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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尼采与恩斯特·荣格

时间:2022-09-2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荣格的书被海德格尔阐释为对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学说合乎时代的续作。在对战后时代的这种解释里,荣格毫无疑问地表明自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学生和继承者。当海德格尔在1936/1937年冬季学期以《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为题开设有关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首次讲授课时,他已经远离了荣格《劳动者》中的思想,也远离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不过要与之拉开距离的不仅是尼采与荣格的著作,也包括海德格尔自己。海德格尔着重提及了

海德格尔后期思想的首要主题是这样一个问题:人如何能够生活在一个总体技术化的世界。这个问题开始变得重要起来是由于国家社会主义统治的经验,这种统治以迄今为止令人难以设想的方式和手段利用技术来贯彻其战争和大屠杀的目的。在1933年的一次交谈中,海德格尔向他的德国学生称赞恩斯特·荣格的著作《劳动者:统治与型式》(1932年),认为他可以作为学生的教育读本,其后,他又将其作为分析战争与犯罪中的技术手法的基本著作。荣格的书被海德格尔阐释为对弗里德里希·尼采权力意志学说合乎时代的续作。

正如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所写,50年代初,“海德格尔用合置(Gestell)这一表达来指称技术世界,这一表达在德国到处流传”(1),而早在20年代左右,海德格尔就已经开始探讨技术现象。

在1945年出版的1933/1934年校长就职报告中,海德格尔指出,在1932年左右他已经对恩斯特·荣格的著作《总体动员》(1930年)以及《劳动者:统治与型式》(1932年)进行了研究和“详细讨论”(全集卷16,第375页)。此外他还提醒人们注意,这个文本“显示出一种对尼采的形而上学的本质性理解,因为它在尼采的形而上学的视域下对西方历史及当下作出观察和展望”。我们必须以尼采哲学为背景来研究和阅读荣格的著作,以便发现那些基础,正是这些基础为海德格尔日后将技术阐释为“合置”做好了准备。

荣格著作的目的是尝试认清,一种新的人类“类型”(Typus)如何紧接在一战的技术装备战之后出现。这样一种“类型”完全赞同并极力推进日益渗透入日常生活的技术化进程,在这个意义上,它已经认出了时代的征象。这种技术化趋向于总体性(Totalität),因而以暗指军事用语的方式被称为“总体动员”(totale Mobilmachung)(2)。在一个“总体动员”的世界,一切都与促动作用(Dynamisierung)以及技术化脱不了干系,即使“物质”在自然科学中也被理解为能量和运动的一种样态。

荣格认为,技术装备战中的士兵是一种新的人类“类型”,因为士兵对战争的经验是,在这个事件中,唯一重要的是尽可能完美地完成其“劳动”(3)。与此同时士兵明白,无论战斗是胜是败,都不取决于作为个体的他。事关宏旨的仅仅是对材料——士兵本人也必须被算作材料——进行最优利用。

荣格认为,一战以后这样一种态度无疑已经凝固为“类型化的”生活方式。不过这种生活方式中的“类型”不再是士兵,而是“劳动者”(Arbeiter)。这种“类型”不再把生活理解为一种通向幸福的个人可能性,而是理解为无限制地效力于“权力意志”的任务,通过这种毫不间断的效力来达到统治地位,从而在“总体动员”的意义上建立世界。“劳动者”之“类型”并非经济学或者社会学现象,而是一种形而上学“型式”(Gestalt)的现象化呈现(Phänomenalisierung)。凭此概念,荣格矗立于柏拉图思想的传统中。

在这种语境关联内,荣格在《劳动者》中写道:“技术是劳动者之型式对世界进行动员的方式和方法。”(4)荣格在这里所观察到的现象明白无疑。在此首先涉及的是一种无所不在的对人、机器以及信息进行加速的经验。为了将遍及各处的速度增长与不断提高的能源消耗的增长情况确定下来,荣格在进行时代诊断时可能系统地研究了全部世界领域(Weltbereiche)(即便体育与业余活动也被释解为“劳动”)。

在对战后时代的这种解释里,荣格毫无疑问地表明自己是弗里德里希·尼采的学生和继承者。他在很多地方都提到了尼采。对荣格而言,尼采是“权力意志”和“超人”哲学家。尼采后期的主要思想从根本上影响了《劳动者》的写作:生命存在于“权力意志”当中,因此最大限度肯定“权力意志”的人,亦即“超人”,要向“权力”进发从而超越现存的人类。正是尼采,在遗稿《权力意志》的一个片断中建立了“士兵”和“劳动者”之间的联系:“劳动者应当学习像士兵那样接受。”事关宏旨的是,“按照其各自的方式来设立个人,以便使他能够完成至高之事(5)。而尼采此前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中对“机器”的神化同样指示着这个方向:

作为教师的机器。——机器在行动中通过自身来教你人群之间的相互啮合技术,在行动中每个人只要做一件事:它交给你组织党派和进行战争的样本。另一方面,它不教你个人的专横独断:它从许多人中造就一台机器,用每个个人来造就一件达到一个目的的工具。它最普遍的效果是教你认识到中央集权的好处。(6)

从这样的思想出发,荣格能够以一种原创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来拟就其关于“总体动员”与“劳动者”的形而上学世界解释。

但实际上荣格在1932年的时候去涉及这个主题是不是错了?在紧接着的13年里,人类为了实施战争和“有组织的大屠杀”(汉娜·阿伦特语)而肆无忌惮地动用技术的种种可能性,事实上,这不正预示着人类的一种新“类型”?在《劳动者》中,荣格显然不无同情地预见到了这个正在到来中的局面。他在那里写道:“我们所相信的是:劳动者的崛起意味着德国一次新的崛起。”根据这些以及其他一些表述,可以发现,荣格那异常具有预见性同时又包含丰富思想的著作不仅仅是时代诊断,还是一篇檄文,它庆贺“劳动者”的出现,认为它是不可避免的,人们也不能对之抱拒斥态度。不过恩斯特·荣格在著作的其后部分收回了这一对处在一种“英雄的现实主义”(heroischen Realismus)中的“劳动者之型式”的肯定,为的是同时将“劳动者”的“类型”理解为在世界的技术化进程中具有决定意义的重要角色。荣格从未陷入国家社会主义。

当海德格尔在1936/1937年冬季学期以《作为艺术的权力意志》为题开设有关弗里德里希·尼采的首次讲授课时,他已经远离了荣格《劳动者》中的思想,也远离了尼采的“权力意志”学说。1934/1935年冬季,他开设了有关荷尔德林颂歌《日耳曼尼亚》和《莱茵河》的讲授课,这个讲授课已经公开表明了他与荣格及尼采的距离。不过要与之拉开距离的不仅是尼采与荣格的著作,也包括海德格尔自己。

1933年11月,海德格尔为弗莱堡入学新生做了一个讲话。海德格尔着重提及了恩斯特·荣格的《劳动者》。他对学生们机敏地解释道:“这一学生类别不再进行‘学习’,也就是说不再风平浪静地端坐在某个地方,只不过为了从坐着的某个地方‘直奔’另一个地方。这种新的求知者类别时时刻刻都在路上。这类学生将成为劳动者。”(全集卷16,第204页)在德国的巨变中,海德格尔可以正面地提及劳动者一词。“劳动”是民族之存在,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是“劳动国家”(Arbeitsstaat)(同前,第206页)。

1940年初,海德格尔在一个“同事间的小圈子”里又一次公开对荣格的《劳动者》进行解释。而这一次海德格尔表达了批判意见并摆出论战态度。不过这次批判在针对荣格的同时,也指向思想家本人在1933年左右所持的立场。海德格尔与“总体动员”的争辩本身也是与自己对国家社会主义的许可的争辩。一方面是海德格尔的荷尔德林阐释,另一方面是他的尼采与荣格解释,这两者完全为这一批判性脱离服务。

这种争辩无疑表明,尼采与荣格的思想最准确地把握到了时代的征象。如果说海德格尔在上述1933年11月的演讲中强调过,荣格“在世界大战中的技术装备战的经验的基础上,已经通过劳动者之型式,完全说明了正在出现的下一个时代的人的存在方式”(同前,第205页),那么他在日后同样发现,没有理由对这一观点作出修正。相反,他觉得这一看法已经由二战的发生得到了证实。“装备的机械论”(Mechanismus der Rüstung)是“由存在之离弃状态的空虚来决定的,而在存在之离弃状态中,用于技术之制作的——文化同样属于这种技术——对存在者的消耗乃是唯一的出路,沉湎于自身的人还能够由此把主体性拯救入超人(Übermenschentum)之中”(全集卷7,第90页)(7),海德格尔在1939年和1940年之交如是写道。为了将尼采和荣格的思想阐释为一个自行固定在“权力意志”中的时代的最后阶段之观念,他们两人的思想在这里被集中到了一起。人已经成了“从事劳动的动物”(同前,第71页)(8),这头动物已经向自己本身宣“战”了。

尽管哈贝马斯确实在其《海德格尔:著作与世界观》一文中不无怀着先入之见地思考了海德格尔的政治参与,他仍然合理地将海德格尔的“态度转变”(9)描述为一个发生在1934至1936年间的思想更替过程。不过当他否认海德格尔有能力“修正把自己理解为对真理之通达具有特权的思想家”(10)时,他忽视了这样的情况,海德格尔与恩斯特·荣格的争辩以及通过荣格而产生的与尼采的争辩表达了一种自我批判,这个自我批判始终注目于“第三帝国”中技术的总体化过程这一事情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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