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统治下的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批判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题，与它的技术理性批判、人格心理机制批判、国家批判和大众文化批判等文化批判内容交织在一起。因此，意识形态批判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大众文化批判的重要视角，并得出大众文化是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工具，成功地实施了对大众的控制的结论。

他们之所以对大众文化产品的意识形态性如此深恶痛绝，其根源在于他们对于意识形态概念的错误理解。的确，马克思、恩格斯也主要是在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认为它是虚假的意识，并将其虚假性与其阶级性联系在一起，但他们并不认为意识形态就一定是虚假的。法兰克福学派秉承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主要在批判和否定的意义上使用“意识形态”一词。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来源于它的阶级属性和政治倾向，带着这种社会政治目的，虚假性成为意识形态的必然本质。不可否认，马克思、恩格斯也曾经批判过意识形态的虚假性问题，认为它是对社会现实的颠倒的、歪曲的反映，并且认为它能把特殊阶级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的特性而起着维护阶级统治的作用。但马克思、恩格斯从没把“虚假意识”当作意识形态的唯一解释。显然，法兰克福学派把意识形态当作“虚假意识”加以批判有一定的理论根据，但他们由此把虚假性当作一切意识形态的共同本质，这实际上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思想。

在意识形态的否定意义的基础上，法兰克福学派大力批判了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本质。对他们而言，文化本身应该是与现实秩序相疏离的，即保持对现实的反思、批判的间距，因而超越、否定既存社会现实是其之为文化的神圣向度。然而出身于市场规律和技术理性联姻的大众文化，本身就是作为商品出现的，它反映了商业秩序并且本身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它与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融为一体；它不再是对既存体制的否定和超越，相反，它现在维护着这个体制。通过虚假承诺欺骗大众、通过娱乐活动麻痹大众，并结合它无孔不入的强制性，大众文化成了操纵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心灵、削去大众反抗意识的“社会水泥”。与传统的意识形态相比，大众文化作为意识形态表现得更为意识形态性和更为隐蔽性，因为它通过文化产品的不断重复，潜移默化地把统治阶级的意识变成了大众的生活方式。同时，大众文化因其公开的广告性质和能把特殊的私人利益说成公共利益的特长而成为各利益集团，甚至是政府和政党争夺的竞技场。

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对大众文化所作的意识形态的批判是入木三分、异常精彩的。尽管该学派对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有认识上的偏差，但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意识形态工具的定位无疑具有正确性。他们从意识形态角度对大众文化所作的批判，洞察到了文化工业对大众的压抑性作用，对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异化的新形式具有创新意义。不可否认，他们只从否定的方面对大众文化作了意识形态的分析，不免显出他们的片面和偏颇，但对照他们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大众文化的否定的意识形态功能是突出的，所以他们对大众文化的否定性意识形态分析是有历史必然和历史合理性的。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批判而言，上述的优点也正是它的缺点。由于他们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片面性，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意识形态功能的分析也必然带有偏激和片面。他们对大众文化的积极作用视而不见，只看到了大众文化对大众的控制、操纵的消极作用，并因而得出结论说大众在大众文化的控制下是无能为力的。事实上，尽管是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大众文化也起着使更多人接近文化作品，提高大众文化修养，使大众有机会了解、参与社会及政治生活的积极功能。因此，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并非一无是处，在这个问题上，詹姆逊的看法更值得借鉴。詹姆逊认为，资本主义大众文化不能用绝对好坏的标准来评价，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来评价它：从它被意识形态操纵的情况看，资本主义大众文化的确起着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作用；但从它同时又进一步激化了资本主义的矛盾这一情况看，它对人的解放又有着积极的意义。

对于自己早期的这一悲观和绝望态度，法兰克福学派成员也有过一定程度的反思。洛文塔尔说“大众文化也包含着艺术的因素”；阿多尔诺说“电影也能转化成艺术”“大众文化包含着自身谎言的解毒剂”；哈贝马斯说“大众文化绝不仅仅只是消极的框架”，等等，这些言论显示了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对自己早期论断的反思，但相对他们早期对大众文化所作的深刻批判相比，晚期的反思只能算是匆匆一笔，不能构成对其早期批判立场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