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的发展

中国国有企业改革不仅仅围绕国有企业改革进行，更主要的是创造条件，促进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经济的发展。由于发展新经济成分比直接改造旧体制相对容易，同时非国有经济在体制上与国有企业有重大差异，更多地体现了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这与市场化取向的改革目标具有一致性（于洋等，2005）。改革探索期农村土地制度及分配制度改革的成功，促进了城市企业制度的改革，并为非国有经济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日益宽松的环境（于洋等，2005）。

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中国政府在正确认识国情和总结历程经验的基础上，对所有制结构进行了调整和改革，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各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指导方针，为私营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首次明确私营经济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1997年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私营经济在不断宽松的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李晓西等，2008）。1992年至2001年是中国私营经济发展最关键的时期，以1997年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为界限，私营经济的发展历程大致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年到1997年，“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第二阶段：1997年以后，从“制度外”进入“制度内”。

在改革推进期，私营经济份额的提高和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的形成。率先形成这种格局的东南沿海地区凭借该地区合理的产权结构、有效的企业制度和良好的经营环境使蕴含在中国大众中的企业家才能和创业积极性得以迸发出来，形成社会投资迅速增大、对外贸易空前活跃、外国直接投资大量涌入，而且就业情况良好、社会稳定的良好局面，成为全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排头兵（吴敬琏，2008a）。鲍莫尔（2010）提出，作为投入品的企业家才能和任何其他投入品一样，可以根据不同用途的相对回报预期的变化而从一种用途转移到另一种用途上。当时的制度创新在原有大一统的僵化体制上打开缺口，社会的报酬结构为有创业能力的人从事生产性活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提高了从事生产性活动的报酬水平，由此推动了民间创业活动的兴起。正是大量企业家才能转而配置到了生产性活动上面，中国的私营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经济才实现了较长时间的高速增长。在本节中，通过考察多种经济成分长期共同发展（刘永好为例^[3]）和私营经济从“制度外”进入“制度内”（徐文荣为例^[4]），用案例解析鲍莫尔关于社会报酬结构引导企业家才能向生产性活动领域配置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