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营经济的春天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政府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对经典的社会主义理论照搬照抄，造成现行制度同现实环境相脱节的混乱现象。在经历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那场大饥荒后，很多人为了生计，只能经营一些私有生意。人民对制度变化的要求越来越强烈。1980年，中国从事个体经营的人数达86万人，比1979年翻了一倍多。在1700万知青陆续返城带来的就业压力下，1981年中共中央相关文件指出：必须着重开辟在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中的就业渠道，使城镇劳动者、个体经济得到健康发展。

企业家通过各种角色间的变换，来对其才能进行重新配置。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企业家会根据现行的“游戏规则”——经济体系的报酬结构来对其才能供给方向做出调整。企业家实际作用不限于他的生产性创新，还经常体现为对现有制度的合理利用和大胆理解。同时，另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制度创新将企业家的才能配置由非生产性引导到生产性。年广久的案例就说明了这一点。

年广久1963年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出狱后为了维持生计炒起了瓜子。市场竞争中，他寻求主动降价，把价格从每斤2.4元降到1.76元，当时很多人都以为他是傻子，但这种薄利多销的策略实质上却是最实际的市场经济学，买瓜子的人蜂拥而来，“一个队伍排50米以上，店门口两排队伍100米以上。”几年后，年广久靠炒瓜子炒成了中国最早的百万富翁之一。随着生意越来越兴旺，一天可以卖出两三千斤瓜子，他便请来一些人帮忙。到了1981年的秋天，年广久的瓜子厂已经雇用了12个人。一个十分敏感的话题“安徽有个年广久，炒瓜子雇用了12个人，算不算剥削”引发了一场意识形态大辩论。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篇第九章中，明确地指出了“小业主”与“资本家”的界线。按照他的计算，在19世纪中叶的时候，雇工8人以下，自己也和工人一样参加生产过程的，是介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中间人物，属于“小业主”；而超过8人，则开始“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家。在当时的所有社会主义理论中，“七上八下”是一条铁定的界线。

年广久到底是不是资本家？年广久是在剥削工人的劳动成果吗？一面是经典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一面是以家庭为主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需要。难道所有的私营工厂的人数都必须控制在7人以下吗？到1982年的时候，年广久的瓜子工厂已经雇用工人105人，日产瓜子9000公斤。关于“个体户到底雇用几个人算是剥削”的争论还在继续进行着。争论一直持续到1984年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邓小平以年广久为例，释放出了对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松绑”的信号：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明确地表示了中国政府鼓励发展私营经济。这一句话仅仅是政府对待民间企业管制政策上的一个小口子，口子虽然很小，却在日后决定了中国私营企业的命运。经过不断修正，在1987年的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才被彻底放开。

熊彼特指出，经济发展不是缘于人口、欲望状态、经济和生产组织的变化这些被称为“生产扩张的外部因素”，企业家对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才是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才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因素。年广久的例子说明了只有当政策变革真正有利于企业家才能向生产性方向释放，才能够取得经济增长。

从公有经济一统天下到私营经济崭露头角，年广久的每一步都对中国私营经济未来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改革开放前，虽然也存在一些个体私营经济，但全都在不公开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偷偷地进行。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对年广久雇用工人数过8进行争论？关键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看待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没有变通，制度就会束缚人们的思想。整体上，当时的制度背景是鼓励人们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在制度激励下，一大批像年广久一样的企业家大胆尝试发展私营经济，使得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加强，经济增长速度明显加快。

诺贝尔奖获得者诺思说，除非现行的经济组织是有效率的，否则经济增长不会简单发生。个人必然受刺激的激励去从事合乎社会需要的活动（诺思，1998）。年广久的例子说明，因为有了国家出台的鼓励个体经济发展的相关文件，才涌现出了许多像他一样的私营企业家，同时印证了鲍莫尔关于制度创新可以促使企业家才能向生产性配置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