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束权力其实对谁都好

世界上大多数人不会唱甚至不知道《国际歌》,但他们一定坚信歌中的“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这是因为他们坚信，为了保障其“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人们才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独立宣言》）。

人民和官员法律地位平等，但是，在服务关系上，纳税人为主人而官员则为公仆，纳税人选择和供养的官员为民众服务是官员们分内的事情。例如，1984年，美国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位七年级学生安迪·史密斯写信给里根（1911~2004）总统，信中有这样的话：“今天，我妈妈宣布我的房间为灾区，我想请求联邦基金雇一队人马，来给我打扫整理房间。”总统亲自手写一封回信，幽默地提出如何打扫房间的建议。在“官员理当为我服务”的社会氛围中，乔治·华盛顿（1789~1797）尽管为开国元勋，自然也就没有机会陶醉于“他是人民之救星”的美妙旋律之中。在这种体制中，总的来说较少形成对于权力和官员的崇拜或感恩，较少产生由于这种崇拜或感恩而生的“美人爱英雄”式的情人关系。

民主政治制度的重要特征，就是权力的分割和制衡，简言之，就是限制公权力。有人说，每个人只不过是拴在树上的狗，制度就是拴狗的绳子，它决定着狗的活动范围。可以说，民主政治体制下，政治家就是被拴在树上的狗，“狗绳”短而结实，再大的狗也不能想叼什么就叼什么，想咬谁就咬谁。当然，由此看来，公权力不受有效约束，就类似恶狗没有狗绳牵制，一定频频扰民甚至伤人。民主政治制度下，权力经过选举获取或公开的法定程序授予，绝非经由打招呼、写条子、请客送礼等途径可以获取；公共预算格外强调透明性和可解释性（Accountability）,即每一项预算收入和支出皆须充分解释理由，给公众一个清晰具体的说法。严格的预算约束，使得官员很难将自己和朋友的私人消费——餐饮、加油、路桥费、旅游费等公款报账；公共工程和物资采购依法定程序公开招投标，官员很难依据人情关系安排业务；行政、司法和立法三权分立，行政不能干预司法，官员难以凭借权力影响司法程序与结果；土地交易、会计业务以及资产评估等中介服务，经由市场机制或者“看不见的手”协调完成，官员或者“有形之手”难有机会介入……于是，较少出现基于权力或者官员所能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而委身于位高权重的官员所形成的“权色交易”式的情人关系。

民主政治制度环境中，经由公民教育熏陶和个人现实观察，人们知道公权力是受限制的，不是万能的。于是，人们较少基于“利”而“情”,在政治领域较少出现沾染铜臭的情人关系。一般说来，在政治领域权力受到的制度约束越严，情人关系沾染的铜臭就越少，情人关系便越是多几分安全甚至浪漫！

在民主政治的体制下，一方面，人们知道权力是受到法律的严格限制的，权力不可能成为官员的阿拉丁神灯，想要什么就能变出什么来，于是，情人们也不大会无情地威逼对方铤而走险以谋取政治、法律与经济利益，不会威逼对方去做明知不可为之事；另一方面，大权在握的官员们，不能也不敢为所欲为，也就不会有滥权的致命把柄被情人抓住，不会陷入“你若不答应我的要求我就举报你”的危险困境。美国总统克林顿与白宫实习生莱温斯基的一段风流韵事家喻户晓，我猜想，莱温斯基不大会向克林顿提出给她联系业务，或给其亲朋好友谋取特别利益的要求，估计克林顿也没有其他什么“严重违纪行为”被莱温斯基掌握。克林顿以及西方那些有着婚外情的官员和政治家们，不大会被情人无情地逼到发疯的程度，也不大会因为害怕东窗事发而杀人灭口，于是，情人们也许真的是两情相悦！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1834~1902）说：“一切权力皆趋向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败！”我想补充的是：绝对的权力绝对地危险！在权力不受法律有效约束的地方，情人对权力有过多的期待或索取，滥权官员有太多的腐败记录被情人掌握，即大权在握者“能做得太多和实际上做得太多”、情人们“知道得太多和索要得太多”,于是，疯狂失控的权力和横流的物欲让双方疯狂失控，终将把情人本来也许甜蜜浪漫的关系变为致命的危险关系，比如掐死情人，将尸体放在轿车后座上，沿着蜿蜒起伏的公路茫然地驶向远方；在情人的汽车下捆上炸弹以恐怖的方式炸死情人；将怀有双胞胎身孕的情人勒死后装入编织袋，再捆上石头从桥上抛入冰冷的河中……因此，无论对于国家，对于人民，对于官员，对于情人，绝对的权力都因绝对腐败而绝对地危险！有鉴于此，为了国泰民安、社会和谐，为官、为民甚至为情人，都应热情呼唤、积极支持民主政治进程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