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我国少儿出版发展历程及其社会价值取向的转变

我国具有五千年的悠久文明史，但是在古代却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少儿出版。虽然我国古代也有一些儿童启蒙读物，如《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幼学琼林》等，但这些读物从严格意义上来讲还算不上真正的少儿读物。从儿童的身心发展需要出发，考虑儿童阅读能力、阅读兴趣，出版具有儿童特色的读物的时间，一直推迟到了19世纪的中后叶。鸦片战争使国门被迫打开，西方文化开始传入中国，随之西方的儿童观对中国一些进步人士产生了影响，儿童读物开始引起人们的关注。这个时期，国外很多儿童读物被翻译出版，比如至今仍在少儿读物市场上活跃的《爱的教育》、《鲁滨孙漂流记》、《格列佛游记》、“凡尔纳科幻小说系列”等。这个时期的少儿读物，主要以翻译的儿童文学读物为主。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随着思想解放和进步思想的倡导，儿童问题得到了思想界、教育界和文化界的普遍重视，鲁迅先生把“儿童本位”作为口号正式提了出来，直至这个时候，“儿童”在我国才被正式发现，进步人士开始纷纷投入到少儿读物的翻译、引进和创作中来，为我国的儿童提供了大量的精神文化产品，同时长久以来侧重文以载道的《三字经》《千字文》等因为束缚少儿的思想、缺少少儿特色而遭到批评。但是由于传统文化根深蒂固的影响，当时的出版人虽有进步的文化理想，在引进翻译儿童读物的时候还是难以摆脱成人的视角和“文以载道”的价值取向，那时的儿童读物远没有现在的少儿读物那样生动有趣和富有儿童特色。但这毕竟迎来了少儿图书出版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少儿出版的发展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新中国成立以后至20世纪60年代中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我国的少儿出版也面临同样的局面。当时，可供少儿阅读的图书极度贫乏，据统计，1950年全国出版的少儿读物只有466种，总印数为573万多本，平均算下来，12个孩子才拥有一本图书。当时，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开始，全国211家出版社中，只有27家为国营出版社，1950年的少儿图书中，有70%的种数、59%的印数是由私营出版社出版的。那时的少儿读物，不仅数量少，质量也非常低劣。[1]1950年，在前一年刚刚成立的团中央出版委员会的领导下，青年出版社建立了起来，其下设的儿童出版科出版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秦兆阳的《小燕子万里飞行记》。新中国成立的第三年，在党和国家的重视与支持下，我国第一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少年儿童出版社在1952年12月28日于上海成立了。但是，面对少儿读物的严重匮乏，一家少儿社的力量是极其微薄的。1954年时，根据统计，我国具有阅读能力的少年儿童有7000万名，但是少儿图书却只有420种，1387万册[2]，比新中国成立之初的情况只是稍有好转，但是少儿出版工作仍然远远不能满足广大少年儿童对少儿读物的需求。1955年，团中央向党中央提交了《关于少年儿童读物奇缺的报告》。这份报告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并亲自批示要“大量创作、出版、发行少年儿童读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于1956年6月1日这个属于儿童的节日——在北京成立了，从而形成了长期以来“南有上少，北有中少”的少儿出版格局。1956年年底，少儿出版的发展就见到了令人可喜的成效，少儿出版物达到2315种，印刷了1亿册，出版的图书中有一些至今让人印象深刻，如科普丛书《十万个为什么》、儿童文学读物《小兵张嘎》等。当时还有很多苏联少儿图书被翻译引进，这也与我国当时向苏联学习的历史背景有很大关联。但是，少儿出版这种上升的喜人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紧接着的“反右派”扩大化、“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使刚起步的少儿出版的价值取向深受政治大环境的影响和干预，很多少儿读物缺少真正的对少儿心灵的人文关怀，而是片面地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只把少年儿童看作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认为少年儿童也应该投入到工农业的生产中去，在劳动中进行锻炼，接受思想的教育改造。这个时期的中国社会，忽视了社会个体全面、自由发展的需要，强调的是以社会为本位的政治价值取向，不重视甚至是反对社会个体个性化发展的需要。片面强调少儿出版的政治价值、社会价值，使得少儿出版的文化价值、经济价值都被忽视了。这个阶段，社会指向的政治价值取向在当时的少儿出版物中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很多少儿图书都有少年儿童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接受思想教育的情节。这种价值取向完全是从国家或者社会的角度出发的，将少儿出版这一价值活动的主体视为只有国家和社会，排除了少儿读者这个非常重要的个体主体，认为他们只是被动的接受教育者。少儿出版价值取向的这种片面性使得少儿出版物的质量严重下滑，选题范围也出现了严重的局限性，有关社会知识和自然科学知识的读物非常贫乏。这种局面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变得更加糟糕，整个少儿读物的出版迅速滑向低谷。此后十年间，我国少儿出版几乎处于停顿状态，我国的少年儿童再度陷入了无书可读的可悲境地。

第二个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

1971年2月11日，针对广大青少年没有书看的严重书荒，周恩来总理专门召开会议，对出版方面的负责人发出“新书要出，旧书也可以选一点好的出版”的指示。1975年，经过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领导同志的批示，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正式开始恢复了出版工作，随后，各地方出版社也逐步恢复了少儿读物的出版工作。[3]但是十年“文革”对少儿出版工作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根据统计，1977年时，全国专业少儿读物编辑只有200多人，从事少儿读物写作的作家仅有100人左右，这一年出版的少儿图书仅有200多种，2600万册，这怎么可能满足当时全国2亿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需求呢?

1978年10月，文化部、团中央、教育部、国家出版局等七个单位在庐山共同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会议提出，少儿读物出版工作要为提高中华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贡献力量，把少年儿童培养成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接班人，提出少儿读物要具有知识性、趣味性，体裁要多样化。这次会议之后，有关部门拟定了《1978—1980年部分重点少儿读物出版规划》，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少年百科丛书”，就是这个规划所列出的图书。同时，规划中还提出了在几个城市成立少儿出版社，扩大编辑出版队伍等加强少儿读物出版工作的具体发展规划。至1985年，我国少儿出版的发展已经见到了成效，全国专业少儿出版社发展到了20多家，这些少儿出版社分布在不同的地方城市，少儿图书的品种达到了4192种，印数达到了9．17亿册。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家多次召开全国性会议，对少儿读物出版工作的发展方向、目标和具体工作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这个时期，少儿出版的价值取向改变了过去片面强调社会指向的政治价值取向的状况，更加倾向于文化价值和更为全面的社会价值的追求，对于少儿出版的经济效益并没有进行过多的强调，这是与我国当时计划经济体制的背景相符合的。

第三个时期:20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末

1994年8月召开了“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会议提出要提高少儿读物的整体水平，为培养跨世纪接班人服务。此后连续四年都召开了“全国少儿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1996年成功举办了全国少儿读物成就展。在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下，少儿出版逐渐呈现出了繁荣之势。这种繁荣与发展体现在少儿出版体系的构建上和少儿读物的丰富上。少儿出版由最初的两家专业少儿出版社发展到30多家，同时，全国几百家出版社也大多设有少儿读物出版部门，这些专业的少儿出版社和分布于几百家出版社的少儿读物出版部门，出版了各种体裁、形式多样的少儿图书，同时开展了积极的对外合作与交流，与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家出版社进行版权合作，引进出版了大量优秀的少儿读物。这些工作都大大丰富了少年儿童的读物世界，使少年儿童的精神文化需求得到了满足。特别是1999年6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颁布以来，我国的教育理念、教育思想、教育体制、人才培养模式等都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少年儿童自由、全面的发展日益受到重视，人的个性的发展也越来越得到重视，少儿出版的社会价值取向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并且少儿出版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得到了全面的重视，少儿读物无论在形式还是内容上都更为丰富多彩，更加贴近当代少年儿童的多元化需求。

[1] 邓力群、马洪、武横主编:《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88页。

[2] 邓力群、马洪、武横主编:《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665页。

[3] 刘杲、石峰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新华出版社1999年版，第12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