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现代化建设新实践的战略形态

所谓战略，泛指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筹划与指导，一般指国家或政党作出的一定时期内的具有全局性影响的谋划。[1]所谓形态，就是指事物在一定条件下的表现形式。作为战略形态，一项战略布局或战略部署通常从在把握全局的基础上形成，具体包含战略目标、战略举措等基本要素。战略目标与战略举措之间具有紧密的逻辑关系，前者牵引后者，后者支持前者，彼此相互依存，缺一不可。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首先是基于战略谋划的顶层设计，它贯穿一个主题、围绕一个目标，实施三大举措，形成一个总体战略部署。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主题，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主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四个全面”相互依托、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确立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举措”[2]，构建起指导我国现代化建设新实践的战略性“总纲”。

第一，战略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根据现阶段国内外形势和要求，着眼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长远发展设计出的战略布局。其近期战略目标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最现实、最紧迫的任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首先是围绕这一战略目标而展开设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对其他三个“全面”起着导向和统领作用。但必须看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有其更长远的战略指向。中国梦的宏伟蓝图提出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就不再是一个孤立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阶段，而是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步和十分重要的发展支点。作为长远战略指向，中国梦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打开了视野，开辟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着战略延续和战略牵引的作用。当我国成功跨越第一个百年目标后，第二个百年目标自然会被提上中国战略设计最优先的议程，届时，中国梦将作为中华民族追求的远大目标，继续对其他三个“全面”起着战略统领的作用。

第二，战略动力：全面深化改革。从总体设计看，任何一项完整的顶层设计不仅有战略目标，也必然有战略动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动力源泉就是全面深化改革。中国过去三十多年的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证明，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21世纪第二个10年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历史阶段，这期间我们不仅要着力解决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一些突出问题和矛盾，更要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迈出实质性步伐，以改革的办法解决发展中的问题，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加完善，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从而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强大动力。这就要求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有鉴于此，不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身就涵盖了改革的要求，全面深化改革更是强调通过全方位、系统、多领域的制度性变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面依法治国包括了法治观念改革、法治体系改革、司法体制改革等等。全面从严治党也是力争通过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反腐倡廉建设和制度建设等领域的全面改革，让党的形象、党的威望、党内政治生态、党的作风发生显著的改善。

从“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结构设计看，紧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就是“全面深化改革”，这样的逻辑安排，强调的就是改革的强大驱动作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必须在全面深化改革中获取动力。

第三，战略保障：全面依法治国。顶层设计是立足长远的战略设计。行稳方能致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顶层设计，实现这个奋斗目标，落实这个顶层设计，需要从法治上提供可靠保障。”[3]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其他三个“全面”的战略保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本身就包含了法治建设的内容和目标，说明法治建设是全面建成小康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全面依法治国基本功能就是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全面依法治国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有力的法治后盾，因为有“破”就有“立”，只“破”不“立”，改革将寸步难行。全面从严治党也涵盖了制度建党、依法治党的目标和要求，全面依法治国也将对全面从严治党提供更有利的社会环境。

第四，战略支撑：全面从严治党。再好的战略设计最终还是需要人去具体实施，人的因素是战略落地的根本支撑，是战略成败的关键所在。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600多万党员、430多万基层党组织、在一个13亿多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政党，党的形象和威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直接关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能否顺利实施、有效实施。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获得强大的政治支撑、组织支撑和力量支撑；才能锻造领导核心，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改革是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根本途径，党的领导则是实现改革发展目标的根本保证。依法治国首先要依规治党，依规治党才能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与全面依法治国本质一致。全面从严治党，才能使党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为“四个全面”提供根本政治保证。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党中央从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局出发，在深刻总结我国现代化建设新鲜实践经验基础上提出的战略新布局。这一立足现实、面向未来的战略布局具有以下鲜明特点：

第一，系统设计。“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双层系统设计。首先，每一个“全面”都是完整的系统设计、系统布局，有目标、有思路、有举措、有重点、有保障等等。同时，四个“全面”又组合成为一个大系统。其中，全面小康是目标系统，全面深化改革是动力系统、全面依法治国是保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支撑系统。四大系统既相对独立，自成体系，又相互关联，四位一体，共同构成奠定民族复兴基石的系统工程。

第二，问题导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倾听人民呼声。”[4]“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在着眼于解决当前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瓶颈问题而提出来的。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突出问题，就必须注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和人的素质提高，更加注重社会公正，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作为发展目标；要解决改革中的深层次矛盾特别是利益固化问题，就必须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把全面深化改革作为推动力；要解决治理方式不相适应、法治不彰的现实问题，就必须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直面党“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就必须全面从严治党，增强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可见，“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重点也是难点，既是关键也是瓶颈。

第三，统筹协调。“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是毫无关联的四个领域的单项改革，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改革；不是有先后之分的错时改革，而是齐头并进的同步改革；不是四个行为主体各自统领的改革，而是在统一领导之下、众多行为主体共同参与的集群式改革。这样的全面、同步、复杂的改革，一旦失去统一的协调、有力的统筹，不仅会经常受到各种力量特别是利益群体的牵扯甚至掣肘，造成改革方向的迷失，造成各种改革主体间在资源分配、力量分配等方面矛盾的加剧甚至激化，而且还会造成四大改革本身之间矛盾和冲突，带来“四个全面”的空转。有鉴于此，首次完整提出“四个全面”时，习近平总书记就强调做到“协调推进”。在阐述“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理论定位时，习近平不仅强调要“协调推进”，而且明确要求把每一个“全面”放在“四个全面”的整体布局中加以把握，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