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状况和未来路径

媒介素养研究：现实状况和未来路径

陈世敏：今天我们回顾大众传播理论的发展，从媒介素养这个视角来看，特别有意义。大众传播学在理论建树方面还是浅了点，会不会是因为我们研究的性质偏向即时的表面的社会现象，分散了研究者的注意力和精力，没有办法在学术深度上下太多工夫？简单讲，问问其他学院的老师，都会说传播学应用性很强，和现实结合深。我想问的问题是，从学术上来讲，和现实结合很近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对于整个学术的发展，我想这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一方面，我实在不愿意见到过去的发展，太过注重应用性和操作性，而忽略了学理的建构；另一方面，我个人希望借助媒介素养在学术上的独特性，来反馈整个传播学的学术建树，这才是媒介素养这个领域可长可久之道。

吴翠珍：科技在发展，我们都被冲击到，我们的学生和同辈已经从传统读者、听众、观众变成了作者、制作人。面对这个现象，从媒介素养角度，我们不禁要问，这么光明灿烂的科技是否真的带来我们希望的民主公义的社会？实际上现在离美丽新世界还有很大距离。科技走在前端，要求我们去用它，是主动邀请的。在过去，科技是被动受邀的，文字、书写是科技，我们必须努力学习才能使用，现在以影像为主的科技仿佛不用学就可以用。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个看似只有科技面但实际上是文化器物的新媒介加以良善使用？善用的目的在于希望科技能够和民主、公义并进，但是实际上这种媒体教育的目标仍有待开展。在经济资本大汇流的同时，资讯的产制与控制似乎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与组织性的讯息产制者手中，资本经济进入到媒介内容产制这层面上，公民必须认真面对。换句话说，在资讯社会中，我们真的获得很多资讯了吗？

基于这两个问题，同时回应潘教授的想法，常人的概念，2000年之后我拟想出一个理论发展雏形。首先，我们应该扩大思考媒体和公民的关系意念，这些年讲到多媒体的素养，每个人都要会文字书写，做影像、声音、整合媒体。可是现在所谓的媒体多元，是能够组合时间性和空间性的媒介。所以，我主张的多维媒体素养是指跨媒体的形式，超越媒体对于我们在语境和科技上的限制能力，试以下表来思考媒体素养的研究路径。

李月莲：谈到媒介素养教育和研究（理论建构）的关系，我总是认为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门应用学科，很难从理论到理论，我觉得应该从实践出发，把观察到的东西提升至概念层次，发展理论，然后再由理论指导新一轮的实践。

这里我分享一些个人的研究经验。我在香港做传媒教育发展轨迹研究的时候，我是先看我们在香港是怎样进行传媒教育的，同时积极参与传媒教育的活动，然后综合实证资料，提出了一个“网络模式”的分析架构，这是一个概念化的过程。当然这种概念层次还是很低的，但是我把实际情况概念化，这是建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一个方向。另外，我们也可以借用大众传播理论或其他社会科学理论来研究媒介素养的问题，我曾经运用一个古典传播理论叫做创新传布研究（diffusion of innovations），在香港探讨传媒教育作为一门创新学科如何扩散开去，一方面希望把大众传播理论运用到媒介素养的研究当中，另一方面也还希望在这个过程中给教育创新理论带来一些新的发现。

潘忠党：我简单提三个问题。我非常认同卜卫老师刚刚讲的在媒介素养研究实践中我们要特别提防从一种操控到另外一种操控。这个问题我换个方式表达，作为学者，对于从媒介研究的科学知识基础上告诉受众应该如何使用媒介，如何使媒介表达自己，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否在从另外一个方面试图用某种以社会科学的华丽外衣包装的价值体系来indoctrinate受众，把媒介素养教育变成了另外一种思想工作？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在媒介素养教育中，是否应该强调沉默，强调聆听他人的技能？我们在强调公民要有效使用媒介表达自己并为非中心化的表达形态欢欣鼓舞的时候，是不是要看到也有这样的可能，即这样的表达造成的社会噪音越来越大，大家都忙于表达自己而没有机会倾听、理解别人？这样的话语环境显然也不会有利于公共的建构，这也是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我们推动个人、社会运动组织、社区活动中有效使用媒介，这都反映了作为学者应有的社会关注，但是我就觉得我们作为学者，这些提倡多少有点空洞，是不是应该想一下这个问题，即所有的这些实践相对于日益强大的、依赖于市场甚至还包括国家政权的媒介组织，是否太微弱了？是否通过这些活动真的就能够实现传媒与受众关系中应该体现的社会公正原则？

陈世敏：中文传播学术界这几年的研究着重偏向媒介的产业和内容文本的分析，使得传播学的研究似乎脱离了培养它的土壤，慢慢和群众脱节。所以，刚才潘忠党教授最后提到“常人的媒介理论”非常重要，这方面潘教授有完整精辟的论述，我纯粹从常识上来做以下的理解。

传播学的发展必须要贴近社会，深入了解东方社会的发展特征。传播学最近的发展脱离了培养了它的土壤，我觉得相对其他学科的发展，这是传播学之所以长进比较慢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不管赞成还是反对有媒介素养这个领域，我们能否借助媒介素养能非常重视“常人与媒介”也就是重视媒介环境这点，来接近社会，重新理解社会，建构媒介素养理论，来回馈整个大众传播学？从这个角度说，未来媒介素养理论在众多理论中非常具有发展潜力，因为媒介素养的知识理论比较贴近社会，是一种“地方性知识”，关怀本土，从本土出发。对我而言，媒介素养教育的赋权功能，是整个教育活动的重心所在。

卜卫：民主是渐进的过程，需要积极推进，不是说突然就可以实现，媒介素养教育是推进民主社会进程的组成部分，你现在觉得是颠覆的，可能十年后就不是颠覆的。比如说，NGO在十年前被有些人认为是反政府组织，但从我做的很多艾滋病领域的社会运动中看，现在这个领域里的小的NGO可以说遍地开花，所以作为知识分子，我们应该积极推进这个过程。

利用媒介理论或者常识来实现自我的手段，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如果你看整个社会发展，还有很多方面，大家如何利用媒介来满足自我生存，实现自己的需要。在我的研究中，我也在研究如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解读《家有儿女》⁽³⁾，这也是一种使用。这些孩子的父母已经或者正在去世，他们将来肯定要去另外一个家庭，他们看到电视节目里的这个家庭，虽然有矛盾，但生活很幸福，艾滋病儿童从中看到希望，进行特殊的解读，这也是对媒介的解读。媒介素养教育强调行动，强调对媒介使用，也强调对使用的反思。不同的群体会有不同的问题，面对这些问题，媒介有什么用，对媒介使用的反思，这是我们要在课堂上和学生讨论的重要问题。

陈韬文：请每位嘉宾进行总结发言。大家在讨论中谈到媒介素养在某个地区、某个语境下都有特殊情况，大家如果想回应，也可以表达。

陈世敏：媒介素养课程进入中小学难度挺大，但要看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教育环境。在台湾地区，我们推动媒介素养教育进入中小学，一方面，老师、学生和家长都欢迎，另一方面，学校体制不允许。放眼全球，各地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不一样，各国都有策略。比如说美国，当媒介素养名词还没出现之前，中学就已经开设了新闻传媒方面的课程，几十年前，高中就已经开设了电影、文化研究、编报纸的课程，都记入学分，虽然这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媒介素养教育，不过从今天的语境理解，这方面的教学也有助于推广媒介素养。在高考制度下，媒介素养教育要进入学校体系，无疑是很大的一项挑战。

潘忠党：我的理解是，在公民素养的大环境下考察媒介素养，我们首先要考察公民素养，它是身份认同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这里有个前提条件，即我们是否已经有了环境，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实践自己的公民性，呈现自己的公民认同的环境？如果没有，那么我们现在将媒介素养引入课程，包含了很大的风险。学校老师们不愿意从事媒介素养教育，这不是老师们的问题，而是教育体制的问题，在中小学内推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条件还未成熟。

刘雪雁：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当然有如何推广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其实，不同地区都有其特殊的情况，也有各自不同的问题和困难。另外媒介素养并不是万能的，不是救急用的特效药，而是“中药”，要持续使用，进行调理，最后才会有作用。

吴翠珍：我只简单提醒两点关于媒体素养的教育实践点，一个是我们在谈媒介素养教育时，总是先说媒介素养不是什么：不是教学生打骂媒体；在学校里老师不是品位的指导者，媒介素养教育不是个人品位的检查，媒体教育是教学生或公民乐用媒体，愉悦地使用媒体，符合公民生活需求地善用媒体。第二点，媒体素养教育主张个人建构的知识观，知识的质量和能量是可以转移的，让学生在学习上能够将媒体素养所强调的知能加以迁移，成为一个思想上能够健康思辨的人。如果个人对媒体文本和节目可以思辨，那么他对于结构性的制度也会有所思辨，会找适当的工具（硬体、软体与心体）乐用、辨用、善用、应用、近用与作用，来产生个人建构的媒体知识，媒体教育可视为多媒体时代培养多元思维公民的关键学习内涵。

李月莲：刚才谈到媒介素养教育回归到个体，我非常同意。在新的科技环境下，科技的发展使个人的权力不断扩大，但无论新媒介怎么发展，固有权力的结构还是存在，网下的权力操控往往会直接移到网上。媒介素养教育在控制和反控制架构下怎样能够为公民所用，这个问题很值得探讨。但总的来说，新科技如互联网令一些旧有权力集团不能全面垄断资讯发布，当他们对资讯的控制越来越小，民众力量发挥的机会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媒介素养教育有很大潜力，协助公民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发挥正面和建设性的作用。但具体媒介素养教育如何能作出贡献，相信有待大家努力探索和提出方案。

卜卫：刚才我谈到打破框架，包括打破公民和媒介关系的框架，应该以公民生活经验为起点来看媒介的作用，而不是让公民去适合媒介的发展；打破媒介的框架，媒介不仅是广播、电视报纸、电影，媒介是一切进行信息交流的手段，包括传统媒介和人际传播等；以及打破传统新闻价值的框架，民众新闻也是新闻等。

应该警惕城市中产阶级对文化的统治。比如小学语文课本中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说，司马光跑过假山，但中国儿童大都是农村儿童，只见过真的山，可能被老师说笨，连假山都不知道。教育没有尊重农村儿童的经验，这知识的建构都是城市中产阶级的定位。如果没有反思，没有尊重参与者的地方知识和本土经验，那么教育就是一种操控。媒介素养教育对于所有教育者都应该是一个教育的过程。由于受到传统的专职的教育体制影响，目前我们所开发的媒介素养教材中，关于尊重地方知识和本土经验以及参与等都还是盲点。

媒介素养教育通过何种方式进入？我认为不一定要通过课程进入，比如我们可以从自创一张报纸进入等。媒介素养教育要扎根于参与者的生活中，不应该是外来的。比如我们到学校去联系媒介素养教育课程，学校不接待，不能说学校素质低，连媒介素养教育都不知道，而是要反省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对它们有什么用，学校的需求以及学校儿童的媒介使用经验和需求是什么。比如学校有发展红领巾电视台的需要，儿童想到电视台去做记者，我们的媒介素养教育是否根据他们的需求来设计。

陈韬文：在现代社会的民主进程中，大众媒介和公众从来都是相互培育、相互造就的，有什么样的公民，有什么样的媒介，就有什么样的民主。媒介素养作为现代社会公民素养的重要构成，与社会运动的推动和学术领域的关注密不可分。正因为媒介素养是一个内涵复杂、外延宽泛的概念，今天各位学者基于各自的学术理念和推广实践的多元对话才显得格外可贵，也只有保持这种多元的张力和互动，媒介素养才会发挥出越来越积极的意义。

【注释】

(1)本文主要内容发表于《传播与社会学刊》第7期，2008年12月。

(2)指或留守农村或随在城市打工的父母流动迁徙的外来务工者子女。

(3)一部以重新组合的两个家庭中孩子与父母关系为主题的情景喜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