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同步共振

第一节　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政治、社会变迁同步共振

一、制度耦合性决定媒介体制与政治体制同步演化

制度演化的规律告诉我们,一个社会中单项制度或制度系统的演化首先与它的初始状态有关,其次与单项制度之间或制度系统之间的耦合程度有关。它的演化规律通常是“具有强耦合关系的制度子系统会整体共时突变,具有弱耦合关系的制度子系统可能会整体共时突变,也可能按照最优次序整体历时渐变。具有层次关系的各项制度会逐步顺向扩展或者逆向扩展,具有独立关系的各项制度子系统的演化会遵循时序无关性原则,随机演化。”^[1]显然,在任何一个国家,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都具有较强的耦合性,尤其是媒介制度系统中的宏观管理制度(媒介体制),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的政治体制。

政治制度是“社会政治领域中要求各类政治实体加以遵循的相对稳定的行为准则”^[2]。一般说来,媒介制度是政治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民主宪政国家,媒介是立法、司法、行政之后的第四种权力,具有较强的独立性,但在非宪政国家,媒介制度尤其是媒介的宏观管理制度往往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一部分,媒介制度受到政治制度安排的制约,某种程度上,媒介制度变迁与政治制度变迁是亦步亦趋的。Keane等人关于媒体与政治的研究表明:“在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基础上,便会形成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而政治制度的建构亦会导致媒介体制的建立,并影响媒介表现,因此,不同政制(regime)下的媒体和国家互动关系便会有所不同。”^[3]施拉姆所讲的报刊的四种理论实际上是与四种政治体制相对应的。不同政治体制构成了媒介制度的最大约束条件,它设定了媒介的角色、活动范围及其功能。有学者指出:“威权主义下的报业体制,媒介从属于国家机器,其主要的任务在于宣扬国策、阐扬政令。共产主义的报业体制中,媒介则是扮演煽动者、组织者、宣传者、教育者的角色。而自由报业的思想却认为,媒介除了需要扮演着告知信息角色外,媒介面对国家时,更需要采取监督,甚至对立的态度”^[4]。麦奎尔也说:“媒介和政治密不可分。首先,每个国家都有经过政治体系协商而成的法律、管理与政策,这些制度对媒介的管理通过不同的途径渗透了政治利益。其次,媒介会无可避免地卷入政治,必须顾及与政治的关系。”^[5]在中国社会一百多年的转型过程中,媒介制度与政治制度的同步演化这一点呈现得尤其明显。

中国新闻史上的第一部新闻出版法律《大清报律》及第一批新闻法规都出现在“清末新政”时期,是和当时的政治改良同步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言论出版自由的制度安排出现在1912年前后,这得益于辛亥革命后政治制度层面宪政体制的确立,而当这种政治体制遭到强人袁世凯的篡改后,报刊审查制度便重新代替了出版自由制度,媒介自由也就名存实亡,“癸丑报灾”使报刊总数由400多种下降到了100来种即是明证,可见政治变化对媒介制度的影响之深远。1949年,随着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建立,私营媒介随之消失,苏联《真理报》模式成为唯一的媒介制度,而1956年随着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人民日报》及其他地方党报纷纷改版,但紧随其后的“反右斗争”使得媒介改革进程中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三次重要的新闻改革,1942年的《解放日报》的改版、1956年《人民日报》的改版及1978年以来媒介的“事业化管理、企业化经营”,无一不是与政治运动或政策变化相关。

从近代开始到今天,中国的政治变迁可以用“跌宕起伏”四个字来概括。中国自19世纪起便开启了“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社会转型过程,也可以称之为“现代化”过程。19世纪中国国内先后经历了一系列的动荡:从1796～1804年的白莲教起义,1850～186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1853～1868捻军起义到1855～1873年回民起义等,极大地削弱了清朝政府的统一中央集权；对外则经历了一系列的战争:1839～1842年与英国的第一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与英法的第二次鸦片战争；1894～1895年与日本的甲午战争,及1900年因义和团运动而发生的与八国联军的战争等。内忧外患加速了清政府的灭亡,在20世纪初盛行千年之久的“帝制”终于完结,但中国的转型仍然没有止息,20世纪接踵而来的是一系列事件:先有1911年的辛亥革命,然后是打垮军阀,建立国民党独裁的1923～1928年的国民革命,1931～1945年的抗日战争,1945～1949年的解放战争,1966～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1978年以后中国开始了新的探索,直至21世纪的今天,中国的转型之路仍在继续。这种政治变迁可谓风云变幻、错综复杂。

在总结19世纪以来中国百年现代化的历程时,萧功秦先生将这一历程划分为六个时期或说六次政治选择:清末开明专制化运动、早期议会民主、袁世凯的强人政治、国民党权威政治、全能主义计划体制与邓小平的后全能主义型现代化发展模式。萧功秦认为:“六次政治选择”中的第一次是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这一运动开始于洋务运动,经过戊戌变法、清末新政,1905年以后又走向筹备立宪,辛亥革命爆发标志着这一开明专制化运动的失败。第二次从1911年到1913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早期议会制模式。第三次是1914年到1928年,以袁世凯和北洋军事强人为代表的军事强人型的新权威主义模式。第四次是1928年到1949年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模式。第五次是1949年到1976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的计划经济现代化模式。^[6]第六次是1978年到现在的邓小平新政模式,萧功秦将它概括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型的新权威主义”^[7]。为了更好地说明中国的这六次政治选择,萧功秦用六个强人的名字进行概括:他们是慈禧模式、孙中山模式、袁世凯模式、蒋介石模式、毛泽东模式、邓小平模式^[8]。

相应地,我们发现每一种政治模式对应着一种媒介体制,这种媒介体制可以通过这一时期颁布的媒介管理制度体现出来,也可以通过一些有标志性的媒介事件体现出来。这种对应关系可以通过表2-1来说明:

表2-1　19世纪以来中国政治模式与媒介制度模式的同步演化

续 表

萧功秦将中国政治转型的时间节点置于洋务运动而不是鸦片战争这一点固然值得商榷,但这之后的概括无疑是简洁而精当的。我们可以看到,每一次政治转型都影响着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换句话说,媒介体制的演进与政治转型几乎同步。

政治体制的变化引起媒介体制的变迁也可以从“老大哥”苏联的媒介制度变迁中看出来。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媒介体制”,媒介成为党的喉舌,私营媒介全部改造成国有。这当然是由苏联的政治体制决定,斯大林时期强化了这一布尔什维克党营媒介的体制。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推行政治改革,苏联的媒介制度于是出现了重大变化。1990年6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传媒法》,1991年年底前苏联解体,俄罗斯联邦继续执行《传媒法》。《传媒法》基本上将原有的“公有国营广播电视制度”在法律形式上做了彻底的改变。2000年普京亲政后,俄罗斯的政治制度再度调整,俄罗斯广播电视媒体的管理形式遂转型为兼具英国的形式与法国管理内涵并适合于俄罗斯国情的“国有公共服务体制”^[9]。可见,政治制度变迁与媒介体制演化具有高度的耦合性。

二、媒介制度变迁与中国社会结构演变高度相关

媒介专家尼古拉斯·加汉姆说:“社会传播的结构和进程已深深植入广泛的特定社会形态的结构和进程中。谁会说什么？以什么样的形式？对谁说？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将决定并且被决定于一个社会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孤立起来研究。”^[10]考察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我们可以发现,除了与政治体制安排同步外,媒介制度的演变还往往与学校教育,社会团体的发达程度以及工商业的兴盛保持着一种同步演化的关系。学校教育的发展、社会团体的兴盛及工商业的繁荣,都是媒介发展的重要条件,它们与媒介制度变迁互为因果,共同演进。

(一)媒介制度与社会教育的发达及受教育人口的比例变化同步演化

以近代中国媒介的出现与繁荣为例,近代新式学校的出现既为媒介培养了创立者,也为媒介培养了读者,学校通过新的教学方式、教学内容改变了受教育者的意识形态与价值观念,为媒介的创办打下了人才基础和观念基础。

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的出现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媒介人才。在国人第一份成功报纸《循环日报》出现的1874年前后,中国的受教育人口已大大增加,特别是许多人进入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学习西方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这为西方媒介制度在中国的移植准备了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报纸的读者群,对中国媒介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据《剑桥晚清史》统计,1877年有6000人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到1890年上升到16836人,到1906年又升到57683人。除2000多所小学外,到1906年开办了近400所高等专科学校,包括许多大学在内。与此同时,国内教育也发展起来,随着1862北京京师同文馆的设立,新式教育开始中国兴起。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设立了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1866年在福州都成立了同样的学府。据相关部门统计,1904年在新式学堂就读的学生总数才92169人,而到1909年急增至1560270人^[11]。今人的研究成果表明,辛亥前夕学生数为300万,是1905年的12倍^[12]。教育的发展与普及给中国媒介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实际上,早期新思想的传播主要是通过教育渠道而不是报刊渠道,这当然是因为大众媒介不发达的原因,也和社会结构中文盲和半文盲占太大比重有关。正是随着学校教育的发展,受教育人群的扩大,有文化的人群比例迅速提高,中国的社会结构得以改变,当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成形,他们便成为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中的重要推动力量^[13]。“不论从政治、社会或文化的角度看,现代知识分子都与传统的士绅阶级有重要的不同。大体而言,这一阶层是在转型时代从士绅阶级分化出来的,在20世纪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各方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特别是在散布新思想方面,他们是主要的社群媒体。”^[14]当教育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大众传播媒介就具备了出现的条件。报刊的出现很快使它替代了学校教育的传播功能,成为超过教育传播渠道的主要传播手段。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媒介首先是在新式教育的发展和普及催化下才逐渐演化出来,并得以生存发展的。

(二)中国媒介制度变迁与社会团体的兴盛相始终

这从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与国人第一次创办学会高潮的“同步”中可以看出来。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史上,报馆是与学会及社团同时出现的。学会作为一种民间团体,类似于今天的“非政府组织”,又似“政党”的前身,它不同于政府机构,而是独立于政府之外独立活动。报业的发达总是伴随着社会团体的发达,民间机构的发达。近代报纸的诞生,尤其是政论报纸的诞生,直接源于学会。学会最早通过报纸来进行启蒙,宣传新思想。尽管文人结社的制度传统在中国虽早已有之,但一直受到压制,现代意义上的学会的出现直接动力主要来自西方。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学会是西方传教士创立的“广学会”,广学会创办了一份报纸《万国公报》,在中国媒介史上影响深远^[15]。当“学会”这种团体在文人和官员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时,中国人也开始认识到“学会”具有作为革新工具的潜力,于是建立“学会”一时兴盛,报刊的创办也兴盛起来。据统计,从1895年到1898年的三年中,一共存在过76个学会。大约三分之二的学会是由士大夫建立的。这些学会分设在10个省和31个不同的城市,其中25个在内地。在传播新思想方面学会成为补充新式学堂和改头换面的书院之不足的重要组织手段^[16]。学会一般都会通过创办报刊来传播其思想,国人第一次办报高潮实际上也是国人第一次创办学会高潮的产物。我们仅列举近代几份有影响的报纸与学会的渊源关系来看报刊与学会的同步演化:

表2-2　近代学会与报刊的同步演化

可见,创办报刊的高潮也即创建学会的高潮。学会的出现伴随着报刊的出现,先有学会而后有政论性报刊,先有西方人创办的学会和报刊而后有中国人创办的学会和报刊。仅从康有为成立强学会创办的《万国公报》与林乐知的广学会刊物《万国公报》同名这一点上可以看出,维新派不仅在思想上,也在媒介制度上几乎克隆了传教士们的做法。社会团体的兴盛在五四时期也是与媒介的兴盛同步的。五四时期是中国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五四后短短一年时间,各种新出版物就增加至400余种,而与此相联系的是各种社团的崛起。“实际上,新期刊的大量涌现不过是社团崛起的伴生现象”^[17]。在“五四”新社团中,有著名的“国民社”、“新潮社”、“少年中国学会”、“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工学会”、“新民学会”、“互助社”等,许多团体的机关刊物即以社团名称命名,如《国民》、《新潮》、《少年中国》等,这些现象都说明,媒介的演化是与社会团体的发达息息相关的。

总之,学会、学校、报刊这三种工具和机构互相支持。一方面,主要的维新派报纸报道关于创立像报纸、新式学堂和学会这些新工具和机构的消息；另一方面,在新式学堂和学会中,报纸被阅读和讨论^[18]。这些启蒙工具和启蒙活动不但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观念,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在中国第一次营造出一种“公共舆论”的氛围。因为这些新的传播体系能够很快地把分散的个人观点集中起来并加以鼓吹。正如论者所言:“在转型时代,报章杂志、学校与自由结社三者同时出现,互相影响,彼此作用,使得新思想的传播达到空前未有的高峰。”^[19]这种制度变迁造成了深刻影响:中国出现了文化意识的新觉醒。“长远看来,这三种制度媒介造成了两个特别值得一提的影响:一个是它们的出现是20世纪文化发展的基础建构(cultural infrastructure)的启端,另一个就是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展开。19世纪中叶以来,中央政府权力的萎缩,地方绅权的扩张,接管许多地方公益事业,同时外国租界在许多城市出现,形成一些‘国家机关’以外的公共领域。但这些发展都只是导致公共领域的间接因素,而上述三种制度性传播媒介的出现才是直接因素……那时,在一个没有正式民主制度的社会里,报刊杂志、学校与学会都是政治参与的重要管道。”^[20]

在今天处于进行时中的媒介制度变迁也是如此,媒体、学校与公共社团仍然紧密相连,共同演化。寄希望于仅凭媒介或媒介从业人员本身的力量是无法推进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可以想见,NGO^[21]等非政府组织在中国媒介制度变迁过程中会起越来越大的影响作用。没有社会结构的转型与公共领域的兴起,媒介的转型将无法实现。展江就认为:新闻媒介无论是私营、公营和国营体制,与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都有这样那样的日常联系。甚至它们本身就有可能是公民社会中活跃的成员,并且与其他社团等非政府组织(NGO)有着积极的互动^[22]。

实际上,社会结构反映的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很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不均衡的。K.巴基和S.巴里克曾经将发展中国家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分为四种:(1)强国家、弱社会；(2)强国家、强社会；(3)弱国家、强社会；(4)食利国家。^[23]在中国的历史进程中,两者的关系始终维持在“强国家、弱社会”的状态,尽管民国年间的政府相对衰弱,但社会的力量仍然不够强大,这直接决定中国媒介的演化轨迹。随着当代中国改革的推进,利益多元化的出现,市民社会与公共领域的逐渐显现,客观上会促进媒介从单一的国家领域中解放出来,这种“解放”即一种媒介制度的重新调整与安排,除了借助于媒体及其从业人员的力量,显然还需要其他社团的参与。

(三)中国媒介制度的演变也与中国工商业的发展相同步

从世界各国的历史经验来看,工商业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媒介体制的自由化。但媒介的发展与转型总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西方媒介从政党报刊演化到大众报刊,是商业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经济环境的变化显然是一个重要的促进因素。中国媒介的演化似乎也同样遵从这一规律,至少晚清以来的媒介制度变迁证明了这一点。近代以来,工商业的发展使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城市人口增长迅速,资产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市民阶层逐步出现。这既为中国媒介的产生与发展准备了物质技术基础,也为其准备了消费市场。随着经济的发展,一部分商业投资涌向了媒介领域,这造就了中国第一批商业媒介；工商业的发展也为媒介提供了经济来源,使得媒介能够依赖广告而生存；同时通过学习效应,媒介还可以借鉴工商业的经营管理方式,这些都大大促进了中国媒介的演化。中国近代以来媒介的出现与演化与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及其所带来的社会结构的变化息息相关。

近代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始于19世纪前后,是西方通过不平等条约在沿海通商口岸移植西方的自由贸易制度的结果。此时中国的机器工业开始出现,中国逐步从以农业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变迁,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都受到一定的冲击,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变化。1894年,中国大约有216个机器矿产和小轮公司,包括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私办,工人总数大约9～10万。中国城市也在1840年以后发生变化,一些城市在开辟通商口岸、建设工厂企业中兴起。1843～1893年,中国城镇人口由2072万增至2350万,在全国总人口中由5.1%升至6%^[24]。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阶层分化和流动加快,出现了工商业者、教师、店员、工人等不同阶级,这为近代报刊的出现准备了条件。

在社会结构上,商人阶层的兴起与知识分子的兴起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工商业的发展使商人阶层越来越具影响力。在传统的官僚阶层外,实业家或说企业家成了另一个相对强势的阶层。中国的商业资产阶级最早在一些沿海港口城市产生,随着工商业的发展,规模迅速壮大。辛亥革命后这种趋势更加明显,商业组织遍地开花。据统计,1912 年,农商部列举的主要和次要的商会就有794个,计有196636个会员。加上没有统计进去的,商人阶层中最富有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过150～200万人,几乎占总人口的0.5%。这个百分比看起来并不大,但是与统治阶级中的其他集团相比,商人的数目就比军官(17000)、学生(30000)、归国留学生(35000)、官员(50000),甚至比上层绅士(200000)都多得多^[25]。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工商业继续发展,1917～1923年堪称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民族资本主义加速发展,新一代的企业家已经出现。以中国的现代银行业为例,仅在1918和1919年,就创办了96家银行,而证券交易所在1912年末上海就有140家^[26]。这些最有活力、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对外通商口岸,尤其是上海——这些人最直接地参与现代社会,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精英。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投资报业,如实业家张骞,史量才投资《申报》、吴鼎昌投资新记《大公报》等,此外如狄楚青、张竹平等都是以实业家的身份进入报业领域的。没有工商经济的发展及商人阶层的出现,就不会有中国的商业媒介。

随着现代企业的发展,都市化也进一步加快,城市人口迅速增加,这为中国媒介的出现准备了物质基础和庞大的消费市场。中国近代第一份国人自办成功的精英报刊《循环日报》出现在经济相对繁荣的香港,《申报》、《新闻报》能够在现代化大都市上海出现,都不是偶然的。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强调媒介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同步演化只是一种现象,并不代表两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工商业的繁荣、市场经济的发展并不必然意味着集权主义的媒介制度一定会向自由主义的媒介制度转型,新加坡的媒介就是一个例子。但经济的发展的确可以加速媒介制度变迁,首先,工商经济的发展内在地需要新闻自由。经济的繁荣源自效率的改善,效率的改善来源于企业间的竞争,企业间的竞争需要完全、透明的信息,完全、透明的信息客观上需要新闻自由。经济学家陈志武先生的研究指出:新闻自由是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的必要基础。中国经济发展尤其是以金融、证券为代表的现代服务业更是离不开新闻自由,因为“信息透明”是金融、证券等服务业发展的必要条件,信息的透明意味着交易成本的降低。反过来,新闻自由也能够促进经济发展。^[27]其次,经济的发展可以通过改变社会结构、人口结构、观念结构进而影响政治制度安排,再传导到媒介体制上来,也可能通过创造市场需求,提供制度示范给媒介以直接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