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业的文化性已成为全球书业界的共识

世界不少国家，都把出版业当成一项重要的文化事业来对待，一些出版商、书商，也非常重视出版业的文化意义。因此可以说，出版业的文化属性，已得到了国际书业界的普遍认同。这种对出版业文化性的共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将出版业作为本国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以扶持；二是不少的出版机构及出版业界人士对出版业的文化性认识清晰。

随着全球出版业的不断发展，出版业的文化意义越来越突出，将出版业作为重要的文化事业来予以支持的国家也越来越多，法国、俄罗斯、加拿大、瑞典、印度、韩国是典型的例子。

法国政府在文化与传播部下设立了图书与阅读局，对全国的出版发行与阅读活动进行指导与帮助。莱奥塔尔任法国文化与传播部部长期间就曾说，图书是知识与文化传播活动中所无法取代的东西，是法国的第一文化事业。为了办好“第一文化事业”，法国政府每年都要拨出专门基金交由图书与阅读局使用，以对出版业进行直接与间接的资助。直接资助是政府直接给出版业拨款支持某些出版活动与出版环节的发展，如政府每年资助报业25亿法郎，相当于法国报业年度营业额的15%；政府每年从连锁企业上缴的税金中提出3亿法郎扶持小书店的生存与发展，凡营业面积不足400平方米的书店可获70万法郎的资助；为保护独立书店，使其不为连锁店所兼并，政府还通过文化与传播部的一个下属机构向资金周转困难的独立书店提供无息贷款。间接资助是政府通过对读书活动提供经费支持以营造良好的文化环境，培养读者的读书兴趣。如20世纪90年代初政府每年用来开展医院、监狱等“薄弱地区”读书活动的经费即达1000万法郎。政府的鼓励使国民的读书热情大为增长，从而对图书市场消费起到了间接的刺激作用。1996年一项法国人文化行为调查显示：1996年每个法国人都买过至少一本价格10法郎以上的图书。其出版物消费的热情由此可见一斑。

俄罗斯政府尽管面临政治危机不断、经济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的艰难局面，仍然将图书看成是国家潜力和民族智力的标志，主张要尽力使书价便宜。俄罗斯出版委员会1994年通过了《1994年俄罗斯联邦图书出版纲要》，强调要由政府拨款扶持有社会意义的图书出版计划，并要求通过遍布全国的发行网将这些优秀图书送到边远地区的读者中去。在1996～1997年，俄罗斯政府对出版业的拨款总额就达885.4亿卢布。1999年7月5日，俄罗斯出版委员会与广播电视局合并，组成“俄罗斯联邦出版、广播电视和大众传播部”。新的政府管理机构一成立，立即颁布了一项《关于支持图书出版与大众媒体的法令》，强调出版是一项文化事业，政府对出版业应予以积极扶持，包括拨款支持和奖励出版商参加莫斯科书展和法兰克福书展或其他类似书展。

加拿大政府将出版业视为文化交流的重要事业，在科技文化交流部下专门设立了图书出版开发规划署，对出版业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扶持的政策。如：对非盈利性的艺术、文学、学术和科学类期刊，由各级政府给予资助，每年拨款450万加元；对在加拿大本土流通的图书实行低邮费办法，国家免征图书销售的增值税；为加资出版发行机构提供必要的资助以扶持民族出版业的发展，等等。1995年加拿大政府还建立了基金会来促进和提高加拿大书业的竞争能力。根据这一计划，加拿大书店在购买和安装电脑设备时，政府将为其支付总费用的一半，最高资助的金额为1万加元。

瑞典政府设有国家文化事务委员会，专门负责对出版发行及图书馆的扶持资助。凡接受政府资助的图书定价都较低，亏损部分由政府补贴，每年补贴金额达2000多万克朗，这样就能使更多的读者有能力购买优秀图书。另外，瑞典政府为了鼓励人们读书，还以每年600万克朗的资金专门出版一些更廉价的图书和简易读物。可见，瑞典政府确实是将出版事业作为文化事业来办的。

印度政府设立了国家书籍委员会，负责制定国家书籍政策，扶持出版发行业的发展。政府除了对官方出版机构（大约占印度出版社的5%）提供直接资助外，还对全国出版发行业采取了一系列优惠措施。如政府规定所有出版商、书商可免征20%的所得税，优惠供应教科书用纸，降低小包图书的邮费等。这样就给国家出版发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韩国政府设置了专门机构——文化部出版新闻局，直接对出版业实施管理。政府认为：如不支持出版业，社会精神文化就会垮下去。因此，政府对出版业给予了多方面的扶持：一是直接拨款资助出版业发展，1998年拨款500亿韩元；二是向各种社会读书活动提供资助，如在韩国的“图书活动年”中，政府资助了300多项与读书有关的活动，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读书风气；三是向负责引进国外图书的韩国翻译院提供了大笔资助；四是每年向韩国出版学会提供1000万美元，支持出版理论研究，等等。

在国际书业界，除许多国家的政府重视图书出版业的文化性之外，各类出版机构与出版界人士中将出版业的文化意义看得比盈利更为重要的也不少。如前面提到的印度官方出版社，经营图书强调其社会价值与文化价值，而不太考虑盈利，这些出版社的图书定价只相当于直接成本的2.5倍（其他图书的定价为4～5倍），当然，以政府补贴作后盾，也使他们这种以社会效益为主的经营方针的贯彻有了保证。再如韩国最大的零售书店——教保文库，在其卖场的外墙上用醒目的大字指示了他们的经营理念：“人制造图书，图书造就人才”，清楚地表明了其经营者对出版业文化价值的认同。

即使美国、日本、英国、奥地利这类偏重书业的商业性的国家，也不乏重视书业文化性的经营者。美国的大学出版社及社团出版机构都是非赢利性出版单位，它们出书以学术价值为标准，其经营图书的品位与商业性出版机构的差别十分明显。日本东京大学出版会第一任理事长有泽广已就曾告诫他手下的编辑们：“不要单纯追求畅销书，开发这种书即使经济效益上去了，可以快乐一时，却不是大学出版社的本分”。有泽先生的话，道明了日本大学出版社的经营观念。日本的岩波书店、八重洲图书中心等书业机构也认为出版发行业是文化人所从事的学术性事业，他们经营品种以学术书籍为主，讲求质量与价值，从不苟且媚俗。岩波书店的社长绦川先生曾自豪地说：“回顾过去，岩波没有出过一本见不得人的书。”英国的出版家斯坦利·安文先生也告诫出版业同仁：“如果赚钱是你的第一目标，你就别干出版这一行。出版业所付的报酬远非金钱所比。”“当代一位最杰出的作家说过：‘伟大的出版商就是一位文化部长，这个地位是没有政治家资质的人所无法企及的。’”^[1]奥地利一家仅有4名职员的青泉出版社的女经理韦格尔博士曾向我国的书业界人士坦率地表示，一部手稿能否印成书，关键因素是它的市场前景如何，但另一方面，书又不同于普通产品，它是精神产品，具有教育功能，因此不能单纯从商业角度考虑，还得照顾社会需要。所以某些书尽管商业前景不乐观，但只要具有一定教育意义，青泉出版社也能坚持出版发行。

我国政府从来就是将出版业作为重要的文化事业来进行建设的。政府对出版业的重视与扶持，在世界出版大国中最为突出。早在1983年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出版工作的决定》中，就对出版工作的文化价值给予了明确的肯定：“从积累传播人类历史的优秀文化成果，到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从扫除文盲到发展尖端科学技术，从教育学龄儿童到培养各种专业人才，都离不开图书出版工作。”国务院于2001年12月25日颁布的《出版管理条例》中又进一步强调：“出版事业必须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传播和积累有益于提高民族素质、有益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弘扬民族优秀文化，促进国际文化交流，丰富和提高人民的精神生活。”为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扶持出版业的发展，如对科技图书与科技期刊的出版实行减税政策，对县以下农村图书发行企业实行增值税先缴后返的政策等，使我国出版业在社会文化发展中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我国的出版发行机构及出版业界人士，都普遍重视出版活动的文化意义，与国外仅有部分机构与人员强调出版业的文化性相比较，我国出版界对出版业文化价值的认同更为普遍，在实际操作中体现出版业的文化性也更有保证。所以日本开办八重洲图书中心的鹿岛建工集团副董事长河相全次郎先生在谈到八重洲图书中心每年两个亿的赤字都是由年收入25千亿日元的鹿岛建工集团负担时说：“如果出发点只想赚钱，书店里只卖畅销书，卖不出去的书不放在书店里，那么这个书店就不会存在了。八重洲书店不以赚钱为目的，而是真正要为读者服务。这一点和中国新华书店相似，如果新华书店变成以赚钱为目的，那就要使西藏和一些边疆地区书店关门了。出版是文化事业，不应以赚钱为目的，这个想法是从中国学来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