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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少儿出版全球化的趋势下,坚持正确的文化价值取向

时间:2022-05-19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一、我国少儿出版的全球化趋势全球化这个概念,尽管意义并不明确,缺乏公认的定义,却日益成为世界公共话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少儿图书市场同比增长迅速,其中超过80%来自少儿引进版的增长。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少儿出版高速发展的态势有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

一、我国少儿出版的全球化趋势

全球化这个概念,尽管意义并不明确,缺乏公认的定义,却日益成为世界公共话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全球化的概念首先发生在经济领域,但很快就被应用到文化领域,意指文化流动的增加以及一个全球化文化的形成。少儿出版在文化全球化的影响下也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这种变化的发生是多层次的,包括出版集团的跨国经营、版权贸易、出版物选题内容、制作形式、出版管理文化的趋近,等等。

我国少儿出版改变封闭状态,进行对外开放的历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1978—1990年

1979年,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中少社)和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以下简称上少社)重新翻译出版了一些在“文革”中被禁锢的国外优秀少儿图书,并尝试对外版权合作。上少社的中国原创童话《宝船》等成了首批输出日本的少儿图书。1981年4月,中少社组建了改革开放后首支出访团,与前南斯拉夫达成了合作出版《周恩来的故事》《中国民间故事》等图书的协议。紧接着,一些非少儿专业出版社也出版了一批国外优秀儿童读物和输出中国优秀儿童图书,如外文社的《叶圣陶童话选》被译成多种外国文字出版。1990年,中国正式参加了1953年创立的从属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国际儿童读物联盟”(IBBY),并在北京设立了中国分会(CBBY),著名儿童文学作家严文井担任首位会长。此后,中国分会每两年派出主要由各地少儿出版社组团的代表团,参加在世界各国轮流召开的代表大会,交流、引进国外少儿读物与儿童文学作品。

第二个阶段:1991—1999年

199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开始实施,1992年,我国成为《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与《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我国的少儿出版开始进入一个更加开放和更加规范的国际化进程。1990年,我国的版权引进图书不足1000种,其中少儿图书的引进不足100种,而2014年增加到4969种。

第三个阶段:2000年至今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始全方位与世界接轨,我国的少儿出版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也开始迅速进入世界少儿出版圈,大量国外优秀少儿读物和畅销书被引进国内,使中国的广大少年儿童能够与世界各国的同龄人一起,共同阅读优秀的文化作品。

2000年5月,河北少儿出版社翻译出版了被誉为“小诺贝尔奖”的《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书系》。IBBY、国际安徒生奖评审委员会以及国际儿童文学学会等组织领导人齐聚北京,与中国儿童文学界共商儿童文学交流的对策。作为拥有3亿多少年儿童读者、以五千年文明史为深厚根底的中国儿童文学,正越来越受到世界文坛的关注和重视。

2004年之后,引进版少儿图书的销售码洋在整个少儿图书的销售码洋中的比例为20%以上,很多出版社依靠少儿引进版图书崭露头角,快速提高了市场占有率。少儿图书市场同比增长迅速,其中超过80%来自少儿引进版的增长。[1]

在大量引进国外优秀少儿读物之后,不少出版社开始尝试输出版权。2013年中少总社在博洛尼亚书展上独立设展,把图画书、小说作为重点向国外出版商推介,实现了57项版权输出。2014年中少总社以CBBY的名义,组织25家出版社参加博洛尼亚书展;2015年参加博洛尼亚书展中国展团的出版社达到了33家。版权输出也逐年增加,2014年中国展团共输出版权153项,其中中少总社63项;2015年中国展团共输出391项,中少总社70项。在北京国际书展、上海国际童书展、法兰克福书展等国际书展上,中国出版社的版权输出活动也十分活跃。中少总社等出版社还邀请外国作家、插画家和中国作家、插画家共同创作,出版适合在国际市场销售的图书。

中国少儿出版经历了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但中国少年儿童人均图书拥有量仍然很低。在未来五年内,中国少儿出版面临许多重要的发展机会,比如,城镇化进程将有效地刺激居民阅读消费,生育政策的调整会使少儿出版的目标读者群继续保持惊人的规模,中小学语文教学正在进行的改革增加学生课外阅读量,政府已经制定政策把阅读作为增加社会公共文化产品的重要方面,等等。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中国少儿出版高速发展的态势有可能会继续保持下去。[2]

二、我国少儿出版全球化的意义

我国少儿出版正处于由初级发展阶段向成熟阶段过渡的进程中。20世纪90年代,少儿图书基本上是靠品种数量的增加来扩大出版规模和市场占有率,属于低层次、粗放型扩张的发展模式。这种增长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会形成周期性的市场失灵,也就是说,会出现少儿图书虽然品种依然在增加,但是图书印数却在下降的现象。而近些年随着少儿引进版图书的增多,我国出版界得到了向国外优秀同行学习、交流和对话的机会,对国外儿童图书有了更多的了解,获得了丰富的出版信息,并和国外出版机构建立起了合作关系。这种合作与交流对国内出版社的出版品位和国际知名度的提高有着重要作用,加快了我国出版业国际化的进程,同时也使得国内少儿出版界的视野、理念、价值取向和图书出版运营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使我国原创少儿作品得到有效开发,比如《草房子》《青铜葵花》等,都取得了成功。同时,引进少儿图书也改变了国内少儿出版单纯依靠品种增加的低层次扩展模式,使得少儿出版开始由粗放型向精品出版战略发展,从而使少儿图书的文化价值、传播价值最大化。

但是近年来,随着我国引进版少儿图书在整个少儿图书出版中占有的比例明显增大,许多引进的少儿书成为畅销书,有些人因此而产生担忧,担心少年儿童“洋奶”喝得多了,会产生崇洋媚外的后果,造成民族文化的弱化。这种担心是出于对少年儿童的关心,出于对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关心。但是,对于少儿出版全球化所带来的引进版出版物大量增加的现象,我们应该客观辩证地看待。当今的少年儿童生活在一个经济和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大时代,各国之间日益相互依存、日益需要相互协作,各国之间的文化也在相互碰撞中不断融合。面对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很多国家都非常注重推行教育的国际化,目标在于加强外语教学,开展国际理解教育,增强国际教育交流。通过少儿出版的全球化,宣传和传播世界各地、各个民族的文化,让少年儿童在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也有机会阅读具有多元文化背景的读物,不仅可以使他们受到多种优秀文化的熏陶,更可以使他们的知识结构、文化视野、兴趣爱好和思维模式受到一定的影响,使其更好地适应当今和成年后将要面对的日益全球化的现实环境,这也正符合教育国际化的目标。因而,少儿出版应该创造条件,让广大少年儿童有机会与世界儿童拥有同样的阅读平台,汲取世界优秀文化的营养。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在这方面就走在了前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秉承着“让中国少年儿童一睁开眼睛,就能与世界儿童拥有同样的目光”的开放性战略思想,在全国少儿出版社中率先建立了对外合作部,专门开展国际合作。2002年,在对外合作部的基础上,中少国际合作出版公司也宣告成立,以现代化企业管理模式,将对外合作工作由单纯的版权引进扩展为多种形式的对外合作出版,引进、编译、出版了一批优秀的国外少儿读物。特别是“地球村”图书系列,这个系列由世界各国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家的经典佳作组成,规模宏大。经过十多年,这个系列发展为包括直接从作者母语编译引进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美国的“纽伯瑞儿童文学奖丛书”、法国的《凡尔纳科幻小说珍藏文库》、德国的《格林童话全集》、比利时的《丁丁历险记》等100多种图书。该系列已经成为了中国少儿读物引进版中的著名品牌,在少儿图书市场、社会各界和国际少儿图书出版界中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赞誉,为我国少年儿童提供了一场精神文化的精品盛宴。

但是,少儿出版在发展引进版图书的同时,更要加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原创图书的出版与出口,要为少年儿童提供多元的均衡的文化营养大餐,要让世界各国的少年儿童对中国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悠久的历史文明和地理风貌等增加认识与理解。目前,少儿出版的版权贸易是我国版权贸易中发展速度相当快、比较受重视的一个部分。多年来,我国图书进出口版权贸易一直处于逆差状态,版权的引进一直大于输出,虽然近几年我国图书版权贸易逆差已经大幅下降,引进与输出比例基本持平,但出口的主要对象是亚洲国家,真正进入国际英文出版主流的还不够多。在国外少儿读物大量引进的同时,是我国少儿读物向外输出的相对不足。出现这种现象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儿童文学作家还不够多,作品缺少创新和想象。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吴星飞指出,目前我国活跃的少儿图书作家仅十几个人,出现了后继乏人的局面。当前,青少年读者已经成为我国最大的纸质图书的阅读群体,但是为这个群体写作的作家却不够多,从而导致出版社把目光转向了国外。而原创性优秀作品的短缺,是造成我们输出图书不足的原因之一。

除加快发展少儿原创精品图书之外,在少儿出版全球化趋势下,少儿出版者还应该关注文化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文化观的冲突,避免对我国少儿出版带来不良的影响。

三、在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坚持文化多元化的取向

(一)正确看待文化单一化与多元化的冲突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经历了漫长的文明发展历程,具有众多的民族与国家,而世界的繁荣与发展,与众多民族和国家多样的文化共存发展密不可分,也正是多样的文化,使世界具有了不同的文化风景。但是,随着西方世界经济的高速发展,一些人对于文化的认识也产生了偏差,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经济发达,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文化。因此,落后国家要想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就要在文化上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2002年7月21—24日在云南玉溪举办的“中国第六届哲学暨中韩第一届价值哲学研讨会”,围绕“新世纪的价值冲突和人文精神”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讨论。会上,武汉大学汪信砚认为,全球化以某种价值认同为前提和基础。全球化中的价值认同主要采取了强制认同和引诱认同两种形式,其实质是西方资本主义价值观念的对外输出和普遍化扩张。

中国人民大学马俊峰认为,文化经济化和经济文化化的倾向为不同的价值观念扩展自己的影响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虽然社会的经济与文化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那种依据经济是否发达来推断文化是否优秀的逻辑是错误的,这种以追求经济发展为目的而否定文化多元化的价值,鼓吹文化趋同的观点更是不可取的,这实际上是西方单边主义在价值观领域的延伸。

这些鼓吹世界文化单一化发展的人,并不是追求世界优秀文化的融合与荟萃,而是要借助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强有力的传播工具和文化工业,来推行他们的思想方式和价值体系,破坏多民族的文化,进而破坏和压抑多种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创造力。如果这种文化单一化的目的达到了,必然会导致整个人类社会文化的单调与僵化。

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多样性,正如马克思所说:“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3]文化的多样性则可以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加丰富多彩。各民族优秀文化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相互交流、相互借鉴,为世界各国文化的共同繁荣和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也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发展创造了必要的前提。

无论是文化单一化的观点,还是文化多元化的倡导,其实他们都承认了一个客观的现实,就是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的文化全球化,必然带来文化的融合。

纵观人类历史,人类灿烂的文化,离不开多样化的文化共存。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多样化是“世界文化的起源、发展和精神”,也正是由于文化的多样化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影响,才使得“所有的文化构成属于全人类的共同遗产的组成部分”。[4]如果仅仅依据经济发展的状况来推断文化是否优秀,是站不住脚的。因而,并不能说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其实,就是作为经济发达、高度现代化的西方国家来说,它们的文化也并不是单一的,西方国家之间也存在着多种文化,并且它们还努力保护着这种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少儿出版在文化全球化和出版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应该坚持选择和传播世界各民族优秀的多元文化,让少年儿童通过阅读,有机会“占有人类全部的精神财富”(恩格斯语),使其通过对多种文化价值观念的了解、比较、选择、对话、碰撞来接受、内化和确立主流或主体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基于少儿出版人对中西文化差异的深刻认识。

(二)中西方文化的差异

很多学者都就中西方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并概括总结了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比较中西方文化,可以发现它们有着不同的思想内核: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等级观念和礼治、人治观念,西方文化的核心思想则是平等意识、个人意识和法治观念。所谓群体意识,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部分。群体的利益就是个人的利益,群体的价值就是个人的价值。个人的意志,必须服从于群体的共同意志;个人的人格,只能依附于群体的共同人格。所谓个体意识,简单一点说,就是认为每个人都是单独的个体,是具有独立人格和自由意志的个人。[5]

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导致人们持有中庸观、面子观,处理事务持有关系取向和公私混合取向;而礼治、人治的观念奠定了中国人讲礼、好客并具有社会制裁意识和社会和谐意识。对于西方文化而言,其文化的思想内核导致人们持有平等观念,认同个人的平等地位和平等的权利意识,保障公民拥有平等的社会参与权和行为独立性,拒绝服从绝对权威和权威对公民的强制行为要求,对待工作和处理事情不以人的等级和地位为出发点。人们强调个性平等、法律平等和政治权利平等,主张平等的义务、对等的人际关系。个体意识则涵盖了个人主义、隐私保护和直率性,法治意识、法理重于情理、务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治这一思想内核导致的。[6]西方以个体意识、法治为核心思想的文化,使得人们看重个人奋斗,乐于参与竞争,追求个人利益,但是,就社会而言,这种文化所带来的不良后果是由于人们看重和追求个人利益,以自我为中心,从而容易引发社会冲突,不利于社会和谐发展。从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来看,个人主义倾向容易导致国家在处理国际事务中过度以本国利益为出发点,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而不尊重他国的尊严和利益,对他国事务横加干涉,从而引发国际冲突,也因此不能站在整个人类或大多数国家利益的高度上来处理国际冲突和矛盾,这不利于整个世界共同进步、和谐相处。而我国文化中作为核心思想的群体意识,虽然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人的独立自主性、个人应有的权利和独立的利益,抑制了人的独立创造性,但是,另一方面,正是中国人所具有的这种群体意识,使得“仁爱、正义、宽容、和谐、义务、牺牲、贡献之类的责任和义务”纳入到人们的意识当中[7],人们都把自己作为群体中的一分子,将自己的命运同集体、民族、国家的利益联系在一起,从而使民族、国家具有很强的凝聚力。中国共产党人将这种民族、群体的认同意识加以改造,去掉其自私、压抑人性、等级观念的一面,注入了平等互助等共产主义理想和忘我精神,使其升华为伟大的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8]面对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性,少儿出版人应该学习借鉴西方文化中有益的部分,而且,在引进国外少儿读物的过程中,注意选取那些具有国际共同性的选题。这样的选题包括赞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传播科学知识,弘扬优秀文化,培养孩子的高尚品德与能力等内容。伴随着科学文明的进步和某些社会痼疾的恶化,国际化的主题有了明显的扩充,而且这样的选题越来越具体化,最主要的当属人类与地球,即人类与其赖以生存的环境的关系问题。其中包括如何保护地球的生态平衡、维护和发展绿色和平,如何抵制、消除人性异化所导致的极端残暴的凶杀和犯罪,如何反对践踏异族、异国的侵略战争和毁灭人类的核战争,如何制止损害健康的吸毒行为,如何防治工业污染、化学污染以及核污染,如何倡导热爱回归大自然的原生态、增强各国人民间的团结、友爱,促进各国经济文化事业的发展,以及如何培养孩子们维护世界和平的自觉性和应有的品格与素质,等等。[9]

(三)坚持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各国的优秀文化

出版全球化进程带来了世界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传播,但也带来另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就是我们将面临民族传统文化消失的挑战。而另一不容忽视的问题是,这个过程中还隐藏着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对抗。少数发达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成熟完善的出版体系,在少儿读物输出的过程中,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文化的渗透。如果少儿出版不能积极应对这样的问题,将会导致在出版全球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少年儿童逐渐失去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基,同时,也不利于其多元优秀文化结构的形成。例如,很多引进的少年儿童读物中都会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西方的节日文化,比如圣诞节、万圣节等,再加上电视、网络等媒体对于西方节日文化的大力宣扬,使得广大少年儿童逐渐对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失去了兴趣,而盲目追求和效仿西方的节日形式,这就使得他们的兴趣、追求与所生活于其中的社会环境产生了“不和谐”,进而造成他们民族传统文化的缺失。

目前,我国少儿出版贸易所存在的逆差,使得我国少儿出版物市场充斥着外国的精神文化产品,这必将给广大少年儿童营造出一种充满外来文化色彩的“信息环境”,长此以往,这种环境所产生的影响就可能动摇整个中华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法国总统密特朗曾说:“一个放弃表现自身文化的社会很快会沦为受奴役的社会。”以美国为典型的文化霸权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霸权新的表现形式,是政治经济霸权的延伸。他们在输出文化产品获得经济利益的同时,又达到了文化入侵和建立文化霸权的目的。这种文化并不完全适合文化产品引进国家的民族传统习惯,有些甚至是文化垃圾,比如西方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极端主义等,就是在这些文化的输出国,这样的文化也并非其积极倡导的主流文化和先进文化。如果少儿出版不能以文化理性认真鉴别这些消极的文化而将其引进,必将侵蚀我国优良的民族传统,瓦解我国文化的凝聚力,导致少年儿童的道德伦理观和价值观出现偏差。

但是,对于文化入侵的警惕并不意味着要关闭文化的交流,因为任何一种文化的发展都不是单行线,撇开其他文化的影响孤立发展是不行的,仅仅依靠某种单一文化的影响也是不行的,发展必须要和其他更多元的文化融为一体。但是对异域文化的借鉴和选择,不能脱离民族文化传统这一根基。柳斌杰2008年11月3日在江苏省委组织部、江苏省新闻出版(版权)局联合举办的新闻出版(版权)工作专题研讨班上发表题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新闻出版工作》的讲话时,就指出新闻出版工作要形成“以民族文化为主体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开放格局”。[10]

我们应该认识到,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的根本特征,曾任英国教育部国务大臣的戴维·帕特纳姆勋爵在一次欧洲新闻媒体会议上也指出:“文化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力要素,它维系着社会的良知与活力。衡量一个社会是否真正有教养的标准就是其文化成就的品位与深度。正是它决定着我们个人和民族的特性。”[11]一个民族具有怎样的文化是与这个民族自身的政治、经济状况紧密联系的,也就是说,民族的文化是其自身政治、经济的生成物,因而,一个民族的文化不应该、也不可能强加到另一个民族身上。在经济全球化和人类交往不断扩展范围的历史大环境下,民族间的文化也在彼此选择、认同和融合的过程中走向了世界化,因而,文化全球化的本质就是文化的民族化与世界化的相互转化和影响的过程。“其中民族性是前提,是基础,是绝对的。世界由多个民族组成,每个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繁衍过程中形成了共同的社会心理、风俗习惯、语言规范、制度规则、生活方式、道德传统、意趣风格等,这些要素共同构成了稳定的民族文化形态,维系着稳定的民族共同体。”[12]在世界多民族文化交流的过程中,人们会彼此看到相互间的缺点与长处,从而对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思,激发民族文化创新的意识,对外来文化主动进行吸收,通过与外来文化融合促进本民族文化的优化发展,但是,在这种文化世界化的进程中,必然依然留有本民族文化的优秀因子。这种文化的融合、转化与创新性的发展,正是文化全球化发展的内涵所在,而与妄图以自己的文化全盘替代他国文化的文化霸权主义,或者全盘否定自己本民族的文化而全面接受其他民族文化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文化霸权主义不利于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人们所期望的文化全球化发展的未来也是不相符的。

面对文化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少儿出版者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健康的文化发展应该处在地球村形成的过程中,地球村的公民依然具有民族身份感。如何处理不同民族多元文化的关系,关键是要选择和挖掘我们民族文化中具有人类共通性意义的部分进行出版并向少年儿童传播,为人类文化的多元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通过版权贸易,引进国外优秀的少儿读物,一方面可以使少年儿童有机会了解世界各民族优秀的多元文化;另一方面又可以促使我国少儿出版优化产品结构,增加与国外优秀少儿出版人和出版社交流学习的机会,获取更为丰富的出版信息和资源,加快我国少儿出版迈向成熟出版的进程,从而使我国的少儿出版能够走向世界,在国际少儿出版界产生更大影响。但是,我们也要认识到,在选择和引进国外少儿读物的时候,不能因为国外少儿出版具有一定的发展优势就不加鉴别地引进,而是要时刻保持高度的对广大少年儿童负责的精神和文化选择的理性,避免引进那些与我国主导文化和倡导的先进文化相违背的读物。

对于外来文化的选择吸收,需要少儿出版者具有开放的眼光和心态。历史事实表明,一个自我封闭的文化系统是很难发展的,文化的真正繁荣必然要经历文化的撞击。在经济全球化引发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文化日益多元化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文化的封闭保守只会限制和压抑传统文化与民族文化的生命力,阻碍其发展。要想焕发我们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的生命力,作为少儿出版人,一定要具有开放的眼光、宽阔的胸怀和文化创新的追求,对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是这样的,对于外来文化也是这样的,只有这样,才能批判性地继承我们的传统文化,促其发展,使其适应现代少年儿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在中外文化的碰撞、对比、互补中进行自我调节、自我转换和自我批评,吸收和借鉴外来的优秀文化,传播给广大的少年儿童,使他们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内心得到丰富和发展。

[1] 魏东晓:《近十年少儿引进版图书研究》,《河南大学编辑出版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8年4月,第2页。

[2] 李学谦:《中国少儿出版的国际化进程》,http://www.ccppg.cn/cbqy/2015-08-27/152937.html。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4] 〔美〕欧文·拉兹洛主编,戴侃、辛未译:《多种文化的星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专家小组的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06页。

[5] 易中天:《闲话中国人》,上海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6] 王志强:《文化价值取向与文化行为方式——中西文化价值和文化行为不同性探悉》,《德国研究》2007年。

[7] 王华生:《编辑文化选择论》,《河南大学学报》(社科版),2001年第9期,第123页。

[8] 同上书,第124页。

[9] 浦漫汀:《浦漫汀儿童文学论稿之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国际性主题作品选》,希望出版社1996年版,第207页。

[10] 《以科学发展观统领新闻出版工作》,《中国新闻出版报》2008年11月6日,第1版。

[11] 〔美〕叶海亚·R.伽摩利珀编著,尹宏毅主译:《全球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78-179页。

[12] 张瑞堂:《文化自觉与中国先进文化发展》,《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博士论文》,2004年4月,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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