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传媒研究

传媒是英国文化研究者非常重视的问题之一。在《有文化的用途》中，霍加特就记述了现代媒体对工人阶级生活方式的负面影响，他对于伯明翰中心的最初构想也把媒体研究当成关键的研究领域。威廉斯发表了一系列研究媒体的著作。1968年伯明翰大学静坐事件让霍尔等人看到了主体的潜能和局限、意识形态斗争的特殊性以及媒体塑造事件的能力，使得伯明翰中心更加重视媒体研究。而伯明翰中心对媒体的研究主要受益于葛兰西霸权理论。“文化霸权概念是葛兰西最杰出的理论贡献。霸权的获得当然不排除意识形态的压抑，但更主要的是通过从属阶级和集团的积极认同来取得的。”一致意见并不是天生存在于社会中的，而是被传媒通过复杂的方式生产出来的。“现在考虑一下传媒表征的方式，在其日常的运作中，它是公正和独立的，它不会围着权力的指挥棒转，也不会有意识地使自己对世界的描述符合占统治地位的规定。但它必须是对之敏感的，而且只有在其中才能合法地生存下来。它必须在普遍的范围之内或‘大家都赞同’的一致意见的框架内生存下来，它使自己适应于这种一致的意见，同时又试图形成这种一致的意见，传媒成了生产‘普遍认同’的一个组成部分”^〔73〕。

1．《监控危机》

《监控危机》是伯明翰中心媒体研究的代表作。《监控危机》围绕“汉兹沃斯事件”展开，在“汉兹沃斯事件”中，黑人青年实施抢劫，这次不大的抢劫事件却引发了道德恐慌。伯明翰中心的研究者对这次恐慌进行了研究，认为恐慌绝不是自发的，它从根本上与英国社会危机以及国家的强制姿态相联系。国家利用青年、犯罪和种族恐惧来制造“道德恐慌”，造成了国家被攻击的表象，这样，国家就有正当理由利用权力来加强社会控制，这种社会控制还获得了人民的同意。霍尔等人对国家控制和人民同意的现象进行了深层分析。

他们首先看到了这次事件中媒体所起的重要作用。媒体表面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与统治阶级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不是直接的，但非常关键。“统治集团的命令和评论结构，非正式地社会化到单一角色之中，统治观念沉积到‘专业意识形态’中，所有这些都帮助保证了，在媒体之内，它们以统治的方式进行的不断再生产。”^〔74〕这就强调了媒体的意识形态控制作用。《监控危机》的“最重要部分便是，它瓦解‘媒体是社会真实定义者’的理论说法。法律和秩序的意识形态并不主要从新闻的正确性方面考虑，而是从犯罪分配和‘真正’情况等独立指标来测量。其中，媒体确实有些相关之处，但所强调的则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发挥接合作用的角色。它将暗杀者的形象连合、衔接在一起，成为一系列相关的意识形态组合，包括战后的反叛青年、贸易工会、某些种族、移民和帝国的‘违法乱纪’。简单地说，《监控危机》这本书的焦点，不是意识形态和‘真实’的构型，而是各种意识形态之间的构型”^〔75〕。这样，媒体“已有效地成了控制过程本身的机器——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76〕。由此可见，结构主义对霍尔等人的分析起了很大作用，并且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霍尔等人对主体能动性的忽视。但实际上，霍尔等人的创造性在于对葛兰西霸权概念的运用。这种运用对于文化研究的发展具有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国家之所以要加强控制，与国家的霸权危机有关。二战后，由于统治阶级实施了一些干预社会的措施，英国进入富裕社会，工人阶级生活水平有了提高，英国社会暂时趋于稳定，统治者也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权力^〔77〕。但随着英国内部体制问题的暴露，工业结构的老化以及技术更新的缓慢，经济发展也趋于缓慢。反正统文化对中产阶级价值观和体制的攻击，工人激进主义的复兴，黑人的增加以及北爱尔兰的内战等一系列现象，使得统治阶级的统治处于危机之中，而这次的抢劫事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危机。国家就正好借助这一事件，重新获得人民的同意和自己的霸权。加上人民往往在占统治地位的观念框架中进行思考，就使得统治集团的观念能够相对容易地获得大众的同意，“对从属阶级来说，统治的观念往往被等同于整个观念结构本身”^〔78〕。

其次，人民之所以同意国家加强控制，与战后英国社会状况相关。二战后的英国进入了福利社会，人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消费和娱乐业有了发展，亚文化兴起，这些带来了道德水平的下降和传统英国生活方式的消失。保守传统下的英国人对犯罪现象感到恐慌，希望恢复传统英国的社会秩序。60年代的英国，犯罪率上升，人民的不安全感产生。而这次的抢劫事件虽然不大，但却加强了人民的不安全感^〔79〕。因此，当国家要加强控制时，人民自然答应。这实际上预示了70年代末撒切尔保守主义的胜利。

再次，在《监控危机》中，霍尔等人对种族问题进行了分析。他们强调“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不同层次的社会结构，与黑人工人阶级之间的不连续性、不一致、分歧以及不对应问题”^〔80〕。这种多层次的社会结构比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更复杂，因此他们的研究预示了分析种族与阶级关系的可能性。

2．“编码／解码”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推动了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也是文化研究与传媒研究的代表作。“如果我们要寻找文化研究从左派利维斯主义、‘悲观的’马克思主义形式、美国大众传播模式、文化主义以及结构主义中脱离出来的标志性时刻，霍尔的‘编码／解码’的发表或许可以称得上是标志”^〔81〕。“编码／解码”也运用葛兰西的霸权理论来分析问题，但这篇文章与《监控危机》相比有很大不同。最大的不同在于，在《监控危机》中，霍尔等人强调了人民对国家的一致同意，这里的人民作为主体，其内部是同质的。而在“编码／解码”中，霍尔则强调了主体的多样性和异质性，强调其霸权与反霸权兼具的性质。

霍尔以马克思的生产概念为基础，运用符号学和马克思主义来理解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过程。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提出生产、流通、使用（分配或消费）和再生产四个阶段，而电视话语意义的生产与传播也存在着相同的阶段。虽然编码和解码过程受制于统治性的政治和社会关系，但是媒体信息的生产（“编码”）以及受众的接受程度（“解码”），具有各自的独立结构和逻辑。霍尔一方面强调编码的优先意义，即生产者努力争取获得对优先意义的赞同。“在事件被含蓄地说明的统治性定义中，争取加强事件的解码，争取赢得事件的解码的真实性，并争取将事件的解码视为合理的。”^〔82〕另一方面，霍尔也强调解码的可能意义，即受众能够根据他们自己来解释这些信息，他们阐明的策略来源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经验。可见，霍尔实际上是试图在结构和能动性之间获得一种平衡。也就是说，人一方面必然处在结构的限制之中，另一方面又必然有着自己的能动性并进行反霸权的活动。

另外，霍尔以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为出发点来分析文化接受过程中的“统治性意识形态”。统治性意识形态将人们塑造成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主体，统治阶级则以媒体文化产品来赢得从属阶级的认同，从而加强从属阶级的隶属地位。对于霍尔来说，媒体文化是统治阶级和从属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场所，统治性意识形态提供的文化产品和从属阶级受众的社会经验之间可能会相同也可能会有反差。也就是说，受众与文化产品的接触过程有可能是他们的思想和文化产品的对话过程，也可能是二者的意识形态相互冲突过程。

与此相关，为了说明信息的解码与编码同样复杂，霍尔区分了三种类型的解码。第一是“统治性的／霸权的”，是指受众接受统治性意识形态，从统治性意识形态的角度，使用统治性意识形态的代码对媒体信息进行解码。第二是“协商的”，是指受众虽然接受统治性意识形态对媒体信息的权威解释，但觉得这些解释不完全符合自身的特殊社会经验，于是要通过协商，从而找出双方都可以接受的解释。第三种是“对立的”，这是指受众能理解统治性意识形态对媒体信息的解释，但因为这种解释与自身的意识形态和经验完全不同，从而完全从另一个角度对媒体信息进行解码。霍尔提到：“编码具有建构某些界线和特征的作用，在这些界线和特征中，解码将起作用。”^〔83〕这三种类型的解码说明：媒体信息是多义的，受众的解码非常重要，而受众的解马又取决于受众的经验和意识形态。

综合起来说，霍尔一方面强调经验由意识形态表达，并受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性霸权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他相信人类在接受媒体信息上起了积极的作用。也就是说，霸权代表的是一种动态结构，统治阶级的文化霸权中吸收了附属阶级的文化因素，这为附属阶级对统治阶级文化的解码提供了可能性。因此霸权不是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而是由统治阶级和附属阶级以及一些动态联合体共同维持的。霍尔的观点本质上反映了霍尔对主体能动性与社会结构的双重重视。这说明他不仅深刻理解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而且受到欧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并灵活运用了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

霍尔的文化研究对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产生了深刻影响^〔84〕。费斯克是80年以来对媒体研究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他接受了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对大众日常生活和消费主义展开文化批判，关注大众社会对资本主义媒体霸权的解码能动性。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的消费文化现象进行解读，他指出大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工业文化”理论。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资本主义文化生产意味着，消费者愈来愈接近产品。但费斯克认为文化消费者完全有可能发挥他的主动性的解码功能，促使文化产品转化为他所愿意接受的形态。“工业社会的大众文化，可谓矛盾透顶。一方面，它是工业化的——其商品的生产与销售，通过受利润驱动的产业进行，而该产业只遵从自身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大众文化又为大众所有，而大众的利益并不是产业的利益……一种商品要成为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就必须包括大众的利益……大众文化不是文化工业生产的，而是人民创造的。”^〔85〕费斯克理论实际上代表了80年代文化研究者的普遍看法。80年代的文化研究者通过重新理解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提出大众不是被动受控的客体，而是能动的和创造性的潜在抵抗力量，因而他们对大众文化持肯定乐观的态度。他们的理论推进和深化了霍尔的文化理论。

小结：总的来说，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以大众文化为研究对象，目标是帮助大众认识自身，并抵抗统治阶级的霸权，体现了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这一研究主题，也体现了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追求自由与解放的价值诉求。在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由于社会主体的转变、理论研究范式的转换和英国政治、社会形势的变化，研究者由最初的工人阶级文化研究转到对亚文化的研究，继而转到对以性别与种族为代表的多元文化的研究。而工人阶级文化、亚文化和多元文化可被视为大众文化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三种不同形式的大众文化与政治的关系使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得以体现。

在当代条件下，传媒日益成为大众接触政治的媒介，它是大众文化与政治之间的桥梁。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者尤其是文化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对媒体的研究。霍尔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人物。他一方面相信人类在接受媒体信息上起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强调经验由意识形态表达，并受到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性霸权关系的制约。霍尔的看法从根本上说体现了他对主体能动性与结构性制约的双重肯定，这与他对葛兰西霸权理论的吸收是分不开的。霍尔的文化研究深刻地影响了后来的大众文化研究和媒体研究。

注释

〔1〕　大众文化与政治的辩证关系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主题，而大众文化本身属于文化的范围，从这一角度来说，广义上讲，文化与政治当然也有不可割裂的联系，这在前文已有提及。一些学者在对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时，往往指出文化与政治的相关性（见后文）。但“文化研究是一个人们用来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迷恋合法化的技术性词汇。这个词给他们某种学术权威，以避免这个词更激进的内涵，如‘意识形态批评’。后者被马克思认为是恰当的文化分析和干涉的事业”。（Ben Agger, Cultural Studies as Critical Theory, London: The Falmer Press, 1992, p.5）这段话表明了大众文化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笔者认为，一些学者所谓的文化与政治的相关性，在英国情况下，可以理解为大众文化与政治的相关性。

〔2〕　1956年，美国政治学者加布里埃尔·A. 阿尔蒙德在美国《政治学杂志》上发表了《比较政治体系》一文，对“政治文化”的概念作出了明确界定，并用此概念来分析比较不同的政治体系。他指出：“每一个政治体系都根植于对政治行为的一类特定导向中，我发现这是非常有用的，并将之称为‘政治文化’。”（G.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 Aug, 1956, p.393.）1963年阿尔蒙德和维巴合著的《公民文化》一书中，他们指出：“政治文化这个术语指的是专门化的政治导向——对于政治体系及其各个方面的态度和对于自我在这个体系中角色的态度。”（G. Almond and S. Verba,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3）并认为政治文化的基本内容是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G. Almond and S. verba,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15.）阿尔蒙德的“政治文化”概念对于政治学和文化领域的发展都有重大意义。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与一般政治体系以及一般的文化概念都是有区别的。（G. Almond, Comparative Political System,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18, Aug. 1956, p.393.）政治文化是政治体系的核心部分，也隶属于一般的文化领域，但是它自身是相对独立的具有自己丰富内涵的概念，它不是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具有自己的特征。

〔3〕　主张文化政治学的人，受到米歇尔·福柯和其他后结构主义者的影响，从政治视角来思考世界。他们认为，社会上的任何东西都与政治有关。代表性人物贝尔·胡克斯主张：“清醒地坚持把文化研究与进步、激进的文化政治相联系，将会保证文化研究成为一个使批判性的介入成为可能的领域”。（Bell Hooks,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Turnaround, 1991, p.9）文化政治学主张，政治领域已经从传统的议会、政党、国际关系、国家制度、官僚机构、工会等，拓展到艺术和文学、性别和种族、日常生活等领域。格伦·乔丹和克里斯·威登说：“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每种事物在根本上都与权力有关。权力处于文化政治学的中心。权力是文化的核心。所有的指意实践——也就是说，所有带有意义的实践——都涉及权力关系。”（G. Jordan and C. Weeden, Cultural Politics: Class, Gender Race and the Postmodern World, Oxford: Blackwell, 1994, p.11.）一般来说，“政治”是权力关系的领域，这样，“政治”的含义就扩展到包括所有的社会和文化关系，而不仅仅是阶级关系。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政治观。从而，政治成了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概念之一。“权力无处不在……因为它来自所有地方”（M.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1,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84, p.93.）。（以上两注参见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陶东风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28—231页，第28—31页。）

〔4〕　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陆扬、王毅编：《大众文化研究》，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1页。

〔5〕　英国学者约翰·斯道雷在《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理论导论》中分析了大众文化的多种含义。（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Harlow, England; New York: Person Education, 2001, p.5-14.）

〔6〕　参见陶东风等：《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16—117页。

〔7〕　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Harlow, England; New York: Person Education, 2001, p.13.

〔8〕　Dominic Strinati,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ies of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2004, p.9-10.

〔9〕　霍布斯：《利维坦》，黎思复、黎廷弼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31—132页。

〔10〕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4页。

〔12〕　Elaine Baldwin Et al, Introducing Cultural Studies,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p.96—99.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273页。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5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页。

〔18〕　参见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2—63页。为与全文一致，将原译中的“伯明翰小组”改为“伯明翰中心”。译文有修改。

〔19〕　斯图亚特·霍尔，陈光兴：《文化研究：霍尔访谈录》，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版。转引自吴冶平：《雷蒙德·威廉斯的文化理论研究》，甘肃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9页。

〔20〕　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6页。

〔21〕　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1页。

〔22〕　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1页。

〔23〕　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1—57页。

〔24〕　斯图亚特·霍尔：《解构“大众”笔记》，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5页。

〔25〕　特里·伊格尔顿：《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王逢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81页。

〔26〕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182.

〔27〕　James Carey, Overcoming Resistance to Cultural Studies, in 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 New York: Arnold, 1996, p.65.

〔28〕　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Harlow, England; New York: Person Education, 2001, p.3.

〔29〕　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文化——介于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文化研究、认同性与政治》，丁宁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3页。

〔30〕　陈光兴：《英国文化研究的系谱学》，陈光兴、杨明敏编：《内爆麦当奴：文化研究》，岛屿边缘杂志社1992年版，第7—10页。

〔31〕　参见李凤丹：《大众文化与政治的辩证法——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主线》，《北方论丛》，2009年第1期。

〔32〕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132—168.

〔33〕　Richard Hoggart, The Uses of Litera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250.

〔34〕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in John Storey ed., What Is Cultural Studies?: a Reader, London; New York: Arnold, 1996, p.32.

〔35〕　Graeme Turner,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6, p46.

〔36〕　John Storey,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 an Introduction, Harlow, England; New York: Person Education, 2001, p.43.

〔37〕　丹尼斯·德沃金：《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李凤丹译，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5页。

〔38〕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3, p.289.

〔39〕　Raymond Williams,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Harmondsworth: Penguin Books, 1963, p.313.

〔40〕　Raymond Williams, The Politics of Modernism: against the New Conformists, London: Verso, 1989, p.193.

〔41〕　Edward Thompson, Revolution Again! Or Shut Your Ears and Run, New Left Review, 1960 (6), p.6.

〔4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39页。

〔43〕　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4页。

〔44〕　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4—5页。

〔45〕　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

〔46〕　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29页。

〔47〕　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212—213页。

〔48〕　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5页。

〔49〕　爱德华·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钱乘旦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前言，第5—6页。

〔50〕　“风格”在这儿取的是亚文化研究中的专用意义，这个概念一直使用，但是没有人给它下一个明确的定义，麦克尔·布雷克认为“普遍地存在于某个亚文化中的某种文化形式就是它的风格”（麦克尔·布雷克《亚文化与青少年犯罪》，刘亚林，胡克红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51〕　Phil Cohen, Subcultural conflict and working-class Community, in Stuart Hall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Unwin Hyman, 1980, p.82—83.

〔52〕　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0年版，前言，第23页。

〔53〕　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1979, p.17.

〔54〕　John Clarke, 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and Brian Roberts,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A theoretical overview，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1976, p.41.

〔55〕　John Clarke, 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and Brian Roberts,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a theoretical overview，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1976, p.53—54.

〔56〕　John Clarke, The Skinheads and the Magical Recovery of Community, 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1976, p.99.

〔57〕　JJohn Clarke, 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and Brian Roberts,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a theoretical overview, 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1976, p.16.

〔58〕　John Clarke, 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and Brian Roberts,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A theoretical overview，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1976, p.10—11.

〔59〕　JJohn Clarke, 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and Brian Roberts,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A theoretical overview, 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1976, p.13.

〔60〕　John Clarke, Stuart Hall, Tony Jefferson and Brian Roberts, Subcultures, Cultures and Class: A theoretical overview, 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London: Hutchinson, 1976, p.38—44.

〔61〕　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1979, p.17.

〔62〕　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1979, pp.90—92.

〔63〕　Dick Hebdige, Subculture: The Meaning of Style, London: Methuen, 1979, p.94.

〔64〕　Hazel Carby, White Women Listen! Black Feminism and the Boundaries of Sisterhoos, in CCCS,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London: Hutchinson Group Ltd., 1982, p.214.

〔65〕　Hazel Carby, Multi-Culture, in Manuel Alvarado Et al, The Screen Education Reader: Cinema, Television, Culture, Basingstoke, Hampshire: Macmillan, 1993, p.266, quoted in Dennis Dworkin, Cultural Marxism in postwar Britain: History, the New left, and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Studies,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181.

〔66〕　Paul Gilroy, Against Ethnic Absolutism, in Lawrence Grossberg, C. Nelson and P. Treichler eds.,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2, p.188—199.

〔67〕　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田晓菲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第67页。

〔68〕　Douglas Kellner,Cultural Studies and Cultural Theory: A Critical Intervention, in http://www.gseis.ucla.edu/faculty/kellner/papers/CSST99.htm 4/20, 2002.

〔69〕　邵培仁主编：《政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页。

〔70〕　赫伯特·阿特休尔：《权力的媒介》，黄煜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65页。

〔71〕　黄顺铭、谭舒：《一个历史的维度——美国媒介批评著作概况》，《湖北社会科学》，2001(10)。

〔72〕　参见刘华蓉：《大众传媒与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页。

〔73〕　Stuart Hall,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Centre: some problematics and problems, in Stuart Hall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Unwin Hyman, 1980, p.35—37.

〔74〕　Stuart Hall Et al,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1978, p.60.

〔75〕　托尼·本内特：《媒体、“真实”、意义指称》，古雷维奇等编：《文化、社会与媒体》，唐维敏等译，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年版，第434页。

〔76〕　Stuart Hall Et al,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1978, p.76.

〔77〕　参见钱乘旦等：《日落斜阳——20世纪英国》，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7页。

〔78〕　Stuart Hall Et al,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1978, p.154.

〔79〕　Stuart Hall Et al,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1978, p.321—322.

〔80〕　Stuart Hall Et al, Policing the Crisis: Mugging the State, and Law and Order, London: Macmillan, 1978, p.393.

〔81〕　John Storey, Cultural Studies and the Study of Popular Culture, Athens: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6, p.9.

〔82〕　Stuart Hall, Ec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Unwin Hyman, 1980, p.134.

〔83〕　Stuart Hall, Ec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1972—79, London: Unwin Hyman, 1980, p.135.

〔84〕　David Morley and Kuan-hsing Chen eds.,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102—111.

〔85〕　John Fiske,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1989, p.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