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爆发与新闻事业横遭摧残

一、“文革”爆发与新闻事业横遭摧残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社会主义新闻事业遭到了空前浩劫。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操纵下，红卫兵、造反派以造反、夺权为名，肆意冲击国家法律允许出版的报纸、期刊，使绝大多数的报刊处于瘫痪状态，少数报刊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御用工具。

1966年5月9日，陈伯达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由首都几家主要报纸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上，宣布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并严厉地批评了《人民日报》一个时期以来的各种“错误”，责令《人民日报》向中央作书面检查，同时解除了吴冷西领导新闻宣传工作的职权。5 月31日，以陈伯达为组长的工作组进驻人民日报社，除掌管《人民日报》版面外，还指导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对外报道工作。6月初，改组后的中共北京市委决定撤销《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原来的编委会，成立新的编委会；撤销《前线》编委会并停刊整顿。1966年8月后，《中国青年报》、《北京日报》、《工人日报》、《河北日报》、《浙江日报》等报纸被迫停刊或被查封。在上海，大专院校造反派红卫兵要求将载有批判《解放日报》文章的《红卫战报》同《解放日报》一起发行。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大批红卫兵于1966年11月30日冲进解放日报社，使报纸无法发行。持续了8天8夜后，中共上海市委被迫接受造反派红卫兵的条件。这一事件，不仅造成解放日报社机构瘫痪、工作混乱的局面，而且严重影响了上海乃至全国新闻界。至1966年底，报纸总数下降至49家，报纸总印数下降至36．7亿份，期刊下降至191种。

1967年元旦，《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后，新闻界出现了“夺权”活动。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报纸问题的通知》，指出：省市报纸可以停刊闹革命，但不应当停止代印《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光明日报》的航空报。4日，上海《文汇报》发表“星火燎原革命造反总部”的《告读者书》，宣布已接管该报。5日，《文汇报》刊载“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11个造反组织的《抓革命、促生产，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告上海全市人民书》。6日，《解放日报》发表“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告读者书》，宣布已于5日下午8时接管该报。同日，在张春桥、姚文元的直接指使下，“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等32个造反组织召开了“打倒上海市委大会”，实际上篡夺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8日，毛泽东高度赞扬上海两报的“夺权”和《告上海全市人民书》。9日，《人民日报》转载《告上海全市人民书》时，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编者按，其中称：“随着上海市革命力量的发展，崭新面貌的、革命的《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出现了。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胜利产物。这是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这是一个大革命。”其他报社大都经历了类似《文汇报》和《解放日报》的“夺权”过程。《解放军报》是按有关规定不得冲击的被保护单位，但该报社的“革命造反突击队”在1967年1月13日贴出大字报《解放军报向何处去？》，林彪经过毛泽东审阅同意在4天后（即1月17日）写信给解放军报社职工表示对大字报的支持，认为“乱不要紧”、“要内批外帮”，“在报社内部革命烈火烧得越旺越好”。至1968年底，全国报纸总数仅42种，全国性报纸只剩下3种（《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光明日报》）。

对于广播电台，中共中央于1967年1月11日发出《关于广播电台问题的通知》，宣布各地广播电台一律由当地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管制，停止编辑和播送本地节目，只能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1 月18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首先被实行军事管制。同年12月，中央广播事业局实行军管，至1973年1月结束。全国13家电视台在1967年初有11家被迫停播，使刚刚起步的中国电视事业遭到严重挫折。

高等学校的新闻学系或专业自1966年秋季起与高等学校所有系科一样停止招生，在校师生“停课闹革命”。1969年3月29日，《人民日报》头版在《社会主义大学应当如何办》的通栏大标题下，发表了3篇文章，其中驻复旦大学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文章《我们主张彻底革命》提出：“有些系，如新闻系，根本培养不出革命的战斗的新闻工作者，可以不办。”可笑的是，这一主张彻底革命的表态，反而使复旦大学新闻系被保留了下来。1970年冬，复旦大学新闻系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开始招收学制为3年的工农兵学员。1973年，1969年被停办的北京广播学院恢复，翌年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

在党、政、军、文化机关出版的大批合法报刊纷纷停刊之时，随着各种“红卫兵”组织和“造反”组织的出现，一大批既没有固定的编辑机构，也没有向有关部门登记注册的非法小报纷纷出版。这些小报最初为油印，多为不定期出版，在学校、机关、工厂内部发送，后来大都发展为铅印，大多为4开小报，也有个别的改版为对开大报，期发数最高的达10多万份。这些小报，派性突出，言辞偏颇，小道消息多。重要文件、首长讲话、档案材料，都是小报热衷刊载的，一时酿成无密可保的局面。小报的泛滥与形势的混乱，两者可谓互为因果。此外，小报重名甚多，如《东方红》，仅在北京就有好几家。在这些小报中，影响较大的有：北京大学红卫兵出版的《新北大》，由原北大校刊改组而成；复旦大学红卫兵出版的《复旦战报》，由原校刊《复旦》改组而成；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使用原《新民晚报》的机器设备出版。

“文革”爆发后，林彪、“四人帮”肆意扭曲、践踏党的新闻工作优良传统与作风，用他们的反动新闻宣传思想和方针取代无产阶级的新闻思想和方针，建国后17年的新闻工作经验被彻底否定。1968年9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把新闻战线的大革命进行到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新闻路线》发表。这一文章诬陷刘少奇“一贯仇视和反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新闻路线”、“疯狂推行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在建国初“为实行资本主义鸣锣开道”，在50年代“主张资产阶级自由化”，在60年代“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是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

林彪、“四人帮”还多次就新闻宣传工作发出具体指示。林彪早在1964年3月就指示《解放军报》要用“全国性语言”，“如果来稿中没有这种语言，编辑部审稿时要加上去”。正是这个“加上去”的指示，开新闻报道可以无中生有、“穿靴戴帽”之风。讲空话、讲绝话是林彪的语言特点，因而新闻报道和文章也受其感染，滥用最高级形容词，同义反复，虚张声势，严重败坏了新闻文风。例如，“成绩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我们必须大破，不是小破，也不是中破”；“这是政治中的政治，灵魂中的灵魂，核心中的核心”，等等。

在宣传报道上，自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文化大革命”成为唯一的主题，最多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鼓噪之声。6月1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7人的大字报，翌日《人民日报》第1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大标题刊出这张大字报，并配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接着，全国新闻媒介轰然而起，大张旗鼓宣传“横扫一切”，“造反有理”成为响遍全国的口号。不久后，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红卫兵上街“破四旧”，强迫一些商店、医院改名，连一些路名也被更改，在社会上造成一片混乱。但是，《人民日报》、新华社和各地新闻媒介却高度赞扬了红卫兵的行动，《人民日报》曾发表过题为《好得很！》的社论。8月21日，《红旗》杂志第11期刊载了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在6、7月份撰写的《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再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和《三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3篇文章，并发表评论员文章《向革命的青少年致敬》，认为“造反有理”、“越乱越好”。原有的经济、文教、科技等各方面报道都必须与“文化大革命”挂上钩，许多生活服务类的专刊、专栏、专题节目被迫撤销。

1967年后，造反、批判的矛头开始集中指向当时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3月30日，《红旗》杂志第5期发表《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一文，恶意攻击刘少奇为“假反帝、真投降”，是“假革命”、“反革命”。4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高举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批判旗帜》，提出要“把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批倒、批深、批臭”。5月8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发表《〈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虽未点名，但矛头所指的是刘少奇已昭然若揭。8月5日，《人民日报》等在公开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的同时，发表社论《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号召“集中火力，集中目标”，“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开展革命的大批判”。1968 年10月31日，中共八届扩大的十二次全会通过关于刘少奇的审查报告，将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11月1日，《人民日报》等全国所有的新闻媒介刊登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第十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会公报》，刘少奇开始被公开点名批判。

“大树特树”领袖权威的报道和文章，也是当时充斥于报纸的各个版面上、广播电视的每档节目中的一大宣传报道内容。1966年7月23日，《人民日报》等报刊报道毛泽东不久前在长江的一次游泳，不仅在头版头条以大字标题予以报道，而且还配发了他横渡长江、在快艇上挥手的大幅照片以及毛泽东在游泳中所讲的语录。第二天，《人民日报》又发表专门的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把毛泽东在长江中的畅游说成是令全国人民振奋的喜讯，亿万人民为主席的健康同声欢呼。8月至11月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先后8次接见红卫兵和外地师生，人数达1100多万。每次接见，广播电视现场直播，报纸套红报道。林彪的“高举”、“天才”等言论，在新闻媒体上不断重复出现。在形式上，包括国际新闻在内的所有报道都必须引用一至数段毛泽东语录；报眼位置则一律必须刊登毛泽东语录，后来成为“最高指示”；凡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话，在报纸、杂志上出现时必须用黑体字（当时因“黑”是贬义词而称之为粗体字），甚至林彪的话也用黑体字排印，使黑体字在报刊上越来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