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里希大帝统治下的普鲁士

1763 年，七年战争结束后，弗里德里希大帝在普鲁士继续统治了二十三年（1740—1786 年）。这个人们所称的“弗里兹老头”，日子过得平平和和，写写回忆录和历史，重建他那满目疮夷的国土，振兴农业和工业，充实他的国库，训练他的军队，同化西里西亚这一大块征服来的土地，1772 年后还同化第一次瓜分波兰中落到手里的那一部分波兰国土。然而，弗里德里希享有最杰出的开明君主之一的声誉与其说来自他实在的改革，不如说来自他本人的多才多艺，以及来自伏尔泰这些文人朋友给予他的令人啧啧称羡的名声。他在给伏尔泰的信中写道：“我的主要工作是向国内愚昧偏见开战……我得启迪我的人民，陶冶他们的性情举止，尽可能使他们过上人力所及的幸福生活，或是我的财力所许的幸福生活。”他没有想到，普鲁士要成为乐土还需要彻底的改革。治理这个国家是不难的，因为国内的路德宗教会长期以来就从属于国家，相对较少的市民大多是王室的侍从，而且，容克地主体现在各个省议会的自主权，已被弗里德里希的先王剥夺。弗里德里希简化、编纂了王国的许多法令，使诉讼费用较为便宜、断案较为迅速、执法比较秉直。他在文职人员中间坚持提倡一种健康奋发的风气。他维护宗教自由；下令对一切阶级出生的一切孩童提供一些初等教育，尽管他没有付诸实现。弗里德里希治下的普鲁士颇有魅力，吸引了三十余万移民觅路投奔。

普鲁士的社会阶层但是，社会仍然保持层次分明的结构，这种结构形式在西欧几乎不为人所知。贵族、农民和市民相处一起，但彼此间有一种隔离状态。每一阶层纳税有所不同，向国家履行的义务也有所不同，谁也不能购买属于另一阶层人的那类财产。法律上，人分等级，财产也分等级；要想从这一阶层逾越到另一阶层，简直办不到。执行这些政策的根本宗旨是为了军事目的：财产形式分别保持不变，就可保有一个独特的农民阶级，从中征募士兵；就可保有一个独特的贵族阶级，从中征募军官。王国西部边陲地区以外的农民都是农奴，他们凭那些靠不住的条款拥有份地，为此得在领主大庄园的土地上从事徭役。而且，他们还被视为领主的“世袭奴仆”，不得擅自离开领主的庄园，不得擅自结婚，未经领主的同意，还不得擅自学习手艺。弗里德里希早年时期曾经考虑过采取步骤，以减轻农奴制的重压。在他自己的庄园里，即在那些占有王国四分之一面积的普鲁士王室领地上，他确实那样做了。但对属于私人地主或容克的农奴，他什么也没有干。对于指挥军队的容克阶级，哪一个普鲁士国王都不能去招惹他们。另一方面，在普鲁士存在一个君主国，单这一点，就使普通平民享有一些好处；普鲁士农奴的境况不像毗邻地区——波兰、利沃尼亚、梅克伦堡以及瑞典的波美拉尼亚——那样坏。这些地区，地主的意志就是当地的法律，因此被称为容克共和国。在这些国家里，农奴主公开把他们的农奴当作可动产出卖，或当作赌注，或当作礼物送走，以致拆散许多家庭，弄得他们妻离子散，就如俄国地主处置他们的农奴，或美国农场主对待他们的黑奴那样。在普鲁士，却没有听说有这样的虐待。

弗里德里希实行中央集权的制度，大权不仅集中在波茨坦，而且还存在他自己的脑子里。一切事务，他都要亲自处理；一切重大决定，他都要亲自作出。他的大臣或将军，谁都没有获得过独立行事的名声。正如他谈到他的军队那样：“没有人思考，人人得尽职。”——也就是说，除了他国王本人，就没有人思考。或再用弗里德里希的话来说，要是牛顿得同笛卡儿商量的话，那他将永远不会发现万有引力定律。在弗里德里希看来，要去考虑别人的意见，或者把职责交给能力不如自己的人，似乎是莫大的浪费和不守法纪。1786 年，他去世了，统治达四十六年，没有培养出任何继承人。二十年后，普鲁士几乎被拿破仑摧毁。拿破仑打败普鲁士，并不教人吃惊，但在 1806 年，普鲁士整个国家突然瓦解，倒使欧洲大为惊愕。那时普鲁士和其他地方的人得出的结论是，由一个具有超凡才智的人，高高在上、孤家寡人和凌驾一切地操持的政府，是不会搞出一个在现代环境中具有生存能力的国家形式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