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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新闻周刊》看高校学生报刊的发展路径和未来

时间:2022-03-1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云南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周刊》自1995年创刊至今,已经走过20年,共出刊700多期,仅凭这两个数字,在众多校园学生刊物风起云涌却快速消失的现实环境中,可谓一个奇迹。《新闻周刊》的第一个合订本。这个实习园地的确立,可以说是《周刊》创立至今一以贯之的根本定位,它决定了新闻系所有的本科生都必须参与其中,成为一项与“新闻采访写作”课程挂钩的考核指标。但直到做了《新闻周刊》,才知道小小黑板报也能做出大影响。

晋 群

高校学生报刊,顾名思义,是以“高校”和“学生”这两个关键词将此类报刊与其他拥有正式刊号、面向市场或有固定发行渠道的报刊区别开来,又经由这两个词赋予了高校学生报刊独立的价值与特别的意义,即自由、严谨的氛围和充满激情、创新的气质。

如今全国绝大部分高校都拥有一张有正式刊号、面向全国发行的校报,它是高校的一个职能部门,由专业人员负责运转。但这里所说的高校学生报刊,却是由学生为主要制作团队,以本校学生为主要受众对象,由学生全权负责每一期报刊的策划、采写、编辑及后期排版印制的全过程,以丰富校园文化、传播学生声音、培养学生实际技能为主要目的的报刊,无论是运作方式还是报道内容都与校报有所区别。

云南大学新闻学院的《新闻周刊》(以下简称《周刊》)自1995年创刊至今,已经走过20年,共出刊700多期,仅凭这两个数字,在众多校园学生刊物风起云涌却快速消失的现实环境中,可谓一个奇迹。校园建设的不断发展,让《周刊》从最初的黑板报成为一份每期发行1000份的四版彩印报纸,并于每年年末推出合订本或纪念杂志;同时,新媒体的兴起和发展,也推动着《周刊》有了自己的博客、微博和微信公号,在形式上与媒体的形态发展同步。

毋庸讳言,这样的同步也让《周刊》与其他社会媒体一样,伴随着新媒体的兴盛和现实环境的改变,传统纸媒一枝独秀的局面正在被打破,以微信公众号为代表的、门槛更低的校园媒体井喷式地出现,曾经被学生视为“代言人”,甚至被昆明当地媒体称为云大校园里的《焦点访谈》的《周刊》,同样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和变身的需要。

一、《周刊》运作机制的变迁和现实

(一)《周刊》的办报思想

一个媒体的办报思想就是这个媒体的“灵魂”,学生报刊同样如此,因为它决定了这张报纸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而参与其中的人又从中获得些什么。不同于社会媒体的是,在校园这个相对独立的空间里,学生媒体是校园信息传播和交流的平台,是学生检验所学的“校内实习基地”,也是他们学习用自己的方式去思考和表达身边世界的起点。

作为高校学生报刊,《周刊》始终是在相关院系的统一管理下运作(主办者从初期的中文系团总支,到后来的人文学院新闻系,再到今天的新闻学院),但也给予了《周刊》相对宽松自由的“小环境”,有相对独立的办刊思想。《周刊》主要创始人和初期的指导老师郭建斌在一篇为《周刊》撰写的纪念文章中有这样的一段文字:

……《新闻周刊》的第一个合订本。在那个合订本的封面上,印有邹韬奋先生的一句话:做一个“永远立于大众立场的”新闻记者。我个人认为这句话可以代表那时我的办刊立场。

“永远立于大众立场”,决定了《周刊》从创刊一开始就是以“群众路线”和“民间立场”自居,此后,虽然《周刊》的指导思想在文字表述上有所变化,但这种做学生想看、喜欢看的报道,传播学生声音的根本立场从未改变过,这是《周刊》长期以来被学生视为“我们的报纸”的原因所在。

1997年年底,新闻系成立,“教实话实说,育新闻新苗”的系训出现在每期的《周刊》上,《周刊》适时地被定位为新闻系校内的一个实习园地,《周刊》开始成为新闻系学生实践所学知识和技能的第一步。这个实习园地的确立,可以说是《周刊》创立至今一以贯之的根本定位,它决定了新闻系所有的本科生都必须参与其中,成为一项与“新闻采访写作”课程挂钩的考核指标。这一指导思路的变化,与初期以“兴趣”为出发点的办报方式有很大差别,但是,也正是因为这种“硬性”规定,一方面使《周刊》成为新闻系最重要的学生成果呈现,持续地投入(包括政策、资金、设备等的全面支持)成为可能;另一方面,也保障了《周刊》得以从一个年级到另一个年级的延续,在一定意义上,这是《周刊》“长寿”的最重要原因。

2007年,借由云大新闻系获得教育部特色专业建设项目的契机,《周刊》第一次以四版彩印报纸的形式出现(此前一直为黑板报书写、打印张贴),并提出了“新闻无处不在,思考从不停止”的办刊思想,明确了关注校园深度话题的定位,这与《周刊》的出版方式密切相关。因为随着《周刊》形式的改变,过去的一期一稿变为一期四版,字数上从每期三四千字上升为每期一万余字,采写周期不得不从每周一期延长为每两周一期,时效性的减弱,自然只能从报道的深度上做文章,因此,强调报道的深刻性和反思性,成为《周刊》新的特征。

纵观《周刊》指导思想的变迁,均与时代的发展、《周刊》自身的建设紧密相关,但是不同时期的不同提法,并没有改变那始终立足学生自身,从学生的自身需求出发,关注他们关注的话题,以他们熟悉且习惯的语言传播他们的声音,将自身视为建设校园文化的重要力量,主动、积极地参与到学校发展中的办报初衷。这一贯彻至今的指导思想得到了新闻系(院)的支持和认同,决定了《周刊》在一年年的人员变换间,始终坚持最根本的办报思想,并在新闻系(院)的学生间建立起了一种“《周刊》理想”的传承,最终保障了《周刊》的持续发展。

(二)《周刊》的团队建设

《周刊》的创立,是一群胸怀新闻理想之人的作品,他们中有老师,也有学生,在《周刊》这个平台上,他们共同的理想消除了他们身份的差别,“同仁办报”成为《周刊》初期的办报模式。《周刊》700期特刊特别采访了当时《周刊》采制的主要学生之一——黄洁龙,他这样描述当时《周刊》出刊的情景:

因为是黑板报,所以每次刊登的文章数目很有限。文章也都是大家写的,比较随意,谁想写谁写,有时候到了周六还没人写,那我就只好直接站在黑板跟前,一边想一边写。

看似“随意”的出刊,其实是当时从周刊到学校自由氛围的体现。另一位《周刊》最初的参与者余瑞东对于当时的情景这样说:

我从上小学开始,就老出黑板报。但直到做了《新闻周刊》,才知道小小黑板报也能做出大影响。它早期的生产过程是很奇特的,是在读者面前一个字一个字码出来的。而很多学生和老师就愿意花时间站在我们身后,看着几篇稿子慢慢被抄完。还有附近师大、昆工的学生跑来看,他们甚至都知道每周更新的时间。这虽然偶尔也使我有些飘飘然,但更多的是感到必须更努力地做好每一期周刊。

“同仁办报”带给《周刊》的可能是《周刊》历史上最理想化的一个阶段,但是,其脆弱性同样明显,尤其是在“流水的兵”构成的校园里,这一批最初的创立者必将离开,而当他们离开时,如果没有一批有着同样理想情怀的人接手,《周刊》的衰弱甚至消亡几乎就在所难免。

1997年新闻系的成立以及《周刊》适时地转为新闻系本科生校内实习园地,可以说是为《周刊》的延续做出了决定性的保障,从此,每一级本科生从大二下学期到大三上学期成为《周刊》的“必须”参与者,他们按一定人数分成若干组,每周由一组同学完成一期报道。这样的办报方式持续多年,《周刊》的延续成为现实,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由于每组学生的投入热情、采写水准不同,决定了每一期《周刊》的质量高低有别,风格不一。

在“校内实习园地”这个最根本定位的基础上,每一位新闻系本科生对《周刊》的参与成为“必须”,因此,分组负责每一期报道也成为《周刊》不容改变的基本运作模式,但是,是否可以有一些新的元素的引进,进一步保障《周刊》质量的稳定和风格的统一呢?

2007年《周刊》改版为四版彩印报纸,为这一改革提供了契机。四个版面的空间容量,决定了每一期的报道必须综合考虑版面的安排和设置,这一工作必须有人来协调完成。于是,“周刊编委会”应运而生:每一年接手的年级,都会以个人自荐、现场演说、同学投票,结合指导老师意见(指导老师一般为“新闻采写”课授课老师)产生一名主编,再由主编自己牵头组建编委会,于是,《周刊》的机构设置得以完善(如图1):

图1 周刊的机构设备

每一小组设有小组长,负责统筹每一期报道,与编委会成员策划商定每一期报道选题,并分派报道任务给具体的同学;小组组员完成报道后,统一上交至编委会,编委会成员安排每一期值班责编,对小组报道进行初编;初编后稿件发至主编,主编初审后发至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再对稿件进行复审,对报道提出修改意见并返回编委会,编委会再返回小组,根据情况决定是否需要补充采访或仅对稿件进行修改;修改后稿件再经层层审编到达指导老师处,若指导老师还有修改意见,则重复上一轮修改过程,若无意见即可排版印刷。

专业的新闻报道本身就是一项组织性活动,在所有学生参与其中的前提下,《周刊》编委会的成立也让《周刊》成为一个有组织性的小机构,学生不仅可以将自己课堂上所学应用其中,也可以在其中亲身感受现实媒体机构的运行机制以及从报道策划、采访、写作、编辑、审稿到排版、印刷的全过程,为学生以后更快更好地适应媒体工作打下基础。而编委会作为《周刊》的统筹机构,也尽可能地保障了每一期报纸的风格和质量,并且,当新老交替时,编委会还可以通过提前吸纳新人参与报道、带领新人采访写作等方式,顺利完成《周刊》的交接。

当然,“编委会”机制不是《周刊》的“万能宝典”,学生自身的流动性,决定了《周刊》往往是在一个年级的学生手上刚刚变得有些成熟,就马上需要交给下一年级,重新开始新一轮的成长,因此,很多之前出现的问题又会再次发生。“永远是孩子”,可能是绝大多数校园学生报刊无法改变的命运。

(三)《周刊》的报道内容

一份报纸想要真正吸引读者,理念的贯穿和团队的保证自是必需,但最直接的表现就是报道内容。学生报刊的自身定位,决定了它们没有必要去拷贝其他市场上正式发行的报刊,也没有必要跟在校报后面对校内政策、会议、人事等加以传达。纵览《周刊》20年的办刊历程,它的主要报道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1.新闻永远是第一位

《周刊》由新闻系(院)主办,决定了它的主要内容是新近发生的、对于生活在这个校园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有获知需求的事件和信息,是事实的传播。它需要区别开文学社的杂志或其他社团用于自身活动宣传的传单,它虽然只是一个系刊,但它也是一个没有界限的信息传播体,所以,它需要站在更多人的立场上告诉他们那些他们想要和需要知道的信息。

以新闻为根本,加之每一期报纸的容量有限(这也是新闻传播的一个基本特征),决定了《周刊》的传播信息是面向校园公众的公众信息,一些非新闻的文体和个人化的内容必须舍弃,因此,《周刊》不刊载文学、小说和影评。

2.立足校园,寻求校园与社会的关联点

几乎每一年都会有学生提出,《周刊》不应该只关注云大校园内发生的事情,也应该把视野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甚至是国际社会。这样的思路曾经在《周刊》上出现过,但却没有得到保存和发扬,其中的原因何在?

现实的信息传播多样而无界限,即使是身处校园,学生同样可以通过报纸、电视和网络获取他们感兴趣的内容,而这些媒体报道的多样性和全面性,是《周刊》永远无法企及的,《周刊》无非是对这些内容的撷取和筛选,然后“强制”地投放给《周刊》的读者,而对这些内容感兴趣的人可能早已经通过其他方式获悉,而不感兴趣的,无论以何种方式出现,也不会有好的传播效果。

所以,《周刊》必须明确自己的优势和目标受众,以校园新闻为主要采写内容,即使是报道发生在校外的新闻,也需要找到与学校或与学生的关联点,充分体现校园媒体的内容特色。

3.开掘深度,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

前面已经说过,随着《周刊》出版周期的变化,《周刊》在时效性上大为削弱,这是一个遗憾;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必须加强《周刊》报道的深度,寻求多样而深刻的角度,在事件发生后一段时间,依然能够发现其中不为人知的故事,引发读者的思考。从这个角度出发,决定了《周刊》需要多一些思辨,少一些赞歌,多一些冷静,少一些跟从。

为此,每一个投入其中的学生都做出了极大的努力,《校篮球队退出CUBA西南赛区比赛》《买卖四六级》《选举,你也有权》《洋浦,距离云大有多远》《谁动了你的民主权》《社联集体辞职背后的思考》……这些报道涉及学生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却又不仅仅只是事实的呈现,他们深入其中,挖掘深藏其中的故事,提供不一样的视角,借由这些具体的事情思考每一个人的成长和大家共有的环境,而这种思考本身,其实已经超越了校园,使《周刊》由一个“校内实习园地”向一个拥有公信力的校园媒体转变,这种转变其实是无意为之的,但是,却是《周刊》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4.新闻主题报道的尝试

当一个媒体拥有相对稳定的受众群,往往不会停留于对信息的简单发布和传达,媒体需要通过一些报道策划,形成强有力的冲击,给予受众更深刻的影响。《周刊》在这方面也进行了大胆的尝试,抓住事件发生的时机或某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推出了一些主题性报道。比如,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发生后,《周刊》没有仅仅停留在地震报道上,而是借由全国向死难者默哀的神圣时刻,推出了“铭记——5·12特辑”,将地震与五四运动纪念及云南大学历史系教授、我国古代经济史研究泰斗李埏先生的逝世放在一起,从多个角度围绕这些事件给后人的启示进行报道,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这种主题报道的呈现,也是《周刊》思想的呈现,通过具体的报道和形式上的组合,读者可以清晰地“触摸”到《周刊》的这种思想,并产生共鸣。

5.新闻评论的遗憾

对于一张成熟的报纸,新闻报道和新闻评论应该是齐头并进的,在事实的呈现和观点的表达间真正地树立起报纸自己的思想和权威。《周刊》一直在做新闻报道的同时尝试新闻评论,创刊初期的“东陆七日断想”虽然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新闻评论,只是对一周内发生的云大校内校外、国际国内大事根据某一共同主题进行一定的筛选、串连,在事实的简单陈述间带出作者的观点,但这种轻松、个人风格强烈的表达方式,得到了很多读者的认可,至今都还有人提起。

《周刊》改版为四版报纸后,曾经计划将其中一版作为评论版,力图形成一个“观点的市场”。但是,学生办报的经费历来紧张,约外稿在没有稿费的支持下很难持久,参与《周刊》采写的学生由于尚没有经过新闻评论课的专业训练,很少有人能够完成一篇真正观点鲜明、论据充分的评论,往往都只成为个人化的倾诉。

稿源的不足和质量的难以保障,使《周刊》的评论版无疾而终,只有零星的配合报道的评论出现,这不得不说是《周刊》的一大遗憾。

综上所述,《周刊》之所以可以持续走过20年,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主办部门的坚持和各方面的保障。无论是最早的云南大学中文系团总支,还是此后新闻系到新闻学院的领导,都始终强调《周刊》有存在的必要性,并从制度、人力、物资和资金上进行全方位的保障,使《周刊》的存在和发展没有后顾之忧。

其次,《周刊》自身品牌的建设。无论是办刊思想、人员组成,还是最终的内容呈现,《周刊》始终把“做新闻”“做学生自己的新闻”作为自己坚持的报道原则,并历经时间的累积成为一种云大人对《周刊》的信任甚至依赖,《周刊》没有仅仅以一种形式存在,而且始终没有被它的读者所抛弃。

在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下,《周刊》得以长期而顺利地运作,这也正是一张报纸最好的状态,那就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保障机制,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却又几乎感受不到它的存在,报刊独立的编辑方针和采编原则得到了充分的尊重。

二、《周刊》的未来发展

《周刊》的不足和它的长处一样明显,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学生的流动性造成《周刊》始终无法真正成熟,每一批接手的学生,都要从头开始学习周刊的各种流程,从蹒跚学步到渐渐走稳,即将奔跑时却马上又要离开。

这是《周刊》也是几乎所有学生报刊天生的弱点。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流动性并不仅仅发生在《周刊》内部,也发生在整个校园,《周刊》的更新也是整个校园的更新,因此,《周刊》所关注的话题也始终是这一时刻校园中最重要的话题,它始终与它的读者一同向前走。

因此,关注《周刊》每一时期的建设可能显得更为现实,回顾《周刊》每一阶段的发展情况,也表明在不同的社会和时代背景下,学生报刊所受到的外在影响因素和内部表现也是不同的,每一批学生的不同特征都会在这些报刊上得到充分的体现。

正如前面所说,新闻系(院)对《周刊》从制度、人力、物资和资金上的全方位保障,使《周刊》基本不用担心生存的问题。但媒体环境和学生获取信息途径的变化使得《周刊》不能仅仅只想“活着”,也需要不断地完善和改进。在此,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课程设置要进一步协调,《周刊》采编机制要进一步完善。一方面,随着报纸形式的持续出现,新闻专业课程的综合应用表现得越来越重要,除新闻采访写作课程外,报纸编辑、新闻摄影、新闻评论等课程都在《周刊》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学生往往因为尚没有接触过这些课程而在做报纸初期显得有些无所适从,更多时候只是自己摸索,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因此,在综合考虑培养模式和全盘教学计划的前提下,一些相关课程可以考虑同时开设。另一方面,学生参与《周刊》的方式也可以根据课程设置进一步调整完善。比如,《周刊》机构设置进一步细化为采访部和编辑部,由开始学习新闻采访写作和新闻摄影课程的大二学生担任记者,而已经学习过报刊编辑、正在学习新闻评论课程的大三学生负责稿件的统筹、编辑以及撰写评论。采编分离,本就是新闻机构最基本的运作方式,它责权明确,可以更好地保证稿件的质量。但这种做法也不尽完美,因为很多学生进入大三后,对很多活动的参与性会明显下降,难以保证对《周刊》运作的投入。

第二,增强新闻策划。传统意义上的“新闻策划”非常明确地指向对新闻报道的策划,而不是新闻事件的策划,这是新闻公正性和客观性的重要体现。但是,今天的媒体,不仅仅担当着信息的发布者,还是很多社会事件的参与者,甚至是组织者,比如由媒体举办的论坛、主题活动,为灾区或贫困地区捐款等,这些社会事件一旦发生,自然也会进入媒体的报道视野。

从新闻媒体对公众的教育功能和“意见领袖”的角色扮演来看,媒体的这种事件策划并不为过,很多时候,媒体需要通过这样的活动来树立其在公众中的形象,引导公众思考。对于一份学生报刊来说,这样的尝试同样可行,并已开始进行。比如,《周刊》曾联合广播台等其他校园媒体,推出了“寻找‘最’老师”活动,关注老师身上某一个最吸引人、最突出的特点,来呈现丰富多样的老师形象。这样的策划,无疑会让《周刊》在学生中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第三,增加报道内容,正视新闻评论的重要性。《周刊》对深度的追求,并不意味着每篇报道都是数千字的长篇大论,事实已经证明,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深度开掘的空间,而长篇文章在有限的四个版上,往往很难编排出灵活生动的版面,长短结合才是一张报纸版面“活”起来的根本要素。因此,《周刊》有必要增加每一期的报道选题,尽可能地多角度对校园生活进行展现。

此外,一直缺失的评论专版依然有开设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这个“观点的市场”无论是对《周刊》还是整个学校都极为重要,它可以在观点的交锋间让真理得以凸显。因此,《周刊》需要积极开发评论写手,吸纳一批包括老师在内的高水平的评论人士加入其中。

第四,充分利用新媒体,增加报道时效,加强读者互动。《周刊》在保留印刷报纸的同时,也有自己的多个新媒体平台,传统媒介与新媒介的关系,绝对不是纸质报纸的生硬“搬运”,它们因为媒介形态不同,信息发布的方式和受众偏好的信息也不同;《周刊》的报纸与其他新媒体平台,应该是在保持相同定位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特点有所不同、有所凸显。报纸发行周期为两周,深度报道需要坚持;而新媒体在报道的即时性、召集活动、发布推广信息、与受众互动等方面优势明显。另外,报纸主打新闻,没有个人化的文字或文章,它是经由记者编辑选择、判断的一个再创造过程,体现相对稳定的风格和社会责任感;而新媒体可以让学生记者以“随笔”“记者手记”等多样而自由的方式,以主观性的表述,交流采写心得,抒发对新闻的感想,讲述采写的故事,这些信息,既可以产生业务交流的效果,也往往容易吸引读者,让他们了解一篇新闻产生的酸甜苦辣。今天的新媒体,文字与图片、音频、视频等其他表现元素共存已是最自然的事,因此,这样的多媒介平台,是内容上的互补,是形式上的多样,是新闻权威与受众参与的结合,是《周刊》从单一的传统媒体向多媒体融合的“全媒体”转变的真正实现。

第五,争取组建本地高校同类型学生报刊联盟,引入评奖机制,创造学生报刊的良好社会氛围,激发学生参与的积极性。联盟的成立,是为了形成合力,并通过评奖等方式,增加学生参与制作报刊的荣誉感。目前,在云南本地其他高校,与《周刊》同类型的学生报刊并不多,因此,这种环境的建立,可能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虽然也有不少人提出,学生报刊也可以尝试广告的引入,为学生课堂所学寻找多样的参与途径,但是在中国现实的情况下,由于绝大多数学生报刊没有正式的刊号,广告的刊登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尝试尚需慎重。

学生报刊作为大学校园里最贴近学生的媒体,是信息公布、观点沟通、思想汇聚的重要平台,也是一所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重要力量和自由、民主风气的独特体现。在这个实践的过程中,学生报刊也成为学生社会化进程的主要载体、人才培养模式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充分地结合在一起,学生们在参与报刊制作的整个过程中,不仅是对课堂所学的检验和应用,也是对校园文化建设的参与,更是他们对未来的一种跃跃欲试。《周刊》的发展路径表明,学生报刊不仅有存在的必要性,更有生存发展的可为空间。

(作者系云南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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