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权力受到约束

政府职能转变的关键是权力受到约束

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加强自身建设。其中，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是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全面正确地履行政府职能，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在加强和改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的同时，更加注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维护社会公正和社会秩序，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重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

实事求是地讲，关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改革开放以来始终面临的问题。因为政府所面对的各种社会条件，在30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发生着剧烈变化，而且，全球化导致的国内问题国际化以及国际问题国内化，也日渐深化。所以，近些年来有关改革问题的争论中，包括政府职能在内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及更具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被党和国家提至重要议事日程。特别是伴随改革进程中各种新问题的产生，政府自身改革与建设的迫切性逐渐提高，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我们深深感到，政府工作与形势的要求和人民的期望还有不小的差距。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比较薄弱；对权力的监督和约束机制不健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比较突出，弄虚作假、奢侈浪费和腐败现象比较严重。

政府职能之所以“还不到位”以及由此所衍生的问题，其中的一个关键是权力没有被有效约束。从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角度来讲，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约束，服务意识的提高就会非常有限，社会管理的水平与公共产品的建设速度，当然也就不可能达到“人民的期望”。曾经有学者指出，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需求与供给之间的矛盾。这个说法虽然与教科书的说法不同，且是一家之言，但其准确性为很多人所公认，因为这个说法确实指出了当下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不论是教育还是医疗，不论是住房还是社保，都还达不到人民群众的要求，也还都没有完全体现出“发展成果要全民共享”的设计目标。

不仅如此，在权力不能受到约束的情况下，权力边界的伸缩性就会提高，权力寻租的空间就会增大，政府介入社会利益纠葛的可能性就会增加。这不仅造成了比较严重的腐败问题，而且影响了政府处理公共事务中的超脱性。在某种意义上讲，当下国内面临的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都与政府改革进程的速度和深度紧密关联。虽然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方向没有发生变化，但继续推进的各项改革，让所有人都皆大欢喜的政策已经相当之少，利益分化和政策博弈已成为社会运行和政策制订的常态。握有公共权力的政府机构，其资源调动与分配能力最大，其目标指向和价值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速度和力度。

换言之，政府自身的定位和效率，不仅关涉到普通民众的福利、企业发展的环境，还关涉到社会和谐的程度、政府与民众之间的融洽。政府自身的管理水平和公正的利益超脱立场，是制订各项政策的权力基石，是平衡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基本保证。而这些，都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事实证明，只要不能有效地约束权力，就无法剔除腐败分子的权力寻租空间，只要不能解决与民争利的权力扩张，政府出台的解决方案就会引发各界的广泛质疑。也就是说，权力的边界必须清晰，要用依法行政约束权力干预的冲动，社会力量能够解决的问题，政府就不要过多插手。报告中关于政府职能转变的最后提出“重视发挥行业协会、商会等组织的作用”，其道理也在于此。

因此，社会各界热议的大部制改革，无论最终能够进展到什么程度，其关键是政府职能要从权力型转变到服务型，部门的大与小取决于如何更好地服务民众。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前提是要约束权力，这与相关部门是大是小关系甚微，而与立法的完善程度和执法的力度关系甚大。温总理在报告中表示，“要依法行政，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能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始终用来为人民谋利益。”“阳光下运行”就会避免暗箱操作，权力才会受到制约。

进一步讲，服务型政府的目的是服务人民群众，是要切实改善民生，没有政府自身改革与建设的深入，就不会出现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服务，也就不会有社会矛盾的彻底解决。原因在于，目前存在的国内经济社会问题几乎都与政府权力相互纠葛。当然，在转型社会的中国这也并不奇怪，但就如报告中所指出的，“只有把经济发展成果合理分配到群众手中，才能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这种“合理分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分配方案的高明程度与平衡艺术，而这正是握有权力的政府的义务和责任。值得期待的是，温总理提出要“大力推行政务公开，健全政府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提高政府工作透明度，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

（本文发表于2008年3月8日《华夏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