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责对权力效应的影响

以往关于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发现权力大的人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忽视权力小的人的利益。但这些研究没有考虑到问责的作用。我们设计了两个研究考察问责对权力效应的影响。研究1虽然没有发现不同权力在问责条件下表现出合作行为的差异，但是分配为下属的被试在有问责比无问责的条件下更预期对方（权力大者）做出合作的行为。表明权力大的人在问责的条件下做出合作的行为符合人们的期望。研究2发现权力大者的社会动机对谈判的固定馅饼知觉具有更大的影响。在亲社会动机规范的条件下，问责提高了谈判组的问题解决行为和联合收益。综上，首先，权力大的人对人际互动的过程和结果影响更大；其次，问责为权力大的人的有影响力的行为提供了社会情境背景和评判标准，如果说他们具有很大的为他人造福的潜力，那么问责将有可能把这种潜力变成现实。

然而，如前所述，正像权力的研究缺乏对情境的考虑一样，问责的研究本身也缺乏对具体情境（以及文化背景）的考虑。因此，要想对问责条件下的权力效应有一个全面及准确的认识，需要彻底对以社会认知为范式的西方权力研究进行反省，从根本上超越已有的研究思路和方法，需要更大的创新。首先，西方研究者认为权力是一种不对称的控制，即权力大的人控制权力小的人（Fiske,1993; Keltner,et al.,2003）。权力对个体所具有的各种积极作用都是由权力大的人具有“独立”和“自由”的特点引起，相应地，权力小的人与权力大的人相比所具有的消极作用，都是由缺乏权力产生的“依赖”和“受限”所引起。然而，这种对权力的定义并不全面，权力不仅包含着“独立”和“自由”，还应包含着“责任”。因此，有必要对权力从概念上进行重新认识。其次，权力的社会认知研究往往采用启动的方法引起个体的权力感，然后让其单独完成一些认知任务，以评估权力的效应（如，Galinsky,et al.,2003）。这样的方法使权力脱离人际和社会背景，实验中的被试无须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价值，以及对他人的影响，只是启动条件下个体头脑里的知识和记忆表征网络的无意识被动表现，不符合真实的社会互动规律。此外，基于以上思路和方法对权力研究的发现，不仅本身具有一定的缺陷，而且背后都体现了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如重视个体的目标导向而不是考虑行为对他人的社会后果），并不能代表人类权力心理的普遍规律。因此，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出发，对西方的权力研究进行重新审视与补充，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注：该研究曾发表一篇论文。

韦庆旺，郑全全，俞国良.权力、社会动机和问责对谈判知觉、行为和结果的影响.应用心理学（2010），16，027-034.此处的分析视角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