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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背景与新闻界代表人物

时间:2022-04-26 百科知识 版权反馈
【摘要】:第一节 时代背景与新闻界代表人物鉴于统一的历史分段标准,我们将该时期分为“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五个部分逐一加以论述。

第一节 时代背景与新闻界代表人物

鉴于统一的历史分段标准,我们将该时期分为“五四”时期、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大革命时期、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五个部分逐一加以论述。

一、“五四”时期的新闻事业与新闻队伍

1.新闻事业概况

“五四”时期是中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也由此开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工人运动的发展、国人思想的解放,促成了我国现代新闻史上第一次报刊出版高潮和第一次新闻改革。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报刊是《新青年》杂志,它打破了军阀统治下万马齐喑的局面,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同时它也为报刊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榜样。在《新青年》的带动下,宣传新思潮的杂志风行一时;报纸副刊纷纷改革,突破先前的消闲性质,成为传播新思潮、新文化的园地;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在报刊上广泛应用,中国报刊文体发生了空前变革;报纸编辑进一步改进,新闻体裁趋向多样化,报纸日益生动活泼。

在“五四”运动期间,学生办报风起云涌。其中北京的《新潮》、《国民》配合《新青年》宣传新思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的《湘江评论》和周恩来在天津创办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不仅反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而且形成了相当大的社会影响。[1]

随着宣传新思潮报刊的不断发展,报刊上新旧思潮的论战也反复展开。论战的结果是新思潮获得胜利,马克思主义得以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及其报刊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新青年》的改组、《共产党》月刊和第一批工人报刊的创办,宣告中国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诞生,它们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作出了重大贡献,翻开了中国新闻史崭新的篇章。同一时期,在军阀专制下,南方私营大报在竞争中趋向企业化经营,北方报业在旧政治控制下挣扎、生长。

“五四”时期,新闻学术研究工作与新闻教育工作也被提上议事日程。我国出现了最早的新闻学研究活动,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新闻学著作,培养了一批新闻人才。1918年成立的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导师有徐宝璜、邵飘萍两人,成员包括罗章龙、谭平山、毛泽东等人。[2]

2.新闻队伍代表人物

得益于思想自由开放、职业教育规范化等有利因素,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优秀记者,并成为此时的“民族脊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陈独秀、李大钊等人。

(1)陈独秀(1879~1942年),名乾生,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早年受康、梁思想影响,是不折不扣的改良派。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思想发生变化,曾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及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

1915年,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发表抨击尊孔复古的文章。他在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一文,提出了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向封建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发动了进攻。人权就是民主,陈独秀提出了政治民主、信仰民主、经济民主、社会民主和伦理民主的主张,号召人们拿起民主这个武器和旧的意识形态进行斗争。关于科学,陈独秀认为,不论什么事物,如果经科学和理性判定为不合于现今社会的,即使它是祖宗所遗留的,圣贤所深爱的,政府所提倡的,也都一文不值。号召人们坚持科学的精神,成为自然界的统治者和主人。陈独秀还向青年提出六项希望,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他期望培养出一代“意志顽狠,善于不屈,体魄强健,力抗自然,信赖本能,不依他人为活,顺性率真,不饰伪自文”的新国民。[3]陈独秀举起了新文化的大旗,揭开了规模空前的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此后受李大钊等人宣扬马克思主义的影响,陈独秀逐渐成为马克思主义者。1920年七八月间,在陈独秀领导下,中共上海发起组正式成立,并决定将《新青年》改组为中共上海发起组公开宣传的机关刊物。

(2)李大钊(1889~1927年),字守常,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人。他未出生父亲就病逝,出生第二年母亲又去世,由祖父李如珍教养成人。1905年,李大钊参加科举考试,中秀才。后因科举停办,转入卢龙县永平府中学学习。1907年他深感“国势陵夷,慨然起研究政治,以期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思想”。[4]他没等中学毕业,就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读书。1913年毕业后,为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东渡日本,在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政治经济学系)学习,从此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著作。1916年李大钊往返于日本与上海之间,组织反对袁世凯的活动,5月中旬,为推动反袁运动,毅然弃学回到上海。袁世凯死后,他继续提倡民族革命,反对北洋军阀

1918年,李大钊由章士钊推荐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以后,他兼任北京大学政治、史学两系教授,还在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朝阳大学等校任教,成为当时的名教授。

1920年,李大钊领导成立北京“共产主义小组”。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他任中共北方区书记、中央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书记。他领导工人运动,组织了“二七”大罢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还亲自与孙中山商谈,促成了国共第一次合作。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抓捕,4月28日壮烈牺牲。

李大钊的报刊活动为中国报刊史写下了辉煌的一页,李大钊不但利用报刊进行革命斗争,而且还发表了政论、时评、短评、专题论述、随感录、散文、游记、诗歌等许多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章,对报刊文风的革新也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国共产党成立与大革命时期的新闻事业与新闻队伍

1.新闻事业概况

这一时期是中国新闻事业大发展、大变动时期。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使中国新闻史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此时的新闻事业分为四个部分。

其一,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中国共产党十分重视报刊宣传工作,1922年9 月13日在上海创办了第一个中央机关报《向导》周报,首任主编蔡和森。继《向导》后,瞿秋白主编了《新青年》(季刊和不定期刊)、《前锋》月刊、《热血日报》,李达主编了《共产党》月刊。青年团也推出了由蔡和森主编的《先驱》,恽代英、萧楚女主编的《中国青年》等刊物,这些中央级刊物连同一些地方党的机关刊物,形成严密的中国共产党党报网络。

其二,国共合作的新闻事业。第一次国共合作为报刊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国共合作期间,两党合作创办了一些报刊,如在广州毛泽东主编的《政治周报》和周恩来指示筹办的《岭东民国日报》等,它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并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革命口号和思想传遍中国。国共合作的工农报刊如《劳动周刊》、《中国工人》、《中国农民》等为蓬勃发展的工农运动起到了思想动员作用。随着革命的不断深入,国民党报刊出现分化,“左派”报刊坚持革命立场,而右派报刊掀起一股反共、反孙中山“三大政策”的逆流。蒋介石、汪精卫的叛变,使革命报刊受到严重摧残。

其三,商业私营新闻事业。这一时期,全国大部分地区受北洋军阀政府控制,这些地区的新闻事业构成成分复杂。民族资产阶级创办的民营报刊数量多、分布广,具有较大影响。商业大报《申报》、《新闻报》的事业继续发展,业务均有改革;《时报》易主后办报方针发生重要变动;新记公司《大公报》的创办是当时新闻界引人注目的事件;各种小报纷起,形成小报发展的高潮。报界这些现象,一方面反映了私营资本主义经济有所发展,同时也曲折地表现出激烈政治斗争对这些报刊的影响。这期间,南北军阀也加强了对新闻事业的控制。他们除收买一批有影响的报纸为其张目外,还在北京、上海等地出版自己的报刊,对进步和异己报刊、报人严加管制,致使邵飘萍和林白水等著名记者先后罹难。

其四,帝国主义在华新闻事业。这一时期,英美帝国主义新闻事业继续保持在华的强大影响,随着一些新报刊的创办,一批记者纷纷来华,宣传力量不断增强。进入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在华报刊激增,“五四”以后其数量之多为各国在华报刊之冠。此时的大革命运动,也是一场推翻英美日等帝国主义在华利益的运动,新闻战线上中国人民和英美日等帝国主义的斗争空前激烈。苏俄布尔什维克报刊的创办,是外国在华新闻界出现的新现象。

这一时期,中国境内最早的一批广播电台,通讯社开始设立,新闻摄影和新闻电影也逐渐兴起,少数民族报刊有了新发展。新闻事业的发展推动了新闻教育事业的建设,一些大学先后成立报学系、新闻系,全国出版新闻学著作十余种。活跃于新闻战线的人物有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也有专职的新闻工作者,前者如陈独秀、蔡和森、毛泽东等,后者如邵飘萍、戈公振、陈布雷等;前者在创办党报党刊、宣传马克思主义、报刊政论习作等方面作出了卓越贡献,后者在新闻采写、新闻摄影、新闻学研究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绩。

2.新闻队伍代表人物

(1)蔡和森(1895~1931年),湖南双峰人。由于家境清苦,16岁才入小学。1913年秋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1918年与毛泽东一起组织进步团体新民学会。“五四”运动后赴法勤工俭学,一面学法文,一面“猛看猛译”,半年内读了大约100种有关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各国革命运动的小册子,从而坚信“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5]1921年,蔡和森回到上海后不久就加入中国共产党,主持党中央的宣传工作,曾负责编辑《先驱》半月刊。1922年6月当选为中央委员,负责筹办《向导》。在担任《向导》主编期间,发表160多篇文章,约五六十万字。其中署名“和森”的130篇,署名“振宇”的36篇。此外,《向导》上以“本报同人”、“记者”的名义发表的文章有不少出自蔡和森之手。他的文章涉及面非常广泛,既有理论深刻的长篇大论,又有一针见血的时评短文,分析精辟,逻辑性强,富有战斗力和说服力,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瞿秋白(1899~1935年),原名瞿双,后改名瞿霜、瞿爽。江苏常州人。早年曾到武昌外国语学校学英文,1917年考入北洋政府外交部办的俄文专修馆读书。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同年11月参与创办《新社会》旬刊。1920年初,参加李大钊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同年10月以北京《晨报》和上海《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去莫斯科采访。1923年担任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新青年》、《前锋》主编和《向导》编辑,同年7月去上海创办上海大学,任教务长兼社会学系主任。1927年7月,接替陈独秀负责中央工作,主编《热血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为之作序。1928年4月去苏联,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写了大量论著,翻译了共产国际纲领以及斯大林论列宁主义的著作。1930年8月回到上海,1931年夏参加了“左联”的领导工作,反击国民党文化的“围剿”,系统向中国读者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及普列汉诺夫关于文学艺术的理论,翻译了苏联的许多著名文学作品。1934年2月到瑞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教育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校长。同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任中央分局宣传部长。1935年2月23日在福建被捕,6月18日英勇就义,年仅36岁。

三、十年内战时期的新闻事业与新闻队伍

1.新闻事业概况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在南京建立反动独裁政权,开始在全国建立庞大的反革命新闻事业网:以“中央通讯社”为中心的新闻通讯网、以“中央广播电台”为中心的广播事业网、以《中央日报》及《扫荡报》为中心的党报、军报网。[6]与此同时,国民党反动当局还以法律的形式查禁进步报刊,取缔革命宣传,任意逮捕和杀害进步报人,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和新闻自由,实行法西斯统治。这一时期,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镇压,也由于中国共产党内严重的“左倾”错误,导致国民党统治区内的无产阶级报刊几乎全被查封。但共产党人很快从血泊中清醒过来,建立起了自己的地下报刊系统。《布尔什维克》、《红旗》、《红旗日报》等中央机关报刊相继开办。同时,党的地方组织也陆续出现了一些报刊。[7]

随着中共领导的革命力量转向农村,党的新闻事业也在农村中建立和发展起来。中央根据地创办了红色中华通讯社和《红色中华》、《青年实话》、《红星报》等报刊。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的报刊积极宣传抗日救亡。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一些民族资产阶级大报如《申报》、《大公报》与《立报》等政治态度发生很大变化,纷纷要求民主,要求自由发展经济和报业,其中《申报》政治态度的转变最为突出。

这个时期,一批革命和进步的中外记者,开始突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报道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情况,如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和《塞上行》、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邹韬奋的报刊活动也对中国新闻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我国出现了一大批民营广播电台,其中半数以上集中于上海,商业性电台是民营台的主要类型。

2.新闻队伍代表人物

(1)范长江(1909~1970年),原名范睦,号希天,四川省内江县(今内江市东兴区)人。中国著名新闻记者、新闻学家。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一”南昌起义。1932年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33年后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并为北平《晨报》、《世界日报》,天津《益世报》等撰稿。1935年以天津《大公报》特约通讯员身份到我国大西北采访,发表了一系列轰动全国的报道,这些报道后收入《中国的西北角》一书。1937年11月和羊枣、徐迈进等同志创建了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即中国记协的前身),并被推选为“青记”的总事。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参加了香港《华商报》的创办工作,后任新华社华中总分社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和华中新闻专科学校校长等职务。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国共谈判代表团新闻处处长,并担任中共对外发言人。1949年7月与胡乔木等新闻界知名人士在北平成立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筹委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新华通讯社总编辑,《解放日报》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副署长,《人民日报》社社长,国家科委副主任等职。1970年10月23日逝世。范长江一生著有《中国的西北角》、《塞上行》、《通讯与论文》、《范长江新闻文集》等。1991年,中国记协与范长江新闻奖基金会联合设立了“范长江新闻奖”,这是表彰我国中青年新闻工作者的全国性高层次新闻奖。

(2)邹韬奋(1895~1944年),原名恩润(乳名荫书),笔名韬奋,祖籍江西余江,生于福建永安。1910年考入福州工业学校,1912年到上海就读于南洋公学,1919年转入圣约翰大学文科。他读中小学时,崇拜梁启超,钦佩黄远生,立志做新闻记者,边读书边为《申报》、《学生杂志》撰稿。1921年大学毕业后任中华职业教育社编辑部主任,并负责编辑《教育与职业》月刊和主编职业教育丛书,同时兼任中华职业学校和海澜英文专门学校的英文教员。1926年2月接办中华职业教育社和机关刊物《生活》周刊的编务,此后毕生从事新闻出版工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积极为抗日募捐。

1932年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该店相继在全国许多城市设立分店,大量编印发行各种抗日救亡书籍和马列主义书籍。1933年参加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当选为执行委员。1933年7月,杨杏佛遇刺后,他被迫流亡国外。1935年8月回国,积极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在上海、香港等地主编《大众生活》周刊、《生活日报》、《生活星期刊》,并担任上海各界救国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工作。

1936年11月22日深夜与沈钧儒等七人在上海被捕,无辜入狱,史称“七君子案”。1937年7月获释后,邹韬奋先后在上海、武汉、重庆主编《抗战》、《全民抗战》等刊物。1938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1年各地生活书店被国民党政府查封,他辞去参政员职,出走香港,复刊《大众生活》,抨击国民党的内外政策。1941年5月协助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1月离开香港到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同年10月经上海到苏北解放区。1943年因患脑癌秘密回上海治病。1944年7月24日在上海病逝。中共中央根据他生前的申请,追认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宋庆龄赞扬“韬奋先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一位英勇的人民战士。他的斗争历史,提供了革命知识分子所走道路的一个最光辉的榜样”,并指出“在我和韬奋先生几年工作接触的中间,他所发挥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特点,一直受到大家的敬仰。他完全舍己为公,凡是人民革命的利益所在,总是竭尽全力以赴;对于任何反人民、反民主的恶势力,他绝不肯作丝毫的片刻的妥协……韬奋先生的一支笔,曾经鼓动了中国无数万爱国民众走上争取民族解放与人民民主的道路”。[8]

(3)史量才(1880~1934年),名家修,祖籍江宁。1899年中秀才。戊戌变法后,受维新思想影响,放弃科举,于1901年考入杭州蚕学馆学习。1904年在上海创办女子蚕桑学校(后该校迁至苏州浒墅关)。与此同时,又先后在南洋中学、育才学堂、江南制造局兵工学堂、务本女校任教,并与黄炎培等发起组织江苏学务总会。1908年任《时报》主笔。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江苏独立运动,响应革命,后被选为江苏省议会议员。1912年接办《申报》,任总经理,倾毕生精力,精心经营。1921年,与南洋侨商黄奕住合办中南银行;继又集股创办民生纱厂;1927年,经办《时事新报》;1929年收买《新闻报》大部分股票,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报界企业家。在此期间,还在汉口路附近用70万元修建了申报馆,英国《泰晤士报》人员参观时,惊叹世界上唯有《申报》和《泰晤士报》有此气势。

“九·一八”事变后,史量才对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颇为不满,赞同宋庆龄的政治主张,在《申报》上全文刊载了宋的宣言;还发表社论,同情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他说:“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1932年“一·二八”事变发生,他积极支援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发起组织“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被推为会长,筹集钱物和人力,以应前线急需,并做好伤兵救护、难民安置等工作,并将购纸款七万美元全部捐献。他在《申报》上连续发表社论,大声疾呼,推动了上海市民的抗日爱国运动。沪战结束后,上海地方维持会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史量才仍被推为会长,他支持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运动,反对国民党当局不顾民族危亡而进行的“剿匪”内战。曾与陶行知、黄炎培、戈公振、李公朴等进步人士共商《申报》发展大计,创办《申报》流通图书馆、《申报》业余补习学校、《申报》妇女补习学校;出版《申报月刊》、《申报年鉴》、《申报丛书》和《中国分省地图》等书刊;聘黎烈文主编《申报》副刊《自由谈》,刊登鲁迅等著名左翼作家的文章,使《自由谈》一度成为反文化围剿的重要阵地。

由于史量才思想倾向进步,国民党当局威逼利诱对他均无效果,于是蒋介石下令禁止《申报》邮递达35天之久。随后,在与蒋介石的一次会面合照时,蒋介石威逼说:“我有100万军队……”史量才却说:“我有100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在由杭乘汽车返沪途中,经海宁翁家埠附近时,被戴笠所指挥的军统特务狙击逃至一池塘内,头部被击中两枪后遇害。

四、抗日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与新闻队伍

1.新闻事业概况

1937年“七七”事变,揭开了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序幕。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全国人民经过八年抗战,取得了近百年来第一次反对外来侵略的全面胜利。

抗战时期,我国出现了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日伪侵占的沦陷区的格局,因而也就出现了三种不同性质的新闻事业。

(1)国统区。抗战时期,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大片国土沦陷在日寇铁蹄之下。国民党统治区的新闻中心也从南京、上海向武汉、重庆转移。桂林一度成为抗日进步报刊的出版中心。

从抗战开始到武汉沦陷为止,是抗日爱国报刊大发展的时期。1937年,由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的《救亡日报》在上海出版。1938年,中国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在武汉公开出版发行,成为国民党统治区宣传团结抗日的旗帜。同年,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立,其中的成员如范长江、杨潮、邵力子、胡愈之、张季鸾、成舍我、邹韬奋等成为这一时期反对日本侵略、宣传抗日思想的中坚力量。

国民党政府迁都重庆后,创办了大量的党报、军报,加强反共、反人民的宣传,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他们还颁布了法西斯新闻法令,加强新闻检查,打击和摧残各种抗日进步报刊。

(2)抗日根据地。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原陕甘根据地发展为陕甘宁边区,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成为领导和推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的政治中心。其后,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敌后英勇作战,又建立了华北、华中和华南三大敌后抗日根据地。

这些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在人民政权下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获得了空前的发展,为宣传中共的抗日路线、方针、政策作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延安,这里办有中共中央一级和具有全国性的许多新闻事业单位,是当时人民新闻事业的中心。原有的新华通讯社在组织机构和新闻业务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建立,开创了我国人民广播事业的新纪元。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创办,特别是经过整风改版后,使党报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并为我国无产阶级新闻理论作出了突出贡献。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也进行了整风改革。党领导的新闻电影事业在这个时期开始建立;党领导的新闻摄影事业进一步发展起来。

各根据地的新闻工作者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工作的。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封锁以及严重的自然灾害,他们顽强地战胜了种种困难,取得了辉煌的业绩。抗日根据地的新闻事业,大大发扬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和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品格,这些都是延安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党和人民新闻事业的宝贵精神财富。

(3)沦陷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七七”事变后日寇侵占华北、华东、华南大片领土,他们抢掠我国新闻事业的资产,收买和创办许多报刊、电台,为他们侵略和企图灭亡中国的政策服务。但是沦陷区的爱国志士也秘密创办了一些报刊,如《每日译报》、《文汇报》等。这些报刊在教育、组织沦陷区人民开展抗日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些爱国报人如《大美晚报》副刊《夜光》编辑朱惺公等人为宣传抗日救亡献出了生命。

2.新闻队伍代表人物

(1)杨潮(1900~1946年),原名杨廉政,号九寰,笔名杨潮、羊枣等。湖北沔阳(今仙桃)人,1900年5月6日出生。曾在清华学校、唐山工专就读,上海南洋大学机械工程系毕业,任职于京沪铁路局。后弃工就文,组织歌舞社,经营影院,后来影院因得罪当地流氓被捣毁,接着又被帝国主义挤垮。苦闷彷徨中,受其妹杨刚(中共党员)的影响,他放弃“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想法,接受马列主义,立志一生追随中国共产党。1933年参加“左联”,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9]

杨潮翻译过《马克思论文艺》、《今日之苏联》。1935年秋,赴桂林广西师范专科学校任教。翌年夏回上海,在塔斯社上海分社任翻译;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的活动;为一般书店主编《抗战国际知识汇编》丛书;撰写大量军事论文在上海出书或在《译报》、《导报》上发表。1939年底去香港,为《星岛日报》撰写社论和军事评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湖南衡阳主持《大刚报》。1944年任福建省政府参事,《民主报》主笔,同时任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中文部主任。1945年7月5日,在福建永安被捕,同时被捕的达百余人。他在狱中坚持斗争,并翻译《我的爸爸》。1946年1月11日被虐杀于杭州监狱。上海60余名记者发出抗议书,抗议国民政府扼杀出版自由的罪行。同年3月19日由郭沫若主持上海各界举行追悼杨潮的大会。

杨潮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他以笔作刀枪,在战火纷飞、特务横行的岁月,置生死于度外,写下了大量的优秀政治军事评论。著译有《从战略上观察中日战争》、《欧洲纵横谈》,近年出版有《羊枣政治军事评论选》。

(2)成舍我(1898~1991年),原名成勋,后名成平,笔名舍我,湖南湘乡人。

成舍我一生从事办报和新闻教育工作。青年时期曾任沈阳《健报》编辑、上海《民国日报》副刊编辑、《太平洋》杂志助编。后考入北京大学,课余在北京《益世报》担任主笔、总编辑。1924年在北京创办《世界晚报》,翌年增出《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后创办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报纸后来被执政当局查封。1927年在南京创办《民生报》。1935年在上海创办《立报》。抗日战争期间,在香港出刊《立报》香港版。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北平和上海恢复出版《世界日报》和《立报》。1948年移居香港,后去台湾,曾在多个大学任教。1955年创办世界新闻职业学校(后升格为世界新闻专科学校,现名世新大学)。1988年台湾解除“报禁”后,创办台湾《立报》。

1930年4月,成舍我由上海出国,考察欧美学术文化和新闻事业。此次考察使他认识到要把新闻教育纳入到新闻事业体系中,培养和选拔忠实于自己报业的业务骨干,方可使事业后继有人。这一时期的成舍我,早已因创办“三个世界”(《世界日报》、《世界画报》和《世界晚报》)而蜚声国内报界。当时国内报纸党派林立,众多新闻从业者因未接受过职业教育,素质低下。面对新闻业界存在的这些难堪现实,成舍我认为必须从新闻教育做起,为发展新闻事业造就全能的新闻人才。

1933年2月,成舍我创办了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作为新闻教育的一项主要内容,他教育学生“我以为文化运动最大的武器,就是报馆”,要以一种“秀才报国无他物,唯有手中笔如枪”的方式来关注祖国的前程。他希望“问政”能通过新闻的形式表现出来。成舍我认为新闻记者最重要的是要具有高尚的新闻道德,要能采访、懂编辑、会校对,三样技能俱全。他在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时即以“德智兼修,手脑并用”作为校训,并以“理论与实务并重”作为教学方针。此后,这一校训和教学方针薪火相传,直至今日的台湾世新大学。

成舍我在北平世界新闻专科学校时代,以报纸为学生的实习场所。他在1942年开办桂林新闻专科学校,更进一步安排学生协助商务印书馆做排版、校对、打印等工作,以换取学生的生活费。这既能帮助学生“做中学”,又有利于学生毕业后的就业,是一项非常实际的教育措施。成舍我在1942年就有这样的想法,其构想之先进,眼光之独到,实在令人钦佩。

五、解放战争时期的新闻事业与新闻队伍

1.新闻事业概况

这一时期的新闻事业可分为国统区和解放区两个部分。

(1)国统区。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抢先在收复区建立自己的新闻阵地,其后有从“大后方”迁来的,也有“接收”的,其规模比战前更大。共产党也迅速在上海等地办起了一批报刊,但在国民党的高压政策下,处境艰难,希望在南京、上海出版《新华日报》的计划未能实现,只得将《群众》杂志迁往上海出版,改名为《建国日报》,但仅出15天即被查封;共产党在北平创办的《解放报》与新创建的新华社北平分社不久即被查封。民营报刊和党派、团体报刊,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文汇报》在上海复刊,《大公报》、《新民报》等扩大了规模,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创办了一批报刊,如《民主报》、《民主》、《周报》等,影响颇大。

为了争取新闻出版自由,重庆杂志界发起了拒检运动,各地迅速响应,迫使国民党当局宣布废止战时实施的新闻出版检查条例。在国民党政府迁到南京前,重庆仍为国统区的政治与新闻中心。重庆谈判期间,代表不同政治立场的报刊积极开展宣传活动,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进行了论战。

1946年6月,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严格控制社会舆论,强化新闻统治。除了惯用的特务手段外,还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摧残进步新闻事业。《新华日报》、《群众》等报刊被查封,《民主报》、《文汇报》等进步报刊也被勒令停刊。然而,以学生运动为主体的反对蒋介石统治的第二条战线在1947年出现,学生报刊是这条战线上的新闻尖兵,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当人民解放军捷报频传,蒋军节节败退之时,一些报刊开始鼓吹“第三条道路”,但很快被急剧发展的形势所否定,一些曾持“中间”态度的报刊及其主持者,纷纷投入革命洪流。

总之,在这一时期的国统区国民党利用“接收”的权力,扩大了自己的广播事业,垄断了新闻电影。民营广播事业受到压制,呈萎缩之势。新闻摄影处于缓慢行进的状态。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在挣扎中求生存,原先内迁的新闻学科系纷纷复原,但教学秩序难以稳定,新闻学的研究成果不多。

(2)解放区。随着抗战的胜利和人民解放战争的推进,解放区新闻事业有了新的更大的发展,特别是广播电台,在宣传上取得了较大成就。

抗战胜利后,随着解放区的扩大,解放区新闻事业出现迅速发展的局面:新办了一批报刊,如《七七日报》、《新华日报》(华中版)、晋冀鲁豫《人民日报》等;新华社加强了业务建设;1943年暂停播音的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1945年8月恢复播音,张家口、哈尔滨、大连等城市开办了广播电台;新闻摄影和图片宣传、新闻教育事业,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解放区新闻事业被迫收缩,大批报纸迁回农村或者停刊。《解放日报》停刊后,新华社在担负新闻报道任务的同时,兼任党报的评论工作,成为集通讯社、广播电台和报纸于一身的“三位一体”新闻机构。

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蒋军侵占延安后,改名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继续播音;与此同时,共产党在太行山东麓的涉县建立新台,接替陕北台。张家口台撤出城市后,转移到阜平山区,改名晋冀鲁豫广播电台。陕北台和各解放区台,都加强了军事宣传,其中陕北台开办的《对蒋军广播》节目,发挥了强大的政治威力。

1947年7月起,中国人民解放军转入反攻,解放区新闻事业也开始出现新的发展势头。1948年上半年,大批新闻工作者先后到达河北省平山县,新华社总社、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都设在这里。同年6月,中共中央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在平山创刊,它是由晋冀鲁豫《人民日报》和《晋察冀日报》合并改组而成的。这些新闻机构设在平山的时间只有半年左右,但却为解放区新闻事业向全国发展做了大量准备工作。

2.新闻队伍代表人物

(1)胡乔木(1912~1992年),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政论家。原名胡鼎新,江苏省盐城张本村人。

胡乔木幼年在村里读小学,1924年考入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1930年考取北平清华大学,分别在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1931年参加革命,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到上海,任社会主义科学家联盟书记、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书记。1937年7月到达延安。1941年2月起,任毛泽东秘书、中共中央政治局秘书,一直到1966年6月,长达25年。1948年后任新华通讯社社长、政务院新闻总署署长、中宣部副部长(1950年至1954年),1954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胡乔木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毛泽东的名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胡乔木根据毛泽东讲话记录整理的;《六大以来》、《六大以前》和《两条路线》等书,是他协助毛泽东编辑的;他为延安《解放日报》写了几十篇社论,参加编辑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等。[10]

(2)浦熙修(1910~1970年),女,小名裕弟,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

浦熙修曾就读于北平女师大中文系,先后任《新民报》记者、该报南京版采访部主任,无情揭露国民党反动派专制独裁反动倒退的顽固立场,先后采写了10万字的新闻稿。“校场口事件”后,她联络42名同行,发表联合宣言,抗议中央社造谣,在南京采访“下关事件”遭暴徒殴伤后,又报道了国民党反动派血腥镇压爱国学生运动的“5·20”大血案。南京《新民报》被封后,她化名在全国各种刊物上撰文揭露反动派的丑恶面目,被捕入狱,经营救出狱。1949年9月任首届全国政协委员。在开国大典上,毛泽东主席接见她,称她是“坐班房的女记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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