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现代化之问责

自由主义盛行于西欧、北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延续了几百年。强调自由放任和市场机制的自由主义带来了西方的崛起，自由主义是西方发展的“圣经”，但是，资本主义发展理念无论采用古典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是强化市场博弈还是强化政府干预，它背后始终不变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旨在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它都所包含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矛盾的“历史极限”，都无法阻挡西方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频频爆发，一次次爆发的危机是自由主义自身阈限的明证，自由主义无论如何变化都不能救西方。

新自由主义坚持着根本思路是：经济上取消公有制，实行私有化；政治上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民主专政，主张实行多党制、两院制；思想上反对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鼓吹全盘西化，试图以效率至上遮蔽社会公正、用市场置换计划、用纯粹竞争代替政府干预、用社会代替政府、以自由遮蔽秩序。对“新自由主义”顶礼膜拜一度成为上世纪70年代后的某些国家或地区的主导趋势，新自由主义俨然有雄霸天下之势。“拉美模式”推行新自由主义也都出现了久违的经济繁荣，但自由主义不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好思路，西方自由主义泛滥只能给东方社会制造灾难：

1.发展的失序性

西方社会运转有其自身的规则：经济上，通过市场形成社会发展的内在粘合力；政治上通过民主机制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转；社会上通过市民社会生活形成社会的自组织系统。而东方社会，经济上，通过政治干预社会发展；政治上，通过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维系社会正常运转；社会上，通过风俗、教化形成社会的自组织文化系统。这些规则在现代化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东方社会有其不同于西方社会的政治文化整合力。

发展在于如何实现社会发展合力最大化。东方社会全方位迎接新自由主义，将“看不见的手”置换掉“看得见的手”，实际上是放弃民族擅长、有基础的调节手段，选用一种民族不擅长、无基础的调节方式，是在摧毁自身强有力的政府干预制度安排体系，摧毁自身的社会维系结构，摧毁社会的宏观调控，是一种无组织、无管理、失序的置换，不能形成健康有效的市场秩序，只能使社会陷入内乱，发展更无从谈起。弗拉基米尔·波波夫指出，戈尔巴乔夫的“失败不是因为他改革的渐进方式，而是孱弱的国家制度能力导致了政府无法控制那一连串相继而来的事件。同样，叶利钦治下的俄罗斯以及其他大多数前苏联地区国家为经济改革付出了昂贵代价……是因为用以维护法律秩序、实现可控制转型的制度体系崩溃。”^[38]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将导致发展的失序和混乱。普京曾经指出：“苏联的解体，使得2500万俄罗斯人民，一夜之间便从生活在自己祖祖辈辈的祖国土地上，变成了生活在了异国他乡……的移民”，“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39]并且，1989～1998年俄罗斯陷入经济全面衰退，社会陷入全面危机中，成为其“失去的十年”。安德兰尼克.米格拉尼扬认为，“想象在所有方面——既在经济中，也在政治体制中，可以同时实现社会关系的自由化，这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有致命危险的，……只是把国家看成是走向经济和政治‘自由’道路上的障碍，而这些‘自由’实际上转变成了寡头对社会的专政。”^[40]因此，自由主义并不是拯救东方社会的灵丹妙药，甚至是一剂让东方“休克”乃至死亡的“毒药”。

2.发展的依附性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东方社会的工业体系还相对落后和相对薄弱，在与西方交往过程中，东方社会极有可能不敌西方世界工业的冲击，从而摧毁东方社会的民族工业体系，东方社会需要政府对民族工业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

新自由主义极力推销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全球化，要广大发展中国家进一步开放自身市场，是为垄断资本寻找进一步发展的空间。“任何国家，如果靠了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和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发展，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41]国际贸易中强国通过一贯的“自铲梯子”做法实现发展，阻挡别国发展。但是，在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落后国家经济依附陷入崩溃。世界上一些发展中国家，诸如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义陷入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俄罗斯推行新自由主义，经济、社会几近崩溃；印度尼西亚、泰国等亚洲国家推行新自由主义，陷入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埃及推行新自由主义，社会陷入混乱，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何秉孟认为，“美国在全球推行新自由主义改革所树的几个典型或样板国家所蒙受的灾难性后果证明，美国强制向全球推行的新自由主义，对于世界各国人民来说，是一股祸水；这股祸水流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会遭殃。……新自由主义模式是一条通往灾难之路！”^[42]

如果东方社会完全照搬西方自由主义理念，只能像上述国家一样陷入危机，或者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商品倾销市场、原材料供应地等链条上的一个小小的棋子，东方社会的发展不仅将成为西方现代化灾难的转嫁地，而且沦落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直接导致现代化畸形发展，永无复兴崛起之日。

3.发展的短暂性

西方资本主义自由化可以解决东方社会中存在的一些诸如政府干预过多的问题，可能会在短时间内促进经济增长，但新自由主义作为振兴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理论，它超不出资本主义的局限，只能将资本主义的弊端复制过来。

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的发展中国家的模式，比如，“休克疗法”下的俄罗斯发展模式、拉美模式等，在协同处理经济增长与生态、民生、社会保障等最关键处栽入死亡陷阱，无一例外具有“短命”特征，不具有可持续性，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推行自由主义的“死扣”。社会发展追求的不是短期繁荣，而是长久的可持续发展，所有不适合东方社会现实的制度安排都是不科学的。

东方社会中、印、俄制度安排中确实存在着政府干预多、公权约束少、社会自组织差、资源配置不均衡的问题，但是，当代东方社会的制度安排都是从自身传统、实践中成长出来的，具有内在的历史支撑。至于政府干预与市场博弈之间的匹配关系，只是具体操作层面，它是可以通过改革而得到改变的，不能因为经济运转的枝末问题而否认东方社会制度安排的根本合理性。所有的想依靠自由主义“救世”、“救国”的企图都是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