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研究与传媒研究的关系

二、叙事研究与传媒研究的关系

经典叙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民间故事、神话和小说等虚构叙事类型,历史、传记、新闻报道等纪实叙事类型的研究比较薄弱,这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学术偏颇。在传媒研究领域里,显然同时并存着虚构和纪实两种类型的叙事本文,其中诸如电影、电视剧等虚构叙事属于经典叙事学的研究范畴,因此国内外的传媒虚构叙事研究显得比较成熟,例如电影和电视剧叙事艺术研究。唯独新闻纪实叙事作为传统叙事学视野之外的边缘领地,多年来受到叙事研究者们的冷遇。

尽管早期叙事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虚构叙事,但是作为这个领域的理论奠基者之一的法国著名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却早为传媒纪实叙事的研究预留了位置。热奈特认为叙事学家存在着对虚构叙事的“隐形偏爱”,但是完整的叙事学科理应拓展对纪实叙事的研究,而新闻叙事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热奈特分析了虚构叙事与纪实叙事之间的相似性,在通讯、新闻调查(美国人所谓的“新新闻主义”)与非虚构小说中,很多纪实叙事同样挪移了虚构叙事的手段;他援引《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有关拍卖凡高《鸢尾》画的新闻开头,说明虚构与非虚构叙事(新闻)之间的相似性^[9]。在他看来,新闻纪实叙事研究不仅具备可能性,而且具有必要性。20世纪60年代,法国另一位著名学者罗兰·巴特不仅建构了符号学—叙事学理论体系^[10],而且还从叙事学角度对流行时装杂志话语进行了系统的分析,他把书写的时装看作是制造意义的系统、制造流行神话的系统。^[11]

进入90年代之后,“新叙事理论”告别了早期结构主义叙事学的僵化视界,变得更加宽容和多元,吸引了多学科的学者进驻叙事研究领域。英国学者马克·柯里指出新叙事学的学科容量已能涵盖我们所能发现的无所不在的一切叙事,包括电影、MTV、广告、电视和报纸新闻、神话、连环画、笑话、小故事等文体^[12]。法国后现代主义理论家让-弗朗索瓦·利奥塔提出,后现代时期的特点是从“大叙事”到“小叙事”的转变,这一转变在媒体研究中的回应就是从“广播”到“窄播”的转变^[13],利奥塔还对一则有关一名战士之死的新闻文本进行了分析,以之证明虚构叙事理论同样可以应用于纪实的新闻文本分析^[14]。

荷兰是叙事研究的学术中心之一,著名文论家米克·巴尔在论述叙事学的基本理论架构时,也把新闻报道作为一种叙事本文包括在内,因为新闻报道同样包含“本文”、“故事”和“素材”三个层面的叙事学要素^[15]。另一位重量级学者梵·迪克则运用符号学一叙事学的理论体系,对“新闻故事”(news story)、新闻话语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解读其特殊的叙事结构,揭示新闻话语的制作者的认知模式及其对新闻的加工、制作程式的影响,并且还探讨了读者接受新闻话语的理解模式^[16]。另一位从事叙事研究的哈格纳博士肯定地指出:“任何叙事作品,都可以用叙事学理论来进行分析研究,并得出与过去的分析绝不雷同的结论。”^[17]

美国也有一些学者使用叙事学来研究新闻报道,例如阿瑟·伯格(Arthur Asa Berger)就认为电视是一种绝妙的叙事媒体,可以把电视晚间新闻看作是叙事(或包括大量叙事元素),尽管制作广播新闻的人也许会认为这种观点未免有点牵强附会。^[18]他认为电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戏剧,或者说是一种叙事传媒;许多电视节目尽管不是“戏剧”,却包含戏剧结构或叙事元素。伯格使用叙事学方法对电视广告、广播剧、电影等虚构叙事进行了分析。一些学者还把叙事学分析与修辞批评结合起来,例如沃尔特·费希尔从修辞学的角度提出“叙事范式”理论,力图解释为什么人们选中那些对人们的行为有影响的故事;并提出了“叙事理性”的概念,即借以评判自己的或者别人的故事的优劣——是否可信与忠实——的原则与标准;并认为所有的人类传播话语都有意义,并应受到叙事理性的检验^[19]。另一位学者克劳德则对波斯湾战争期间美国电视新闻叙事进行了修辞学批评,揭示掩藏其后的意识形态^[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