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和未来

时间：2022-03-17 理论教育版权反馈

【摘要】：“取代”在任何一个古村落都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新叶村也是同样，而与其他城市化和新村化较快的村落相比，新叶村虽然维持了较真实的古村落状态，但源于村民需求所衍生的矛盾却已同样出现。新叶村现在面临的却是存与亡的抉择。当时的新叶村村支书甚至预测，这样的情形如果制止不了，过不了一年，新叶村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牌子很可能要摘掉了。探寻近邻诸葛村的兴旺，目的是找寻新叶村的建设方法和途径。

现在和未来_宗族政治的理想标本：新叶村

最后、现在和未来

自然界的任何东西，恐怕有生的那一个时刻，也必然会有死的那个时刻，没有什么是永恒的吧。写下上面的这一段话，我的内心是非常矛盾的，我们这种拥有情感的人类，总是欢迎生，却忌讳死，在有生之时，我们甚至不愿意谈及这些事情，我本人当然也是一介凡夫，自然也具备此通症。诚然，村落有生的那一天，自然也有死的那一刻。这一节虽然是本书的最后，但是在写作顺序上并非是安排在最后的，那一段时间，我反复想了很久，迟迟不能动笔。

老屋自然的破败，而新的红砖水泥屋正虎视眈眈地看着它，它们之间有没有用人类听不懂的语言交流呢，小草能够见证，可是我们却听不懂

对于村落而言，新建筑（可以指任何时代的农民自建住宅，在这里特别指目前农村农民自建的农民住宅）的发生是避免不了的，这些建筑就像补丁一样，在整体格调一致的肌理上表现为不和谐，而且，这种不和谐一定会发生在任何一个时代。尽管这些新建筑在建筑材料、制造工艺上可能具备一定的先进性（使用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建筑材料和制造工艺生成的民居较以前传统材料民居可能一般更适合新时代的生活习惯，因此我们才认为新民居是舒适的）。应该指出，人类生存聚落，小到一个村落，有“补丁”（拼贴）发生，这个肌体至少是可以被定义为“良性”的，我们姑且不在这里讨论此良性的程度和表现形式。比如四川的北川，因为“5·12”灾难，导致它肌体的拼贴行为消失（这当然是最端点的例子），就北川这个坍塌的城市本身（仅包含城市建筑本身，不包括受难者和其他感情载体等）应该说，5·12以前的北川这个城市死亡了。

死亡并不就是失去，不是无奈，不是叫你越来越孤独，也不是越来越没有依靠，更加不是越来越近于孤岛。既济后面还有未济，这个勿需多说。从哲学上面来讲死亡这件事，可以悲伤而无需悲观，因为一个事物死亡的一个瞬间以后，它便被赋予了新的意义，四川的北川不是将被永久地作为地震博物馆么。新叶村的现状被很多感情丰富的学者和非学者忧心忡忡，至少这样的有心人在我做这个课题中遇到不少，他们一致认为是“老屋与新房的纠缠”等等，潜台词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却认为不然，其关键在于，新的应该出现在什么地方，代替什么，以什么方式代替，取代什么样的语境，用什么样的经济条件来取代等等问题。从2004年开始，我和我的小组承担规划了很多旧村改造项目，以上这些问题我们也一直在思索，但是鉴于每个村落都有自己的特点、历史情况和规划方法，我们找不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老实说我还没有找到很好的答案。

“取代”在任何一个古村落都是不可避免的，对于新叶村也是同样，而与其他城市化和新村化较快的村落相比，新叶村虽然维持了较真实的古村落状态，但源于村民需求所衍生的矛盾却已同样出现。“这个矛盾不解决，老房子会逐渐成为负担。”面对新叶村的“变迁”，一位从事城乡规划几十年的专家疼惜不已，“早几年去考察，一些阁楼还在、泛檐还在、村落布局还是古老的格局，古民居更是连片连排在的。可是没几年，很多都变了样”。新中国成立以后，新叶村人口激增，建国初期新叶村人口为1400余人，公元1980年2600余人，公元1992年新叶村人口为2793人，公元2000年人口为3000多人（资料上没有给出准确数字），到公元2008年初期人口达到3581人，1070户。往往一间50平方米的屋里挤着一家五六口人，成了常事，等男孩们都大了，发现连娶媳妇的床都搁不下了。面对嚷着要结婚的年轻人，村中的老人很无奈，新叶村古建筑民居建有护村墙、牵子等建筑构件，不能拆，可以扩展的土地少，也不能建。古宅一间也不能动。另外村里户户相连，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解决太多的邻里矛盾。新叶古民居不仅存在架构腐烂、墙体倾斜、阴沟堵塞等问题，人为破坏更为严重。据初步统计，到公元2006年新叶村古旧民居仅剩81幢（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当地行政部门也对新叶村越来越重视，公元2000年2月18日，浙江省公布新叶村为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当地官方在公元2000年统计，新叶古民居数量为134幢。除人为因素外，还有火灾、坍塌等原因。公元2002年10月17日凌晨，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把新叶古村一户村民抛入到灾难之中，除了两个孩子不幸葬身火海，他家祖传的古屋———三间一弄民国造建筑，也被大火吞没了。^[3]），占地面积5525平方米，其中重点保护区内30幢，面积1960平方米，占整个古建筑面积的35.47%。现在的中国经济环境对新叶同样是一个不小的冲击，村内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原先的文化传承也有变淡的趋向。

新叶村现在面临的却是存与亡的抉择。新叶村是建德市人口规模最大的村落，比解放初期增加了2畅4倍。特别是近几年，人口的增长及生活水平的提高，新叶村民的建房需求急剧增长，而造新房的指标远远不够，新居民区也不见批下，这对新叶古民居保护区形成了冲击。文保部门的一位官员说，目前存在很多问题，是保护和开发脱节，有关职能部门配合得不到位，对于村民在保护区内建房束手无策。公元1999年7月，他们得知有4户村民在保护区内擅自建房，城建、土管部门也发了停建通知书，但最后房子还是建起来了。这一放纵的恶果，是公元1999年7月至公元2000年的时间里，新叶村民纷纷效仿建新房，如今影响古民居保护的违章建房已达36户。当时的新叶村村支书甚至预测，这样的情形如果制止不了，过不了一年，新叶村省级历史文化保护区的牌子很可能要摘掉了。虽然有志之士几经呼吁，截至公元2001年建德市仍没有成立市级新叶村保护机构，新叶所在的大慈岩镇虽已建立文物保护小组，但尚不具备应有的协调能力。

奶奶能够安守在老宅中生活，然而她怀抱中的孩子是否能够在不久的将来继续呢？

除去这些，另外，文物小偷的光顾也让新叶村损失惨重，截止到公元2001年有6个具有相当文物价值的雕花牛腿横梁被偷走，村里唯一的圣旨匾也曾被偷过。

探寻近邻诸葛村的兴旺，目的是找寻新叶村的建设方法和途径。与之相邻的诸葛村，公元1991年，陈志华教授等人在新叶村考察完后，经浙江学者推荐，又到诸葛村看了看，陈教授一见如故。之后，《中国乡土建筑———诸葛村》出版，兰溪诸葛亮后裔的知名度也大大提高。有人认为，诸葛村的成名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机缘巧合，我不这样认为，我的观点是：

①从品牌价值上来看：一为“诸葛亮”；二为“八卦”。不消说，《三国演义》人物诸葛亮，帮助刘备三分天下，足智多谋而周旋奸雄，勤政无私而肝脑涂地，刘备说亮：“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这样的正面人物形象，恐怕是家喻户晓，诸葛村的诸葛亮后裔居住的地方，哪个人不好奇，想去实地看一看，这便是旅游品牌的潜在价值。单一个“躬耕于南阳”中的“南阳”，便有很多地方争来争去的，还不是看中了可以发展旅游增加收入。再说“八卦”这个词，品牌价值似乎也无须多言。所以在这一点上，新叶村和诸葛村似乎没有可比性。

②从地理位置上来看，开车到达诸葛村比新叶村方便，因为诸葛村在330国道旁边不远处，入村公路宽敞，村落入口处有开阔的场地停车。而新叶村要从公路旁一个不起眼的小口进入，（我和我的小团队第一次考察便走错了，耽误了看三月三的仪式，甚至到了2008年7月，我们来村时，发现国道旁那个仅有的小指示牌居然消失了，还好我们已经轻车熟路，但是对于那些不熟悉的游客而言，看来走错路是当然的结果了。）以后的道路是村村通工程的狭窄小公路，虽然平坦，但是毕竟两辆旅游大巴对会车困难（并非不能会车），要知道，毕竟“酒香还是怕巷子深”的。而且我们每次把车子停在村委会院子里，该院子十分狭窄，2006年的三月三，我们一行7人，两辆车，其中一辆勉强找到落脚的地方，另外一辆几经周折距离很远才停下。前后周折，错过了观看仪式的时间，痛心不已。村委会前面的院子十分狭窄，但作为仅有的停车场，我们不得不每次把车停在那里，而且这个停车场还停靠进村中巴。大小车辆交杂混停，每个车进出都很不方便。公元2008年我们的车停在那里便被别的车碰刮，等我们做完当天的调查工作准备回金华才发现，肇事车辆早已逃遁，花了我不少修理费。

③从游线安排上来看（在这一点可能还有周旋的余地），一般人古镇游，如果游客从兰溪、金华方向来，通常总是先看诸葛村，而后才到新叶村，而说实在话，古村落无论是新叶村也好，还是诸葛村也好，在非建筑专业的普通国民眼中，这些古村落的建筑统统是一个样，看罢诸葛村（由于该村景点较多），游客已经身心疲劳了，再带去看新叶村，可能会生出反感来。我本人每年都带学生实习，几乎把金华周围的名村走个遍（大概要跑20余个点），即便我的学生是学习这个专业的，也算得上属于“业内人士”，但是一通集中看下来，也通常会在体力和心力消耗后暂时失去兴趣而大发牢骚叫苦连天。

④从文物保护教育上来看，诸葛村许多古建筑因年久失修面临坍塌的危险的时候。为保护祖宗遗产，公元1988年，诸葛村村民自发集资按原貌修好了四个小祠堂。公元1990年村里召开老人会议事，又决定无偿集资维修大公堂，还专门成立了理事会，公推德高望重的老人担任理事。前后维修费用达数十万元。诸葛村的学校，很早就注入了教育小学生自觉爱护本村文物和文化的内容，而据我近年来的观察，新叶村做得还不够。在我数次考察中，也数次和村中的小孩聊天（遇到迷路，新叶村的小孩子总能够热情的带路），我发现他们从言论中不自觉地流露出不喜欢老建筑，向往“大高楼”的生活。从这也可以引申出，如何能够既有效的改善村民的生活又有效地保护古建筑这一重大问题。

⑤从经济转型上来看，传统的农业经济毫无疑问当然要保持下去，但是农业收入比发展旅游业收入低很多，也比外出打工，办厂或外出经商低很多，带来了新叶村村民分化或未来的分化，这种分化反映到经济地位和经济收益上，从而带来贫富差距和不稳定因素，这一点搞不好，其他的我看都免谈。这一点是重中之重。那么必须有相应的村内部农业补贴，让每个人都能很好工作在各自的岗位之上，实现经济关怀。新叶村从我考察之日到现在尚没有做好这一点（公元2005年），这一点如果做得好，一系列问题，比如被偷盗、破坏文物、村民对古建筑的保护意识等问题可以迎刃而解。

⑥从对待外来拨款上来看，截止到2001年，得到政府下拨保护经费还不到5万元（公元1995年，杭州市园林文物管理局下拨3万元保护资金，主要用于修缮文昌阁的门头和整体屋架。公元1999年，由建德市人民政府下拨2万元，旅游局支持5000元，村民集资3万元，用于修复抟云塔，主要对塔刹、塔身进行修复。公元2001年，村里自行组织人员对叶氏族谱进行修缮，历时一年，耗资近10万元。2004年，浙江省文物局下拨10万元，对西山祠堂进行修复，主要完成第一进大门的修缮。然而，由于主体不明确，保护的成效甚微）。按向文物保护部门申请经费的程序，维修一处危房从立项到动工要1～2年，村民形象的比喻是，等维修经费拿到，危房也倒了。这一方面，诸葛村是做得很不错的，他们不等不靠，财富自己创造。相比之下，新叶村相同的时间段，等来了2万元，可以说，对于偌大的村落保护，区区2万元，真是杯水车薪（我从做这个课题开始，每次到新叶村，免得给村委会带来接待的费用，从来没有打扰他们。）我们应该看到，在这一点上，新叶村就是应该借鉴诸葛村“村治”模式，其核心便是：村民自筹资金，自我开发，自我保护。这个过程最初的表现是农村宗族观念引发的对家族公共建筑的自发维修，新叶村也并非没有。诸葛村村里先试着让感兴趣的人免费参观，知名度随之提高。公元1994年，诸葛村开始卖门票进行旅游试开发，这一招使诸葛村声名远播。公元1996年11月，没有申报过省级文保点的诸葛村直接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飞跃随即发生在诸葛坤亨担任村支书及旅游公司总经理后，善于经营的诸葛坤亨让旅游的年收入迅速上升，近年仅门票年收入已经达到了300万元左右，公元

既然我们都承认新叶人的纯朴，那么在他们“光着脚过河”的时候，难道我们就不能给他们再多一点儿资金和其他方面的帮助，我希望阳光能够再多一点儿照耀到新叶村，不要等到真正失去它的时候，才在酒桌上收获徒来无用的叹息。

2002年突破了400万元。有钱好办事，发展成了硬道理。对于保护维修古建筑的投入，诸葛坤亨更是大胆，公元2001年诸葛旅游公司共投入经费近1000万元。

⑦作为与不作为的度，诸葛村的机制比政府部门行政推动要好，有些本应是政府过问的，现在看来，过问的效果还不如不过问。举例来说，诸葛村入口处的仿古街40间店面，就是在政府推动下造的，对诸葛村的破坏最大，简直大煞风景，农村哪有笔直的街道？其建筑风格也不相称。再有，诸葛村原上塘商业中心，公元1958年水塘被填平，造了四幢三层砖楼，周围商业建筑部分破损，公元2001年秋，村民筹资拆去砖楼，重新挖出水塘，非常准确地修复了边上的商业建筑。村民的自觉作为与不作为，什么事情应该做，抑或什么事情不应该做，这个度需要很好的把握。

⑧最实在的就是，需要有一批（数量并不需要太多）行内学者常驻新叶村，能够随时给予专业上的帮助。能做到这一点很难。

按照正常模式，就不会有诸葛村这样的样板，诸葛村的意义，更多的在于它是一种成功的样板，但其开发保护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争议。兰溪市文物保护部门的一位官员言道，诸葛村的操作弊端肯定是有的，比如说有些变通之举没有遵守文物保护法程序。清华大学古建研究所陈志华先生认为古村落保护理想的模式是：成立一个管理机构，村民应占很大的比重，但因为他们不可能很深地了解文物保护的理论、政策，缺乏长远的眼光，应有专业人士加以补充，但绝不是官僚式的行政干预。也有专家认为，诸葛村的成功仍然只是“人治”的样板。现在诸葛村是遇到了一个能人，一个能懂得文物保护的好人，但以后呢？存有疑问的学者大有人在。“群治”、“人治”还是“法治”？是个棘手的问题，而新叶村不能观望，它没时间，也失去了如同诸葛村发展时期的环境，因为环境由太多的偶然耦合而成。诸葛村的经验放在新叶村也未必行得通，在一次调查中，新叶村的一个中年村民问我，诸葛村为什么那么富，两个村有什么不同。我顿时语塞，只好搪塞说，不同之处在于你姓叶而他们姓诸葛……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也就这个问题很多次和我的小组展开讨论。

流传于封建中国几千年的人治传统，并非我们新中国这短短几十年可以根本改变的，应该公正地说，人治在现在的中国仍然还有活力。中国儒家的政治思想，主张依靠道德高尚的圣贤通过道德感化来治理国家^[4]。儒家重视人治，主张为政在人；法固然不可缺，但执政者“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行不正，虽令不从”。主张君主以身作则，施德行仁，并尚贤使能，任用得力官吏推行礼治，以达“文武之治，布衣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境界。主张把人治与礼治、德政结合起来。“法制”主要就是国家以一套严格的道德制度去规范和约束人们的行为，从而产生社会秩序。要使道德高度变为德治，必须以权利的不平等和权力的不制衡为前提。人治成本的高低以及效果的好坏除了依赖于人们的道德水准外，主要看国家治理的道德水准。只有贤德完善的人作国君，才有上梁正而下梁不歪的效果，社会秩序才会产生。若治理者与被治理者的道德水准极低，形同野兽，弱肉强食，其人治成本就会极高，而且无效。没有贤君，人治便无效；而没有清楚界定权利和义务，法治亦无效。人治与法治各有优劣，各有不同的前提。一个群体在信托机制不够健全，法律亦不够健全的情况下，清一色的法治不好，无效；清一色的人治也不好，也无效。最有效的治理是要找出人治与法治的最佳比重和不同的适用范围。群体中人人都有权力的“群治”，最大问题是效率低下。在新中国社会中，每人必须守法，法治已经带有必然性，便无需有没有必要性的讨论，但是新叶村是实现人治还是要群治（民主）呢？

应该说，开发新叶村的初期，可能的确需要一个具备远见、胸怀、无私、沟通、号召力、精力充沛、具备相关专业知识、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等等卓越能力的领头羊。而这个村落领袖的作用在初期表现为带领大家走上共同愿望的道路（致富），他表现出的示范作用，这一点相当重要。当村落已经上道，情况可能会随即发生变化，具备“领导力”的村民会增多，其“领导力”并不一定具备“先行领袖”的全部才能。而且村落愿望也会发生变化，解决了村民收入的问题，下一些问题便会占据主要矛盾地位，比如，文化传承、宗族传递、经济持续、各种环境、村民教育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一个人的力量难以实现，于是客观上也需要多个领袖共同做出贡献，于是村落越来越民主化，逐渐形成法制下的信托机制。应该说，民主化的途径也可能并非只有这么一种。

公元2006年12月的江西婺源。中国古村落保护和发展（国际）研讨会上，三个难题被摆到了桌面上———为什么保护？保护什么？谁来保护？

为什么保护？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孙华表示，“不仅仅是为文人保留怀古的去处”；而村民张树华的理解很实在，但却相当符合实际：“城里人要看呗”。保护什么？记忆还是房子———许多村落的老屋都还在，只是几乎到了建筑寿命的末期，如果保护便要大量投资，一个很浅显的先入为主的经验———修比建贵，可村民对自己祖先的生命轨迹知之甚少，祠堂徒存四壁，斑驳的墙上还留着各个旧时代的模糊印迹。谁来保护？古村落旅游开发轰轰烈烈，许多村民家被列为景点。游客来了，主人到门外抽烟；游客走了，才回到家里。“没有优越感，没有主体感”，这是孙华对目前很多“旅游村”村民心理的剖析。

以上三个难题，与会的诸葛八卦村村支部书记诸葛坤亨自认为，他们村解决得不错。为什么保护？因为村民的祖先是诸葛亮。清朝咸丰十一年，太平军进攻诸葛村。村民们本着诸葛亮的“忠君”精神，激烈抵抗，结果“尸体都堆起来了”。保护什么？每年诸葛亮的生辰、忌日和民间祭祀日，诸葛村村民都要举行祭祖大典：身着节日服装的诸葛后裔们，举着旗幡，放着火铳，穿村巡游。诵读《诫子书》是祭祖仪式的核心，长者诵读，次长者受训：“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谁来保护？“想参与‘保护’的人多了。”诸葛坤亨表示。公元1991年，清华大学教授陈志华来到诸葛村，“一个文化局的科长让陈志华出示证明，不然就铐他走，”诸葛坤亨说，“陈志华其实有文化部的证明，他就是故意不拿出来。”那年陈志华在诸葛村住了两个月，诸葛坤亨从他那里学到的“最宝贵的话”是：“不要太商业化”。据说，现在诸葛八卦村每家每户都要挂一种特别的挂历———上面印着《文化保护法》。

与诸葛八卦村相隔不远的新叶村也受了这种影响，虽然保护规划才刚刚起步，但一些独有的民俗在沿袭了几百年后依然完整地保留了下来。从公元1357年至今，每逢农历三月初三，叶氏祖先都会将祭祀、祈求五谷丰登、民间工艺结合起来，组成颇具特色的庙会。当庙会来临，还要举行丰富多彩的戏文杂耍、烟火礼炮、祭祖迎神等活动。而时至今日，一年一度的祭祖迎神活动也更多地增添了科技咨询、物资交流等内容，在欢庆传统节日的同时，发挥着更大的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