社会化媒体传播实践中进行更为细致的本土化和概念化操作，则更有可期待的空间。
五、结语：碎片与规制——广电类研究的反思与期待
总体而言，相对于2015年广电类研究的学科化努力，2015年的广电相关研究取得了部分实质性的进展，但也呈现出更为碎片化的趋势，研究重点的分化和转移呈现出学术界对业界实践的热切关注以及整合反思的期盼。
（一）广电相关研究的进展与突破
本研究将102篇论文合并为四个框架：“理论篇：危机预警与转型反思”“制度篇：产业运作与社会规制”“文化篇：文化交流中的视听传播与关系重构”“操作篇：业务更新与模式演进”，各部分的主要进展如下：
（1）研究体系与学科建构，相对于2014年的学科化努力，2015年的广电理论研究集中在对各种危机的预警和问题的呈现上，“转型”仍旧是持续性的主题。国内外高质量的研究报告成为最受瞩目的学术贡献。一些新概念的出现展现出学术界跳出“媒介中心主义”的努力。广电思想史、媒介史的研究则从技术哲学的角度为现实阐释理论和经验资源。
（2）广电制度层面研究曾在2007—2010年产生井喷式进展，但在随后跨学科的研究者逐渐减少。2015年，此领域研究主要围绕产业探索和行业规制展开。其间反映出处于剧烈变迁的广电组织与其他社会部门之间的关系重构和从“大公共性”视角对广电业的规范引导。值得注意的这些规制政策的出台既融合了决策者对转型期媒介和社会管理的需要，又反映出学界和业界实践中突破瓶颈的呼声，两者之间的张力是进一步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3）文化层面的广电相关研究包括文化交流中的视听现象与文化研究脉络中的视听传播两个主要部分。前者涉及不同文化群体交流过程中视听媒介的使用及视听传播的功能，后者主要以文化研究为理论路径，并以民族研究、性别研究为突破点，但总体上2015年度的广电文化研究相对乏力。
（4）操作层面研究主要包括广电与视听新闻研究、从业者研究、电视节目研究等三个部分，其中电视新闻生产相关研究体现出学界对媒介公共性的持续追求，从业者研究中的一些新关键词体现出行业整体的困境，而节目研究的丰富化也推动了整体节目模式研究的发展。
（二）研究不足与今后讨论的方向
2012年广播电视学学科设立之际，学者石长顺认为当时的我国广电研究存在某些概念、范畴不清晰，理论体系不完善，缺乏独特的方法论等问题，这说明广播电视学已经成为了一门应然学科，但还不是一门实然学科。[101]而纵观2015年的研究情况，不得不承认，许多“既有问题”依然存在。
（1）囿于传统广电媒体研究的困境。虽然2015年度广电研究的主题更趋多元，但传统广电媒体的现实困境并不意味着广电学科的困境，而更可能是部分“囿于传统广电媒体的应用研究”思路的困境。仅仅是对既有问题的呈现和所谓“危机”的预警，可能遮蔽了广电以及视听传播实践基础上理论重构的努力与契机。
（2）概念化层次有待提升、研究路径欠缺证据支持。面对许多新形势下的新问题，许多研究深度关切广播电视媒介和媒体的业界实践，展开类似欧美主流广播电视研究脉络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常见的“记者式研究”[102]，尤其是广播电视的媒介形态变迁、节目类型和产业运作及其规制等方面的动态进行实时跟踪，其中不乏精彩观点与洞见，但却因论述过于宏观或者最终没能将经验观察和理论分析相结合实现“理论化”的“惊险一跃”而留下遗憾。单纯的成功经验描述也就不可能在差异性的条件下得到有效的分析和借鉴。方法使用情况上，只有少数研究在文章中给出了量化或质化的方法展示和经验证据支撑，也就降低了学术界对话的可能。
（3）对中外已有学术资源的借鉴承接不足。虽然在整个人文社科领域广播电视是一门新兴学科，但在国外也有至少七八十年的研究传统，积累了大量可供借鉴的理论资源。但在相关研究的讨论主题、概念使用和引用情况来看，2015年广电类相关研究对中外既有学术资源的承接和对话方面虽然有所提高。但学者们也不得不承认，面对全球范围的媒介生态变革，简单的国外经验的借鉴仍不足以为当下中国的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此外，许多西方或跨学科的概念仍需做进一步的“理论旅行”和“本土化”操作，新媒体相关研究中，媒介哲学和媒介伦理领域少有涉及，这些都是值得拓展的研究方向。
（陶文静）
[1] 石长顺，柴巧霞：《广播电视学：作为学科的内涵与知识体系》，《现代传播》，2013年第7期（总第204期）。
[2] 廖圣清，申琦，柳成荫，李硕德，秦悦，秦绍德：《中国大陆新闻传播学研究十五年：1998—2012》，《新闻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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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所谓“代表性”是指基本涵盖“传播研究”的主要研究分支或取向，对2014年传播研究中出现的一些重要研究成果，本研究做了更为细致的解读。
[5] 参见，赵红洲：《科学史数理分析》，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11页
[6] 李春雷，陈瑞华：《演变、转向与趋势：新媒体时代下的中国传播学研究——中国传播学会2014年年会暨新世纪的中国传播学学术研讨会综述》，《现代传播》，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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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石长顺，柴巧霞：《广播电视学：作为学科的内涵与知识体系》，《现代传播》，2013年第7期。
[102] 广电相关研究中“记者式批评”出现时间最早，指“由感觉敏锐而又见多识广的记者撰写，通过报纸或杂志发表的关于电视的报道或评论”，涵盖了在大众纸媒上与电视相关的各类新闻、信息和评论，由新闻记者撰写，篇幅短小，面向广大读者，具有一定时效性。参见Smith，Ralph Lewis.（1979）.A study of the professional criticism of broadcasting in the professional criticism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1920-1955，Arno Press，p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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