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界的问题

二、新闻界的问题

1.新闻界总体情形

自《申报》创办到民国初已过去四十余年，这时期曾有许多报纸风起云涌，但大多随时局变化，很快销声匿迹，与普通民众的生活甚少发生直接关联，且很少被社会知晓。因此即使有十年以上历史的，也不过《民国日报》、《申报》、《新闻报》、《商报》、《顺天时报》、《盛京时报》、《时事新报》等数种而已。⁽³⁶⁾

报纸在民初卷入政争旋涡，多不能发表客观的报道和评论，失去独立性。这个时期政府和新闻界互为利用，新闻道德的败坏也有目共睹，新闻从业者对新闻价值观、职业道德、社会公共利益等问题缺乏认识。上海经济发达，远离政治中心，大量小市民的存在，孕育着独特的地区特色，其报刊的发展定位及主要内容则更贴近于实际，但在浓厚的商业氛围及政府的金钱攻势下，新闻界道德同样遭受严重腐蚀。因此无论南北，报业及其记者在社会上的信誉整体不佳。

当时中国报馆的报纸销量数，常秘不告人，否则就是以少报多，更不可信。按全国统计情况，销量最多的报馆不超过10万份。就销行地区而言，各省报纸销售多不超出一省，能够销行到各省者以上海的报纸为多。⁽³⁷⁾20年代初，在中国注册的1059种刊物中，只发行1000份以下的很多，而且学校的刊物等也包括在内，此外小报数量也较大，如北京一地日报就有80多种，又因政客在那时代每每被收买。由此可以想象报纸销行能力的薄弱。⁽³⁸⁾

1927年前，我国报馆对于发行方法多不研究，诸如每日将报中大事，揭示于路人注目之处的做法未有，在稍微偏僻的地区或乡镇也没有销售报纸的地方，更远的地区除非长期订阅报纸的读者外，其他人则无法获得报纸。报馆方面对已有的订阅者不够重视，如不保存订阅的地址，一旦造成停阅则成陌路，而对于没有订阅者也不设法兜揽，在这方面与外商的做法和态度形成鲜明对比。此外，办事的人疏懒成性，偶有询问“报纸因何不到”，也不予回复，如果有来函表达不满者，也不去研究如何改良，对于分馆推销也任其自然，缺乏计划指导。在这种情况下，我国报纸销量日多，是社会进步促成而非报馆自身的努力。⁽³⁹⁾

社会整体发展水平低是构成报业不发达的重要原因。报纸销量的增加，并非仅靠报馆自身努力可以达到，报业的发展与教育、实业、交通、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均有连带关系。1927年前，社会上出现早晨以五分钱买入的报纸，午后还可以二分钱卖出，翌日仍可以卖得一分钱，一份报纸可以辗转经过几个读者，报馆对于此事，倒是无可奈何。⁽⁴⁰⁾

戈公振曾谈到南北方报纸在副刊风格上的差异，说“北方重文艺，南方偏于滑稽，是乃一地之风气使然耳”。当时音乐会与跳舞会不多有，戏团及游乐场所则喧嚣龌龊特甚，在社会设备不完美之时，凡有文字知识者，除了读日报副刊以调节脑筋外，几乎没有别的娱乐可言。有的副刊偏于陈旧，一意模仿古人的作品，有的则偏于新，有些类似学校讲义；此外还有搜罗新奇事物的，则非失之荒唐即失之滑稽，编者初衷以供读者以娱乐，而结果则适得其反。⁽⁴¹⁾

民初新闻界的一种怪现象是，有些报馆或通讯社聘请编辑不发薪水，而编辑生活所需的费用可向政府各机关争取干薪，北京报界还有所谓“义和团”和“罗汉团”之说。所谓“义和团”是指新闻界借着霸道要钱，“罗汉团”则是报界中人办一种“滑头报馆”，每天印30～60张，一半贴在指定的贴报处，四分之一送给可能送干薪的大人先生，身边则留下几份证明自己确是新闻业者。这种报纸在街上买不到，被称为“鬼报”。鬼报的社长像个吃四方的和尚，又一身兼任主笔、编辑、经理各部门事物，所以被称为“罗汉”。一直到1925年底，这些“罗汉”办的联合版才在北京绝迹。此外还有一种联合版报纸，为许多滑头报馆联合起来共同出版，由社长轮流主编，剪下当天报纸新闻，交付印刷所排字房。拼版时排上甲报报头及论说或特载，便是甲报；印完甲报，将报头和特载抽出，换上乙报报头和特载，便又成了乙报，依此类推直到各报印完，这种报馆在北京一地曾达四五十家。⁽⁴²⁾

我国近代日报、杂志刊登政治新闻多于其他国家，国内新闻多为政治新闻，国外政治消息非常有限，即使发表也不能提纲挈领，而且容易被外国通讯社所利用。各报所刊登的专电只有寥寥数十字，那些对政客而言似乎含有无限意味的消息，如某某委任何职、某某出使某国等，在无政治党派知识的普通人眼里，既缺乏理解又不感兴趣。⁽⁴³⁾

在言论受压制的时代，能发他人所不能发之声，常成为报纸用以吸引读者的重要手段之一。《世界晚报》创刊之初，就因敢于揭露事实、批评政府而获得社会认可。如在1924年5月7日，距离晚报出版不到一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纪念日本帝国主义向袁世凯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国耻日，被军警打伤几十人。晚报以头版头条登载惨案详情，并发表评论，指责北洋政府的暴行，要求惩办惨案的指使人——当时教育总长章士钊。晚报身价因此又增长，增加了销路。⁽⁴⁴⁾

这段时期，报纸因不加取舍地刊载不良广告受到社会的批评。新闻界广告恶浊，流毒社会，卖假货的广告更是充斥版面，报社动辄以“营业”两字做遁词。这种不良广告现象不仅存在于小报上，大报也一样。报界中有识之士为此呼吁，应当严厉拒绝含有欺骗性质的广告。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就曾对报纸及其广告痛加指责：“我国新闻，于主张中无不提倡道德，而广告中则诲淫的药品与小说，触目皆是，且广收妓寮的广告。此不特新闻家指毁其品格，而贻害社会之罪，尤不可恕。”⁽⁴⁵⁾

1920年，全国报界联合会通过“劝告勿登有恶影响于社会之广告案”。内称，报社之天职在改良社会，如广告有恶影响于社会，则与创办报社之本旨已背道而驰。全国报界联合会为全国报界之中枢，有纠正改良之责，宣令在会各报一律禁止登载。牺牲广告之事小，而影响于社会大也。⁽⁴⁶⁾但全国报界联合会不久宣告解散，新闻界这种自省的声音从此极少听到，不良广告问题依然存在，并成为我国近代报业中的普遍问题。

此外，不少报纸着重逢迎读者所好，不重读者所需，风格偏低。社会不愿意有世界眼光，记者就不谈国外的事；社会不好学，记者就不谈学问；社会喜欢欺诈作恶，记者就去搜集许多小新闻来做他们的参考；社会好淫乐，记者就去征访无数花界伶界的附张，设立消闲录登载满纸的“花讯”，报道“花园花总统”的消息，以及人家太太小姐佚事……⁽⁴⁷⁾这些报纸虽能满足部分人的需要，但在社会上却造成不良影响，使人容易将报业及其从业者与消极、低俗等风气联系起来。大多数普通读者对自身的舆论权利、报业的职责等问题知之甚少，很少有读者对新闻界这些不良现象提出质疑或批评。那时，新闻界对社会道德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带来的影响并未引起社会关注。

对新闻界提出批评最多的恰恰是在新闻界工作的人。中国北部报界元老之一、名记者熊少豪曾指出，当时的报纸不为天下之公器，而甘心为一党一人的私利机关；不知尊重事实之可贵，颠倒是非善恶，致失其信用；而记者则“专门知识固然没有，即普通常识亦无心得”，因缺乏常识，不能明白社会群众的要求。记者不能通晓世界大势及高深学识，对于舆论不能予以决定的指导，加上政府及国民又都不知尊敬报纸，结果弄得毫无报纸的价值。因此使一切评论，都是近视的、灰色的、格言派的、模棱两可的臭文章，就算尽了记者的责任。至于能使中国问题介绍到外国的，除在中国经营的西文报及外国通信员之外，可说是一种也没有。⁽⁴⁸⁾

这段时期的新闻界处于严重的道德堕落和阴暗时期，影响到新闻业的声誉和报业的报格，我们不否认这段时期报业在业务和内容上的进步，但这犹如“渣子上的清酒”，表面上的清澈并不能掩盖其下面腐败的事实。

2.报界职业理念的缺失及外界之批评

报界职业理念的缺乏主要体现在新闻界公然制造假新闻以及无视新闻客观性两大方面，这些问题在当时就已引起国内新闻界人士以及外国同行的关注。如果说新闻界公然制造假新闻有其特殊的历史阶段，那么新闻客观性问题则是近代中国新闻界长期面临的问题。

民国建立前后，各种政治势力不惜使用提供假新闻等手段，以求达到政治宣传目的，这种公然违背新闻基本原则的做法在各政治势力控制的报刊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正如胡政之所说，民初的论坛民族意识最强，而民主意识最差，各报都设有专电，所谓“专电”，都发生在编辑的脑海，可以毫无事实，就写一篇骂人的文章。那时一切都是乱哄哄的，后来担任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的居正那时也在写文章骂人。⁽⁴⁹⁾

与此同时，近代以来我国报界普遍存在夹叙夹议、随意发表意见等问题，不能真正认识客观性新闻报道的重要性。新闻界中盛行的有闻必录的传统及动辄将自身观点加入新闻报道的做法与现代新闻理念格格不入，新闻界有些人士对这种情况早有批评。

1918年，徐宝璜在《新闻学》中明确指出，所谓“有闻必录”的传统是中国新闻界幼稚的明证，应当尽快纠正，而国内新闻从业者处理新闻时应持严谨、客观的态度，不应轻易加入自己的观点，要求“访员不仅采集新闻时，须审传闻之确否也，即编辑时，亦须谨慎据实直书。行文之间，既不可故意颠倒事实，亦不可随意穿凿附会，致与事实不符”⁽⁵⁰⁾。《申报》主笔陈景韩也反对有闻必录的说法，并告诫外勤人员：探访新闻要跑，用眼不用耳，写新闻要客观，不要掺夹自己的意思，才能算是忠实报道。⁽⁵¹⁾

20世纪20年代，全世界大多数新闻机构已确立起尊重新闻事实的理念，使新闻的社会功能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都有很大提高。近代新闻工作者的新闻信条已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承认，其中第一条规定：报业及所有其他新闻媒介的工作人员，应尽一切努力，确保公众所接受的消息绝对正确，尽可能查证所有信息的内容，不能任意歪曲事实，也不可以故意删去任何重要的事实。⁽⁵²⁾

但近代中国的新闻机构对新闻报道中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等基本问题仍缺乏认知甚或知而不行，因此外国新闻同行时常对中国新闻界普遍存在的这种做法提出批评。

路透社电报有限公司远东经理唐纳在1921年宴请上海各报记者的致辞中，曾恳切地指出，上海报纸辄为内地人士所传颂，因此上海报纸的言论势力不仅限于上海，并且能影响到中国一大部分的人，希望上海报界应当慎重报纸纪事之准确，发言之正当，以维持其已有之程度。⁽⁵³⁾其真正意思是：上海的报纸既然对全国有这样的影响，更应特别注意提供真实客观的新闻。

上海《字林西报》主笔格里恩，来华十六年，应邀在上海《新闻报》三十年专辑上发表意见时，根据自身的经历和观察对中国新闻的真实性与客观性问题提出忠告。他首先指出，新闻事业以事实为重，发表意见必须慎重斟酌，在社论评坛以外，不能插入议论，并请中国新闻界同行注意，英国《泰晤士报》有令人不可几及的权威地位，贵于提供给读者真实可靠的新闻。新闻纸为事实所造成，不可与它物相干，而中国新闻界人士对这项极其重要的新闻原理，则尚未真正认识其重大性。他认为中国新闻事业进步固多，但在真实新闻问题上仍需改进，建议中国同行“务以正确为事，不稍假借”⁽⁵⁴⁾。

此外他还提到，在四分五裂、党派政治及军阀势力的影响下，近代中国各报上的记载，也常常脱离事实本身，而刊发“令人怀疑其别有私心阴谋”的消息，至于想求得内地远处的重要消息的真相，则更加不容易。格里恩还以1922年夏天直奉之争和南方之事为例，称自己在写这篇文章时，也不知道陈炯明是在广州还是已临阵脱逃。他感叹遇到这样的大事，身在其地的中国新闻家，竟然不能陈述事实而不加政治色彩。⁽⁵⁵⁾

为避免过于严厉的语气给正在庆祝报业发展的中国同行尴尬，这位外国主编，已经使用了相当婉转的话语。尽管如此，中国新闻界对新闻的真实性问题缺乏正确的认知及严肃负责的态度，的确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1925年10月10日，《申报》发表王英宾“中国报业应有之觉悟”，从政治、教育、外交、风俗、社会等各方面，对报纸的作用及中国报业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较详细的阐述，讨论报业应负的责任，解读媒介的价值和意义，强调报业的重要性及其对社会各个层面的影响力。他指出：报纸在政治方面，应当担负保障民权、监视政府的责任；在教育方面，报业则可作为平民教育的利器，担负宣传知识教育平民的责任；在社会方面，报纸应以维持治安，助进公益为责任等。这些早期的新闻理论反映出我国新闻理论界对报刊作用的认识水平，有益于社会大众建立起对报刊的正确、全面的理解。

20年代的报业对自身的地位、社会价值和作用还远未达到理想的认知水平。这个时期对报刊理论的研究已出现，但放眼整个社会，报业及其从业者的自我认识和社会地位仍处于较低的阶段。大部分报纸规模不大，容易“在某一势力新产生时候即被收买或封闭”，评论者认为，这个时期的中国报纸“还没有到真正代表舆论的时代，不过在国内内争时当做角逐的武器罢了”⁽⁵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