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启蒙与社会变革的推动者

且让我们把回望的目光投向100年前。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26岁的陆费逵便在当天于上海挂牌成立了中华书局，并祭起“教育革命”的大旗——“立国根本在乎教育，教育根本，实在教科书。教育不革命，国基终无由巩固；教科书不革命，教育目的终不能达也”。然后，在短短半个月内就陆续推出早已提前编好的系列“中华教科书”。这套教科书在民国时期占据了国民教育课本的半壁江山，一举奠定了中华书局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也成为中华书局百年基业的柱石。

如果从更深远的社会意义上考虑，教科书在清末民初具有特别的意义，不仅传播知识，更是民主共和思想启蒙的利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之所以“昙花一现”，与这些教科书所普及的民主共和观念不无关系。

著名学者葛兆光在谈到中华书局的历史作用时说：“从1894年到1911年间，影响知识分子和整个社会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现代出版的出现，其与报刊一同形成了另外一套知识生产的系统，推动了中国从封建帝国向共和的转变，其中以改变了中国人整个知识结构的教科书影响最大。将中华书局存在的意义放到这样的大背景下来看，我们可以说，它是整个社会变化的一个重要推动力量。教科书是新知识深入到一般民众的很重要的途径。”

以陆费逵为代表的中华书局经营者，正是由于始终把教育启蒙的精神，贯注在日常的出版活动中，因而造就了绵延百年的优秀的出版品质，并使中华书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都担当起时代思想解放的引领者。

譬如在“五四”时期，它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滥觞之地，先后出版了一系列西方思想文化经典作品。达尔文的《物种原始》、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卢梭的《民约论》、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竞相问世，影响深远。

譬如在改革开放之初，它又成为思想解放运动的燃灯者。“文革”刚结束，“左倾”还很严重时，中华书局即讨论出版美国历史学者黄仁宇的明史著作《万历十五年》。这一举措实在需要巨大勇气，充分体现了中华书局尊重学术价值、以思想教育启蒙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

今天我们对于中华书局百岁生日的纪念与庆祝，并不完全因为它历史长、规模大，更重要的是，它以教育精神为滋养而成就在书业上的历史地位时，也因为在文化发展上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作用，而造就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中华书局的百年史，就是国家文化记忆的一部分。她已经成为这个国家现代变革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