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阴影及其对现在和未来的控制

第二节　过去的阴影及其对现在和未来的控制

在这些事件中，在以反对恐怖主义和反对被认为将威胁西方文明的“基地”组织为名的阿富汗战争开始之际，一些西方的领导人发表了声明，当他们在谈论“新的十字军战争”、攻击伊斯兰教的时候，我们必须留神：这些声明究竟只是口误，还是假装疏忽，或脱下了假面具？当代的“十字军战争”、眼下盛行的双重标准和我们民族的现状，这一切统统是由于口误？

这种关于“十字军战争”和必须反对“邪恶轴心”的言论，使我回想到第一次十字军战争，它的口号是：“西方的基督教徒们！团结起来，解放基督耶稣的诞生地！”今天则是：“西方的民主人士们！团结起来，反对恐怖主义，拯救民主的绿洲以色列，抵抗阿拉伯人、穆斯林和恐怖分子！”这种言论，貌似仁慈，实质残暴，表面上向全世界传播民主、自由、科学、文化和思想，实质上是要削弱阿拉伯和伊斯兰的身份，这证实了过去仍在控制着现在和未来。

第一次十字军战争，真正的目的是东方的财富。

这一次，最大的目标是东方的石油。

这也许得让我们谈一谈过去的十字军战争与当代十字军战争的相似点。当年十字军进入伊斯兰东方，组建封建领地，占领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直到大约两个世纪后，他们才从巴勒斯坦的阿克城被驱逐出去，才从阿拉伯土地上被清除干净，他们的野心也才被粉碎。可见，在阿拉伯世界遭受近代欧洲殖民主义之前，还有一段漫长的殖民主义历史，我们可以用“中世纪殖民主义”^[36]来描述它的特征、动因和结构。这种殖民主义以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宗教作掩护，并非只来自伊斯兰教外的另一种宗教，而是令人惊奇地居然还披着伊斯兰教的外衣。

中世纪殖民主义有其古老的根源和特征，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追溯到古典时代最初的线索，古希腊和罗马都曾为海外殖民而越过地中海，南向近东和中东，那是他们的主要殖民区域。古希腊殖民主义持续了几个世纪，由罗马殖民主义继承。罗马人高举“我们的海”（Mare Nostrum）的旗号，实施后来所谓的“地中海一体论”。这是地中海两岸经历的历史性拉锯进程或拔河游戏（tug-of-war）的开始，也是从那时起地中海历史的基本政治面貌。以后，出现了力量失衡，原因是新的文明差距——阿拉伯世界处于文明鼎盛时期和黄金时代的初期，欧洲却生活在“黑暗时期”；阿拉伯世界成为世界的中心和全球头号商贸媒介，欧洲还处在文明的边缘，仰赖于阿拉伯的交通。于是，阿拉伯的浪潮席卷并征服了地中海北岸，或至少征服了北岸关键的战略要地，包括从塞浦路斯、克利特岛^[37]到梅诺卡岛和梅略卡岛^[38]东西两边的所有岛屿，接着是西西里岛和意大利半岛南部，以及伊比利亚的大部分，而且往北直逼法国心脏地带，并派遣使节去了瑞士。这样，地中海成为阿拉伯的一个内湖，欧洲南部已被阿拉伯人钳子所夹住，两个钳夹一个东到安纳托利亚^[39]，另一个西至伊比利亚。

不过，这一把钳子不久就松懈放开了，阿拉伯浪潮又退回到地中海南岸。欧洲曾想把这次交锋变成一场宗教战争，把地中海变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一道深沟(moat)，通过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海峡构成的移动桥梁（draw bridges），继续进行历史性的决斗（duel）。时常铭记住这幅象征性的场景，对我们是很有益的，这不仅因为它用中世纪的语言和艺术反映了中世纪的战略，而且还因为它直至今天仍是欧洲作家和历史学家们情有独钟的一种比喻。

由此开始了由几次痉挛式的浪潮组成的十字军战争，持续了几个世纪。历史已经证明，宗教原因只是纯粹追求物质殖民主义的信仰伪装。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十字军战争最有力的支持者——也是最大的战争贩子恰恰都是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富商巨贾，以及那些在东方贸易中有关键物质利益的人。这里我们要问，历史上最早也最长的“壕沟战争”，究竟是一场地区战争还是一场洲际战争？

十字军之剑最终折断在沙姆^[40]和埃及的阿拉伯城堡墙下，因为十字军殖民者未能站住脚跟，只是在沙姆和巴勒斯坦圣地上几个支离破碎的袖珍王国里断断续续地滞留了几十年。地中海上除了海盗和冒险家的一些小冲突外，又成为一条停滞的沟渠。在这暂时平静的形势下，欧洲闭关自守，用心吸取从十字军战争中得到的教训，那不光是上了一堂战略课，而且基本上还是一堂文明课。中世纪黑暗的欧洲与灿烂的阿拉伯文明相撞击，竭尽所能地从中借鉴，然后加以发展和深化，开始进入欧洲复兴的发展阶段，最终将我们带到了近代欧洲的殖民主义时期。

阿拉伯人在十字军战争中取得的胜利，是因为12世纪实现了阿拉伯的团结。正是由于阿拉伯的团结，十字军明白了在阿拉伯的土地上，没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他们的收益变成了损失，胜利变成了失败。至13世纪末，他们最终被凄惨地逐出沙姆地区。如蒙主佑，阿拉伯人不久将会迎来建立巴勒斯坦国的一天——巴勒斯坦曾饱受磨难，历经坎坷和屈辱，这要凭借意志的力量和阿拉伯的团结，依靠实干、科学和当代唯一的真理支柱——先进的价值观。

不以史为鉴者将重蹈覆辙十字军战争不仅仅是战争，对阿拉伯祖国而言，也是一次极富殷鉴教训的重大经历，这次经历向阿拉伯东方和西方的所有阿拉伯人证明，他们的团结是他们危难时刻的庇护所，是保护他们免遭阴谋家算计和侵略者伤害的避难地。

十字军战争对于欧洲西方来说，是一场失败的冒险，白白葬送了许多生命，耗费了大量钱财，因为侵略的逻辑不可能得逞，暴虐的政策也不可能在以人民珍惜自己和祖国的自由而著称的阿拉伯大地上成功。

阿拉伯民族今天所经受的考验，对他们而言并不新鲜。这个民族在十字军战争的年代里，就已经遭受了同样方式的阴谋诡计和野心觊觎。我们应该利用这些经历，吸取昔日的教训，引为借鉴，以有助于我们战胜阿拉伯民族今天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那就是以色列及其支持者的威胁。

新十字军是耶稣基督传播博爱与和平不朽教义的一个异类，在打击穆斯林和阿拉伯方面，他们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的密切合作，已经尽人皆知。虽说十字军与犹太复国主义之间，从古代、中世纪到近代陈陈相因的仇恨，以及许许多多的冲突，是众所周知的，然而，只要伊斯兰教和穆斯林成了他们的共同敌人，他们有时就会结盟、合作，相互靠拢。古代史、中世纪史和近代史的许多事件都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以色列今天能够在西方的支持下强占了我们祖国中对每一个阿拉伯人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一块土地，那么，这种经历并不是阿拉伯民族史上的第一次，因为如前所述，大约9个世纪前西欧就涌现了大队人马，他们自称“十字军”，却与基督教和十字架的本质毫不相干，曾得以在沙姆地区为自己建立王国。强横霸道的入侵者们从这个位于阿拉伯祖国心脏的中心据点出发，竭力扩大他们的势力和控制，时而伸向伊拉克各地，时而伸向埃及和阿拉伯半岛各地。^[41]

事实上，研究人员不得不承认，11世纪末的十字军和20世纪的以色列在阿拉伯民族躯体这个敏感部位所建立的两个国家，其背景极其相似，因为当时，暴戾的侵略者打的都是真理和天启使命的旗号，暗藏的却是强占土地、侵害弱者权利的险恶用心。他们利用了近东阿拉伯人及其统治者的四分五裂，各种势力相互竞争，缺乏危机感的纽带把他们拧在一起；当时，阿拉伯民族的队伍里都出现了强烈反响，阿拉伯的良知对这种状况表示不满，阿拉伯舆论除了呼吁团结，找不到别的遏制危险的出路。于是，为了把阿拉伯土地从侵略者手中拯救出来，仁人志士们大声疾呼队伍要团结，目标应一致。

这也是以色列与21世纪十字军之间的密切合作，借口反恐，打击“基地”组织和将威胁西方文明的极端分子，他们假装不知道恐怖主义是没有祖国、没有归属的。我们东方，尤其是阿拉伯民族和埃及，都深受其害，我们为反对恐怖主义付出的代价影响了我们的民族经济，我们遭受的恐怖主义之残酷，令和平的人们心惊胆战，我们为反对和铲除恐怖主义所做的应对，是很多国家未曾做过的，我们依然警惕着恐怖主义的危险，依然决心在国际法准则范围内坚持对抗恐怖主义。这里，我们不能理解全球化的某些领袖人物——如前所述——把“反恐”说成是一次“十字军战争”……第二天又表示道歉，说那是“口误”。如果我们对这种所谓的“口误”之说做一深层的剖析，就会发现其目的就是为了削弱与全球化或世界单极相悖的身份、语言、文化和思想。

这也许会让我们想起一些人没有从中吸取教训的历史事实。大国在执行以下原则时从不感到羞耻^[42]：“先做后辩”原则，即抓住合适的机会控制穷国，至于理由，事后再说；“先做后赖”原则，意思是，即便是超级大国把贫困民族推向了绝望和反抗，那么，它也应当否认这是自己的过错，可以将原因归咎于这些民族的落后、统治者的错误和他们对世界造成的危害；“分而治之”原则，指当贫困国家团结一致，采取也许有利于它们自己和有希望摆脱落后的同一种选择时，强国就应当破坏它们的团结，在它们之间挑拨离间，宽恕一些国家，并许以繁荣与安全，对另一些国家则用苦难、毁灭和灾祸加以威胁，采取封锁和造成饥饿也无可厚非，使它们分崩离析，各行其是，使大国享有最高权威。

由此，世界应当懂得历史的教训。当前，包括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在内的整个世界都处于火狱的边缘，对这两类国家来说，命运都一样，它们都无法摆脱，除非相互合作，在以和平、公正和平等为要素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否则，代之而来的将是一场殃及全人类的灾难。事实上，三分之二的人类——发展中国家——已经在遭受食不果腹、衣不遮体、文盲和夭折之苦，缺乏生活最低限度的居住条件。这千百万人的悲惨境遇，还不可能改变，因为发达国家就是造成这个灾难的原因之一，因为发展越快、生产越多，奢侈、挥霍和浪费就越疯狂，其必然的后果就是穷人越穷，落后者越落后。

命运的嘲弄是，垄断财富、独享安逸的三分之一的人，居然没有意识到正是他们对别人境况的漠不关心，才悲剧性地助长了恐怖主义的基础、动乱的根由和毁灭性灾祸的滋生。他们迟早会引火——至少是没有尽力去扑灭的火——烧身，总有一天，躲在安乐窝里的他们会被意想不到的灾难所惊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