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社会层面对报纸的使用
1.京沪地区读者的读报差异
我国报刊读者数量很小，他们对报刊的使用和认知水平也因地域、经济及文化教育等因素存在着差异，在此以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情形略作比较。
首先，从读者阅读的整体偏好看，两地的差异比较明显。京津地区的报业因地缘关系，较易获得来自政治和文化方面的信息，各地时政新闻也以北京马首是瞻，而该地区的读者对政治文化方面的信息关注度也较高；上海则因经济发达，政治观念相对淡薄，为商业的报纸提供了良好的发展环境，该地区的人们对于以小市民生活为中心的经济、生活、娱乐等方面的信息比较感兴趣，读者数量较多且相对稳定；加之上海地区远离政治中心，又依托于租界的缘故，其受利用和迫害的程度也较北方报界轻，言论较为自由，相对而言，上海等沿海地区的民众对报刊的使用意识较为成熟。应该说明，这种比较只是就整体而论，实际上除了政治、经济新闻因地域有所偏重外，社会新闻似乎在各处都受到一般读者的共同欢迎。
其次，京沪两地的读者在对晚报的认知和使用上也存在差异显著。上海很早就有晚报，但一向不受社会欢迎，所以不能盛行，办晚报的大多贴本，都不能维持长久。(91)而北京的晚报很早就有市场，并获得了当地读者的欢迎。到20年代，北京市面上常见的晚报已有17家，同业间的竞争非常激烈。那时的晚报，虽也根据不同背景刊载一些政治新闻，但大部分篇幅用来登载社会新闻，尤以桃色案或凶杀案为招牌吸引读者。(92)
有学者提出，读者的习惯和偏好是造成京沪间晚报发展差异的重要因素。首先因为北京从前是政治的中心，旧时官僚的生活方式是昼睡夜醒，晚报出版的时候正是他们沐浴更衣的时候，就拿来和《晨报》同看；其次是北京和上海的娱乐习惯影响对晚报的阅读。在北京游玩休息的方式大都在中央公园、北海等处啜茶纳凉，就拿一份晚报作为消遣品，上海的娱乐则多半在俱乐部游戏场所，到这些地方去的人眼睛别有眷顾，没有精力理睬站在一边叫破喉咙卖晚报的人。(93)
但这种分析不能使人信服，以娱乐方式而言，北京是当时我国的文化中心，各种文化活动非常丰富，特别是戏曲更是受到普遍欢迎，北京的读者除了去外边的公园休闲外，茶楼戏院同样也是他们消磨时光的重要去处，因而这些不应成为晚报南北差异的关键理由。但文化的综合实力水平却可以作为重要的考察指标。民国初期，北京为全国中小学最多的城市，此外还有29所公立及私立大学，也为全国最多。为数众多的教职员和学生，都是晚报销售的对象。这应是晚报在北京获得市场的重要原因。(94)
1924年，成舍我创办《世界晚报》时，就考虑到北京地区优越的文教背景，特辟“教育专栏”登载学校及文教方面的消息，增加了对教育界读者的吸引力，教育新闻使《世界晚报》获得了不少读者，对报纸的成长和发展起了一定作用，教育界消息也成为该报的重要特色。(95)而一般读者对晚报的政治新闻要求不高，都喜欢看些轻松趣味的文字。《世界晚报》“夜光”版为迎合读者所需，大登富有趣味的文字。长篇小说连载张恨水所作的《春明外史》，更受读者欢迎，许多读者买到晚报，先看这篇小说，有的还为此常到报社门前等晚报出版。《世界晚报》的销数一般为四五千份，时局紧张时也能销售一两万份。(96)这在当时已是不错的销量了。
晚报在北京稳步发展的同时，在上海却长期没有市场，因时局关系，对晚报的需要只是阶段性的。上海读者平时不大爱看晚报，遇到发生大战事，为了关心时局，才有从晚报上获得消息的要求。因此每当遇到有关大局的战争时，各晨报均在下午发行临时号外。(97)许多独立的晚报也多于战时创立，做投机的生意。1924年江浙卢齐战事吃紧时，《东南晚报》于9月创刊；1925年，《申江晚报》在东南奉浙战争中创刊；《上海晚报》则在国民革命军与孙传芳在南昌作战激烈及上海便衣队起事的动荡时局下创立。通常战事终止的时候，那些投机的晚报和临时的号外也就跟着失去了地盘，(98)因此到1932年《大美晚报》在“一・二八”事变中创立前，晚报在上海读者中几乎没有什么市场。
2.平民阶层的偏好：北京《群强报》
民初北京的小报中，以《群强报》历史最久、销路也最广。该报采用“三国演义式”的白话体，售价仅一枚铜元，新闻全部剪自大报，将每天消息进行缩编。这份报纸得到普通群众的欢迎，甚至连北京的“引壶卖浆”者都几乎人手一份。1917—1923年是该报极盛的七年，这期间每月可盈余两千银洋。(99)
《群强报》主要刊载社会琐闻，小市民所关心的有关问题，应有尽有，如“赛金花访问记”以及今天哪里有庙会、赶集等等，经济新闻主要是一元换多少铜子票，煤及米、面、杂粮的市价。除此以外，京戏的广告最齐全，不仅有当天各戏院的戏目和两三天内的预告，而且什么演员唱什么戏，开列得很详细。而别的报纸，只有几个大戏院的广告，它却连天桥的小戏院上演什么剧目也很齐全，所以，戏目广告至少占全部篇幅的一半以上。另通常刊登一篇极通俗的长篇章回小说，若干篇短的故事和掌故以及谜语、歇后语、民谚等，可以说全是小市民看得懂而又喜闻乐见的。(100)
《群强报》的基本读者为店职员、人力车夫等劳动者。北京的劳动者有两个特点，一是爱听京戏，二是一般识字虽不太多，但能勉强对付看报的几百个字，大概是新文化运动后，北大、师大等校学生长期开设义务补习学校的结果。在北京，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情景：几个没有生意的洋车夫，躺倒在柳阴下闭目休息，听一位同伙读着《群强报》：“嘿，今天开明的戏真棒，有梅老板的头二本《虹霓关》，还有……”于是从某处某名角演什么戏、哪天哪里的义务戏要唱些啥，这样津津有味地谈开直到有人雇车，才算结束。(101)可见，百姓的日常生活已经和报纸发生了联系，当然北京的读者群体其独有的地域特色和消费习惯也是报纸能够得到他们欢迎的重要原因。(102)
《群强报》因为获得普通市民的欢迎，销售量也相当可观。当时北京的报纸如《晨报》、《世界日报》、《京报》等较大的报纸销数多的时候也不过八九千，少的只有三五千，历史最久的《北京日报》，听说日销也只1000多份。日本办的《顺天时报》销数多些，因为它敢于刊登些别的报纸不敢登的新闻，销数也不过1万多份。但《群强报》则听说有五六万份，在当时可以说是惊人的数字了。(103)
3.社会对报纸的认知及使用
随着报刊日益增多，民众逐步养成阅报的习惯，报纸开始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读报开阔了民众的视野，提高了他们对社会事务和媒介使用的认知水平。20世纪20年代中期，报纸的作用在大中城市中已为一般人所知，并开始进入家庭、学校、商店、工厂、团体、机关等社会各个层面，即使不能有报者，也知道借着报纸来发表意见。(104)
人民逐渐有判断能力后，对报纸所提供的内容就不会盲信，这就使得那些带有强烈政治色彩和缺乏社会责任心的报刊不能立足。北京政府进入安福系专政时代后，很多报纸被收买，但社会上对凡带有浓厚政党色彩的报纸很厌恶，因此这类报纸销数大跌。那些没有恒定主张，言论时常变易的报刊，虽然竭力振作精神，却最终无法获得社会的信任，因为“阅报者程度日见增高，逐步开始能辨别孰真而孰伪，孰公平而孰偏颇。在此情况下，‘宣传之术，不容轻售矣’”(105)。
这时江浙经济发达地区的人们已有意识地在使用报纸了。《新闻报》在沿海地区拥有的读者，主要以经营商业者为主。该报以商业消息为主，注重记载江苏、上海、浙江等最近各处之事。苏、浙风气较内地开通早，因临近上海，易于接触沟通，读者多愿意购阅，《新闻报》也在多数人头脑中先入为先。到20年代，凡茶楼、酒馆、浴室、理发店以及各商号，并与沪上各业之有关系者，莫不有新闻报一份，影响自见。后又以告白（广告）日多，“遂不啻以告白为一种正式公布之机关，较新闻为正确，人以有利害关系，尤不能不阅”，至于《申报》则因老资格的缘故，凡妇孺所称说何种报纸皆名之为《申报》，“近则凡登告白者动曰‘曾登《新》、《申》’两报为固定有效之名词”(106)，报纸的影响力在该地区可见一斑。
人们对报纸的使用还体现在政治层面。进入民国以来，政治势力、工商业同业公会组织、各种社会团体甚（或个人）利用报纸发表观点，引起社会视听，已成为一种风气，而“公电”的使用则是这种风气的典型现象之一。当时上海报刊的“电报”栏目中包含专电、公电和路透电三种，所谓“公电”是指社团或个人对于时局（或社会）有所主张之通电，拍至报社刊登以便民众共同阅读。(107)公电中不乏对政府的批评和指责的内容，尤其在特殊时期，由民营报纸所经营的报刊可以较自由地发表不同于政府的意见，或向社会传递对国家有关政策的意见或建议。
当时除了各地较有影响的社团构成拍发公电的主体外，军阀、政客也经常使用公电，阐发主张。他们的惯用做法是把对某事发表意见的电报内容刊登于报刊，以寻求社会舆论的支持或同情，尽可能地扩大社会影响力。因此每当国内政治有所变动，省官吏、各政党领袖，拍发的电报连绵不绝，造成民国时期每遇大事，各报所刊载各方公电就会满天飞的独特现象，“虽然自言爱国，自表精白，而实际多为空谈”(108)。报纸大量刊载这些通电、宣言的同时，在提供给读者与此相关的分析方面常显不足，使读者对这些内容或轻易相信或视为空谈，很难形成有益于社会的舆论力量。
我国大中城市特别是上海的工商界人士，较早重视使用公电发表主张、维护自身利益。“公电”成为上海工商业及有关职业团体使用报纸的重要途径，也是当时社会民众使用媒介的最好证明，反映出较为进步的一面。在上海的外国新闻同行曾建议中国商人阶层应注意与新闻界合作，认为只有得到中国新闻界的支持，工商业才能事半功倍。(109)
但中国新闻界情形不同于国外。上海社会具有影响力的精英层以工商界为主，近代报业的资本实力在当时整个工商业体系中还未能占据主要位置，报业人士无论从其所代表的资本实力还是社会地位而言，都还处于边缘甚或说是尚未具备进入这个阶层的资格。实际而言，上海工商界与新闻界除在刊登广告、发布消息或在就特别问题发表主张时，平时并无特别来往。因此，工商界与报业的关系更多局限在报纸的服务方面，而非与新闻界（或报业团体）有更深层的联系。
【注释】
(1)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2)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10—11页。
(3)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08页。
(5)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161页。
(6)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59页
(7)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48页。
(8)马光仁：《上海新闻史》（1850—1949），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49页。
(9)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49页。
(10)（民国丛书第三编第41号）蒋国珍：《中国新闻事业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年影印版，第60—61页。
(11)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12)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页。
(13)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7页。
(14)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168页。
(15)《申报》，1925年10月10日。
(16)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17)《上海新闻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新闻志》，上海社会科学院2000年版，第105页。
(18)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59页。
(19)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59页。
(20)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62－65页。
(21)曹聚仁：《我和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81—284页。
(22)蒋国珍：《中国新闻事业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年影印版，第64页。
(23)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65页。
(24)蒋国珍：《中国新闻事业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年影印版，第64页。
(25)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史》，民国丛书第三编（第41号），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影印版，第164页。
(26)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27)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6页。
(28)曹聚仁著、曹雷编：《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
(29)曹聚仁著、曹雷编：《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30)蒋国珍：《中国新闻事业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年影印版，第62－63页。
(31)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56—57页。
(32)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57页。
(33)曹聚仁著、曹雷编：《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345页。
(34)李建新：《中国新闻教育史论》，新华出版社2003年版，第38页。
(3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页。
(36)蒋国珍：《中国新闻事业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年影印版，第60页。
(3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
(38)蒋国珍：《中国新闻事业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年影印版，第61页。
(3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40)蒋国珍：《中国新闻事业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年版影印，第61页。
(4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99—200页。
(42)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下册），第296—297页，转引自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第55—56页。
(43)《申报》，1925年10月10日。
(44)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45)蔡孑民：《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演说词》，转引自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第58页。
(46)刘志琴主编、罗检秋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69—471页。
(47)志希：《今日中国之新闻界》，《新潮》第1卷第1号，第121页，转引自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57页。
(48)蒋国珍：《中国新闻事业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年影印版，第63－64页。
(49)曹聚仁著、曹雷编：《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
(50)姚福申：《解读古代新闻的真实性——兼论新闻真实性观念的演进》，《学海泛舟二十年》，香港语丝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51)朱传誉：《报人・报史・报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24页。
(52)姚福申：《学海泛舟二十年》，香港语丝出版社2001年版，第79页。
(53)任白涛：《综合新闻学》，商务印书馆1941年版，第74页。
(54)格里恩：《自西徂东》，《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专刊。
(55)格里恩：《自西徂东》，《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专刊。
(56)蒋国珍：《中国新闻事业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年影印版，第62－63页。
(57)曹聚仁著、曹雷编：《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5页。
(58)曹聚仁著、曹雷编：《听涛室人物谭》，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42页。
(59)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
(60)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
(61)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第32—33页。
(62)刘志琴主编、闵杰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二卷），第33页。
(63)丁淦林主编：《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58页。
(64)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3页。
(65)刘志琴主编、罗检秋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83—184页。
(66)刘志琴主编、罗检秋著：《近代中国社会文化变迁录》（第三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51—152页。
(67)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2页。
(6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3—214页。
(69)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1页。
(70)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5页。
(71)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15页。
(72)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67页。
(73)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74)王新命：《新闻圈里四十年》（下册），第296—297页，转引自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第55—56页。
(75)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76)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4—45页。
(77)斯米司：《中国报纸应改进之点》，《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专刊。
(78)费正清主编、章建刚等译：《剑桥中华民国史》（第一部），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
(79)蒋国珍：《中国新闻事业发达史》，世界书局1927年影印版，第60页。
(80)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187页。
(81)曹聚仁：《我与我的世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65页。
(82)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75页。
(83)《申报》，1925年10月10日。
(84)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24—25页。
(85)陶菊隐：《记者生活三十年》，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45页。
(86)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5页。
(87)徐铸成：《报海旧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4页。
(88)张玉法、张瑞德：中国现代自传丛书第一辑《龚德柏回忆录》（上），龙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07页。
(89)张玉法、张瑞德：中国现代自传丛书第一辑《龚德柏回忆录》（中），龙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29页。
(90)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书信集》（上）1907—1933，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367页。
(91)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9号，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第85页。
(92)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93)张静庐：《中国的新闻记者与新闻纸》，现代书局1932年版，第86页。
(94)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95)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2页。
(96)贺逸文、夏方雅、左笑鸿：“北平《世界日报》史稿”，张友鸾等：《世界日报兴衰史》，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0—141页。
(97)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9号），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第85页。
(98)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民国丛书第二编第49号），上海通志馆1935年版，第86页。
(99)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130页。
(100)赖光临：《七十年中国报业史》，中央日报编印1981年版，第130页。
(101)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102)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3页。
(103)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104)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238页。
(105)戈公振：《中国报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37页。
(106)陈伯熙编著：《上海轶事大观》民国史料笔记丛刊，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6页。
(107)黄天鹏：《中国新闻事业史》，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第66页。
(108)格里恩：《自西徂东》，《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专刊。
(109)格里恩：《自西徂东》，《新闻报》三十周年纪念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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