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到21世纪头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基于新的世界发展历史时期和我国人口多、资源少的国情考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这一道路的提出，对我国的产业技术升级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使如何正确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变成一个十分重要而又紧迫的课题。
一、产业技术升级与人力资源关系的理论分析
产业技术升级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和劳动人员素质的提高。但是，劳动人员素质的提高，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因此，产业技术升级与人力资源的关系是一个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既有的人力资源状况决定了产业技术升级的水平和速度，而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能力建设又可以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另一方面，产业技术升级在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要求、促进人力资源开发的同时，也使一些劳动人员因不能适应要求而被“挤出”劳动力市场。
（1）人力资本理论的启示
人力资源与人力资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又有紧密联系。人力资源是指总人口在经济上可供利用的最高人口数量，或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包括就业人口、失业人口、就学人口、家务劳动人口和军事人口。其数量为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口数量，质量是指经济活动人口具有的体质、文化知识和劳动技能水平。[1]人力资本则指凝聚在劳动者身上的知识、技能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是经济增长和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是一种收益率很高的资本。人力资本是通过人力投资形成的。它包括用于教育和训练的费用，用于医疗卫生保健的费用，用于
劳动力国内流动的费用，用于国外移民入境的费用和提高企业能力的费用。[2]因此，人力资本是从人力资源中开发出来的、投入到经济活动中并创造收益的那一部分。当代西方经济学认为，资本采用两种形式：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即体现在物质形式方面的资本（投人生产过程的厂房、机器、设备、资金等各种物质生产要素）为物质资本；体现在劳动者身上的资本为人力资本。
人力资本理论是与人力资源开发关系最直接的理论。它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强调人的知识与技能在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国家可以通过投资和制度建设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人力资本概念是由费雪于1906年在《资本的性质和收入》一书中首次提出的。但当时由于受种种诘难，人力资本概念并未得到主流经济学的认可。通常而言，人们以1960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在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发表的题为“论人力资本投资”的演说，作为人力资本理论诞生的标志，并将舒尔茨看作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创立者和人力资本之父。
人力资本理论对于人力资源的开发有两方面的突出贡献或启示：第一，它明确了人力资本投资是生产性投资，是回报率更高的投资。舒尔茨和贝克尔等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进行测算，结果表明，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大大高于对物质资本的投资收益率。在美国经济半个多世纪的增长中，物质资本投资增加4.5倍，收益增加3.5倍；人力资本投资增加3.5倍，收益却增加了17.5倍。在舒尔茨之后，经济学家萨卡洛普洛斯分析了61个国家的人力资本投资（社会与个人教育投资）状况，发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20世纪60年代的物质资本投资收益率为15%，人力资本投资收益率为20%；70年代这两个数字分别为13%和15%。第二，人力资本投资是多方面的，而教育是众多投资中的核心。舒尔茨用收益率的方法计算了教育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33%，丹尼森进一步定量研究了人力资本对美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23%。自1994年起，世界银行对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国家财富进行了初步计算，结果表明，除中东和少数资源型国家外，其他国家的人力资源在国家财富中所占的份额都在60%或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以后的日本和德国，物质资本虽然遭受了巨大破坏，但优良的人力资本储备使其在短短十几年间就迅速恢复了经济发展能力，并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相反，拥有大量“石油美元”的西亚石油输出国，虽然物质资本充裕，但人力资本积累缓慢，并没有能够在“石油美元”的基础上创造经济奇迹。
当前，随着整个经济社会由传统经济向知识经济演进步伐的加快，人力资本理论的现实意义越来越突出。可以预见，人力资本的经济社会地位必将日益提高。据测算，在当今发达经济体系中，物质资本投入每增加1美元，产出增长为1—3美元；而人力资本投入每增加1美元，产出便增长3—10美元。有学者对我国1978—1996年在教育和健康方面的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情况进行了回归分析，[3]从计量结果得出：当年每增加1亿元的人力资本投资可带来次年GDP近6亿元的增加额；而当年增加1亿元的物质资本投资仅能带来次年2亿元的GDP增加额。可见，重视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加强人力资本的投资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
（2）人力资源状况对产业技术升级的影响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人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要素。在产业技术升级中，人力资源状况起着决定性作用。人力资源状况对产业技术升级的影响主要分两大方面：
一方面，现有的人力资源状况决定了对技术密集程度和劳动密集程度不同的产业选择，决定了产业技术升级的水平。一般情况下，在发达国家，人力资源质量较高，劳动力素质较高，特别是高科技人才较多，技术创新能力较强，推动产业技术不断升级，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较高，产业选择也都是技术密集型产业。例如，发达国家凭借其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在大力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传统产业，不断推动着产业结构的转换和产业技术的升级。相反，在发展中国家，虽然人力资源数量较大，但质量较差，劳动力素质较低，技术创新能力较弱，大多数为引进技术，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内在条件不足，技术升级较慢，因而在产业选择上也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即使引进发达国家先进技术，如果劳动力素质不能适应先进技术的生产要求，特别是不能很好地加以消化、吸收，同样不能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只能是被动地跟着发达国家走，不断地重复技术“引进再引进”的路径。这就是说，发展中国家拥有的人力资源质量决定了对科技的吸收能力以及在吸收基础上的二次创新能力，也决定其产业与技术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另一方面，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可以促进技术进步和产业技术升级。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即对人力资源进行投资，特别是进行教育与培训，形成人力资本。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是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最主要力量。当创新人才（或科技人才）创造发明的技术取得革命性突破后，人们发现这一创新技术及其技术扩散有利可图，社会上大量资金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便涌入这一技术创新引发的部门，产业化将从此开始，从而形成新兴产业，推动产业技术升级。例如，历史上三次产业革命都是技术推动的产物，是科技人才发明创造的结果，也是科技人力资源充分发挥作用的结果。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升级速度高居全球之冠，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经济进入快速工业化之前，开展了大量的人力资源开发，为以后的快速工业化进行了充分的人力资本储备。在此方面，人力资本理论已经给了我们充分的论证。虽然这些理论不是直接说明产业技术升级问题，但其作用的机理和影响程度是一样的。
（3）产业技术升级对人力资源的利用和就业的影响
产业技术升级意味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必然是资本替代劳动力。如果被替代的劳动力不能被其他产业所吸纳，就将产生大量的失业人口。但这种技术进步或产业技术升级对就业的影响是结构性的。从行业来说，主要是传统行业；从人力资源来说，主要是劳动力素质较低的人群。在传统产业，由于技术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和资本有机构成，同量产品和资本所需劳动力投入会逐渐下降，从而产生产业技术升级的就业“挤出效应”。特别是在具有资金和技术密集型的重化工业，其“挤出效应”是比较明显的。有人测算，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在轻工业阶段，大约能安置300万人就业；而在重化工业阶段，只能安排70万人就业。[4]英国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曾将其一半的人口移民海外。可见，中国经济进入重化工业阶段和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必将导致就业机会大大减少，就业问题会更加严重。
但在新兴产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产业，由于技术创新促进产业迅速成长并产生巨大的扩散效应，衍生出许多新的行业，从而产生大量的就业机会。例如，20世纪50—60年代半导体等技术创新，不仅促进了家电产业的迅速发展，也促进了电子商务、影视、娱乐等产业的发展。又如，作为新兴产业代表的信息产业的发展，不仅导致计算机软件、互联网络等新兴服务业就业的增加，还导致广播、电视、报刊、教育等原有服务业就业的增加，以及第二产业中通讯设备制造、计算机硬件、办公设备和用品、消耗材料等相关制造业就业的增加，从而产生大量就业机会。但是，这里的关键是，劳动力素质能否适应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
也有学者从另一角度对劳动生产率与就业机会之间的关系提出异议。[5]认为长期以来，都存在一种错误的理解，即提高劳动生产率会导致就业机会的减少。从短期、静态看，就业岗位与经济增长率成正比，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但从长期、动态看，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或者劳动力收入水平提高，使市场容量扩张，收入提高后导致的消费结构变动致使产业分化，这无形之中扩大了劳动力的就业容量。如日本的经济增长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日本从国土面积和人口密度来说，是世界上劳动力人口较多的和现代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如果从劳动生产率增长过快会影响就业的理论看，劳动生产率高速增长多年的日本无疑会形成大量的失业人口。但是，实际上正是劳动生产率多年的快速增长，使日本不仅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而且还从一个劳动力过剩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劳动力短缺的国家。这里的前提必须是劳动力素质比较高，产业转换能力比较强，人力资本比较充裕，能够适应经济增长和消费结构变动带来新产业发展的需要。日本正是具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源，才得以实现充分利用。这也正是我国在产业技术升级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情况下，探讨如何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丰富优势使之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不是包袱的重大研究课题。
如果说产业技术升级会推动新兴部门不断出现，又会扩大人力资源需求的话，那么这里的人力资源需求就不是对一般的人力资源的需求，而是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是需要对一般人力资源进行开发或投资，形成人力资本的需求，甚至更多的是对高技术人才的需求。例如，与传统技术产业相比较，高新技术产业的科技人员在企业职工中所占的比例大约比传统产业高5倍，技术工人所占的比例高70%。企业生产技术水平越高，对职工的知识和技能水平的要求也就越高；企业的技术进步速度越快，就要求必须强化企业人力资源开发，快速提高职工的知识与技能水平，以使之与企业的物质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当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过渡时，企业对技术工人和初级技术人员的需求量就会增加；当资本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过渡时，企业对高中级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就会增加；当技术密集型产业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过渡时，企业对创新人才的需求量就会增加。因此，产业技术的升级将对人力资源不断提出更高的质量要求，并推动着对人力资源加大开发力度，使之形成良性循环，共同促进经济快速发展。
总之，产业技术升级对就业状况的影响如同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导致一些行业、一部分人被排挤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又产生新的行业，开辟新的就业机会，增加新的人力资源需求。但对两者影响的大小，主要取决于既有人力资源的质量和对人力资源的开发情况。
二、我国人力资源利用现状与产业技术升级中的问题
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年龄人口一直保持在60%以上，未来一段时期也将保持较高比例。这意味着解决中国的巨大就业压力将是相当长一个时期的首要历史任务，所以，必须首先客观分析我国人力资源现状，在此基础上正确处理好人力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产业技术升级的关系及其存在的现实问题。
（1）我国人力资源利用的现状
①人力资源利用的总量分析。我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2000年我国大陆人口为12.66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1%。劳动力人口7.12亿人，居世界第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力资源开发水平取得了显著进展。2000年，我国2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比1990年的5.79年提高1.6年；每10万人口中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为3611人，比1990年增加2189人，提高1.5倍。到1999年，我国首次在人均受教育年限上超过世界平均水平（1999年中国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11年，世界平均水平为6.66年）。这是中国人力资本积累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见表27、表28）。高等教育从落后到奋起直追，迅速赶上世界平均水平。目前，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列世界第一位，高等教育总规模占全世界总规模的比例从解放初的1/46提高到目前的1/7。1990—2002年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3.4%提高到14%以上，已经接近高等教育大众化水平。由此，我国劳动力人口文化程度不断提高。1982—2000年间，我国从业人员的人均教育年限从5.81年提高到7.99年；从业人员中受过高中阶段教育的人口比例从10.54%增长到12.65%；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人口比例从0.87%增长到4.66%。
②人力资源利用的结构分析。目前，我国劳动力人口仍主要集中于农村，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步伐的加快，劳动力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在加快。2001年，第一产业劳动力人口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83.5%下降为50%；第二、第三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分别由7.4%、9.1%上升到22.3%、27.7%。
表27 第三、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全国人均受教育年限 （单位：年）
资料来源：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
表28 历次全国人口普查每10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水平人口 （单位：人）
资料来源：《中国人口统计年鉴（2001）》。
同时，我国劳动力人口文化程度总体偏低，结构性差异显著。根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2000年，全国从业人员中具有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仍高达82.7%。其中，第一产业这一比例更是高达95%以上，即使在第二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这一比例也在50%左右。从总体上来说，我国三次产业就业人口人均教育年限分别为6.79年、9.44年和10.79年（见表29）。2000年，第一产业以小学文化为主，第二产业以初中文化为主，第三产业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不到20%。从城乡来说，15—64岁城市人均教育年限为10.2年，县镇为9.14年，而农村仅为7.33年。从地区来说，2000年我国从业人员平均教育年限最高的地区已接近11年，最低不足4年，地区间差距非常大。从专业技术人员在三次产业中的比例来说，1999年，在全国专业技术人员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过低，仅为2.63%，是导致我国第一产业的总体劳动生产率和产出水平低下的主要因素；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26.69%，也有些偏低，也是导致我国当前的某些支柱产业，如建筑、石油化工、汽车制造等行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产业技术升级慢以及产品质量、性能低于国际先进水平的重要原因；第三产业所占比重较高，达70.68%（见表30）。
另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最新调查，无技能或者低技能的劳动者占全国城镇就业人员的比例为56.4%；初、中级技能人员占23.3%；中间层的高级技工、技师、高级技师仅占4.4%；而决策管理层的工程师以上专业人员占了15.9%。这个统计数据表明，我国劳动力结构已经呈现典型的“两头大、中间小”的状况，即中间层人才、特别是高级技术技能人才严重匮乏。[6]
表29 第三、四、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三次产业就业人口人均教育年限 （单位：年）
资料来源：第三、四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与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10%抽样长表数据。
表30 1999年全国专业技术人员在三次产业中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1000年数据整理。
（2）我国产业技术升级与充分利用人力资源之间存在的问题
其一，我国低素质的人力资源制约着产业技术升级，导致产业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慢。虽然自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国的人力资源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更重要的是与我国产业技术升级的要求不相适应，从而影响了我国产业技术升级、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的快速发展。在发达国家和新型工业化国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较高。如美国和韩国，25—64岁人口中具有高中及以上受教育水平者比例分别占87%和66%。其中，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分别占35%和23%。相比之下，我国2000年25—64岁人口中受高中及以上教育水平者只占18%，受初中以下教育水平的占82%，其中受小学及小学以下教育水平者比例高达42%，每百人中受大专及以上教育的人不足5人。特别是高中文化程度人口比重偏低，成为我国人力资源素质提高的“瓶颈”。据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从业人员中仍以具有初中和小学受教育水平的人员为主体，占75%左右，其中仅接受过小学教育的占33%；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技术教育者占12.7%，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占4.7%。这种受教育比例远不能满足现代经济对劳动者知识、技能的需要。例如，以制造业和建筑业为主的我国第二产业来说，从业人员平均受教育年限为9.44年，相当于初中毕业水平，与日本的同行业相比，人均受教育年限相差3年左右。我国具有大专及以上教育水平的从业人员比例与日本差距更大，在制造业和建筑业这一指标分别相差5倍左右。第二产业劳动力的整体文化素质难以支撑我国制造业技术进步、产品的升级换代和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这种现实产生的影响将会越来越大。
从企业来说，也是如此，企业科技人员数量少而素质低，严重影响了企业技术创新和由此推动的产业技术升级。据有关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国有企业拥有工程技术人员178.5万人，但从事技术开发的不足36万人，平均每个企业4—5个人。在科技人员中，具有中、高级职称的人员所占比例不超过31%，不具有职称和只有初级职称的人员比例则高于69%。技术工人素质也比较低，据1995年劳动部统计，我国现有工人2亿多，技术工人7000多万，占全国工人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其中初级技术工人占技术工人总数的60%，中级技术工人占36.5%，而高级技术工人只占3.5%。现实中也表现为高层次专业人员和劳动熟练工人严重缺乏。[7]
其二，产业技术升级所需求的人才不足，人力资源结构不合理问题突出。
一是高层次科技创新人才极为紧缺。在我国7亿多庞大的从业人员中，高层次人才稀缺。2000年，25—64岁劳动力人口中，具有高等教育学历的比例仅为5.2%，1999年OECD国家这一指标的平均值为24%，超过我国的4倍；我国具有本科和研究生学历的高层次人才比重仅占1.38%，总人数尚不足1000万人。更为重要的是，据《2001年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在每百万人中从事研究与开发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美国1993年为3676人，日本1994年为4909人，韩国1994年为2193人，而我国在1995年只为454人，仅为美国、日本的1/8—1/10，不到韩国的1/4，高端科技人才与发达国家、新兴工业化国家差距十分明显。与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相关的专业人才供给严重不足，如电子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等相应的高水平学科专业点少，研究生规模偏小，致使开发研制型人才供不应求。涉及国家持续发展、创新体系建设以及尖端科技攻关的基础理论学科的有关专业人才培养，也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滑坡。
二是一线技术、应用型人才严重不足。由于我国处于加速工业化的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技术升级对一线工程技术岗位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加大。但相关专业规模却发展较慢，专科层次比例偏低的状况没有及时调整，机械仪表、电气电子、能源动力、土建等应用面广的大宗工科类专业规模增长大多数低于平均增长率，所占比重也有所下降，导致近年国家应用技术人才的严重短缺。例如，深圳市每年急需高级技能人才三万多人，而每年引进、培养的技能人才不到一万人。上海市在目前的技术工人中，高级技师比重仅占0.1%，技师和高级工也仅仅各占1.1%和1%，与需求相去甚远。其实，这是一个全国性的普遍问题，全国高级技工人数只占技工总数的3.5%，与发达国家占40%的比例相差太大，全国仅数控机床操作工就短缺60万人。
其三，产业技术升级与人力资源开发利用的教育培训体制和机制不相适应。
一是学校教育基本囿于正规学历和职前一次性教育。现有学校教育以学龄青少年为主要对象，强调正规学历教育和职前一次性教育，基本上仍是一种重学历、轻培训，重职前、轻职后，重知识、轻能力的教育。学校教育面向社会的教育、培训能力建设严重滞后，尤其是高等教育阶段的非学历、非正规教育及培训极不完善。2001年，全国全日制学校各级成人学历教育在校生为1118.68万人，比1995年减少233.74万人，下降17%；各类成人非学历培训结业、毕业人数增长非常缓慢，与社会需求极不适应。
二是高等职业教育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和产业技术升级的需要。培养大量应用型人才是解决我国就业、城镇化、产业结构调整与技术升级的重要环节。但是，目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一方面不能满足社会专门人才的急需，特别是高级技工的巨大供给缺口；另一方面，大批的高职毕业生就业困难，造成一定的结构性积压，反而加重了就业压力。在美国、日本等国家的高校中，接受职业教育的在校生人数大致占到总数的1/3—1/2。与之相比，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在办学定位、培养方向、培养方式、专业设置、教学内容、课程教材、人才培养规格与层次等方面均不适应劳动力市场和产业结构调整及技术升级的需求。目前的培养目标、专业设置与市场脱节，教学内容基本是本科专业课程的压缩，教师水平和知识结构也跟不上时代的要求。
三是民办教育发展缓慢，多元化办学体系尚未形成。2001年，全国各级各类民办教育机构在校生566万，仅占教育总规模的2.5%。其中，民办小学、中学、高校在校生占全国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仅为1.5%、3%、9%。而国外的情况是，1996年，美国、韩国、法国私立小学在校生人数分别占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12%、2%、15%；私立中学在校生人数分别占10%、38%、20%。1999年，这三个国家专业技术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占该类高校在校生总数的比例为7.4%、86%、26.3%；学术研究型私立高校在校生人数分别占34.5%、76.5%、9.8%。
四是产业结构调整与转业、转岗、再就业培训脱节。据统计，到2001年末，全国城镇下岗和失业人员达二千多万人，今后若干年，国家面临的就业压力异常严峻。但目前，我国对失业人员和转岗人员再就业能力的培训严重滞后，存在诸如培训机构不规范、培训课程不对路、培训费用过高、培训单位与用人单位脱节、培训内容注重书本知识而忽视实际操作能力等诸多问题，导致一些失业者经培训后仍不能就业。
五是农村转移劳动力教育培训尚属空白。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口转移增长迅速，未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这种转移会加速。但针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教育培训除少数城市、地区有零星的或试点性的开展外，大面积开展工作几乎属于空白，特别是在国家层面上进行专门规划、组织和统一管理以及跨地区、跨城乡的教育培训工作还没有提及。
其四，在产业发展上走资本密集型道路，使产业技术升级与我国人力资源素质现状不相适应。我们知道，不合适的技术进步或产业技术升级，特别是为实现技术追赶而选择的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既不利于经济发展，也不利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就业压力。实际上，我国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是走资本密集型道路和产业技术升级“跳跃性”路径。改革开放前，在赶超型重化工业化经济发展战略的指导下，我国经济发展事实上走过了一条资本密集型道路。改革开放后，从总体上说，我国经济发展基本上依然在走“资本深化”的道路。[8]我国技术进步或产业技术升级的“跳跃性”，无论是在改革开放前还是在改革开放后，都使我国经济增长没能实现对人力资源的充分利用和对劳动力的有效吸收，特别是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吸收。即使是在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经济增长对就业的吸收能力也在快速下降，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模式的一个重大缺陷。例如，1980—1989年，我国的GDP增长率为9.3%，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为16.6%，从业人员的就业增长率为3%，1978—1989年的就业增长弹性为0.311。1991—1995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1.9%，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平均增长率为36.1%，从业人员就业的平均增长率为1.3%，1990—1996年就业增长弹性为0.107。这就是说，尽管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是世界上最快的，但是我国的就业增长率相对于GDP增长率却不能令人非常满意。根据胡鞍钢提供的数字（见表31），我国的就业增长率不仅低于低收入国家，而且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仅仅略高于发达国家；我国就业的GDP增长弹性以及投资增长弹性不仅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甚至已经低于发达国家。所以，仅以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所造成的大量职工下岗等理由来解释我国就业弹性下降，并没有抓住问题的本质。其实，产业技术升级或技术进步所带来的资本密集程度提高，以及由此形成的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挤出”，是我国就业弹性急剧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例如，在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中，乡镇企业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面对资本密集度越来越高的国有企业的竞争，乡镇企业不得不开始加快自身的技术升级，提高技术水平。于是，乡镇企业也同国有企业一样，出现了资本排挤劳动的趋势，导致了乡镇企业对农村劳动力吸收能力的显著下降。
表31 中国GDP、投资和就业增长的国际比较
资料来源：胡鞍钢，《就业与发展：中国失业问题与就业战略》。
产生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是，我国人力资源的开发（特别是教育培训）及其素质水平跟不上产业技术升级的要求，致使我国庞大的人力资源不能充分利用，包括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艰难和城镇就业压力的加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技术升级使经济增长对劳动力技能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对我国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就显现出来，即受教育水平低正在成为职工下岗的重要原因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障碍。对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要求的提高，必然使一些受教育水平低下的劳动力失去就业机会，进入失业者行列。同时，城乡教育水平的“二元结构”，也使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到了农民受教育水平低下的约束。所以说，人力资本水平或人力资源素质成为解决我国失业问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重大“瓶颈”和关键所在。这也是我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和推动产业技术升级的挑战所在。
三、充分利用我国人力资源，促进产业技术升级的对策措施
我国是人口资源大国，人口占世界的22%，资本资源不足世界的4%，却要创造世界就业岗位的26%，关键出路在于把沉重的人口负担转化为有效的人力资源和高水平的人力资本。目前我国人力资源开发的低水平、不全面和发展不平衡是形成巨大就业压力的重要原因。全面开发人力资源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出路。
（1）转变观念，加大人力资源开发力度
有研究表明，在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过程中，我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与物质资本存量增长率相反，一直呈下降之势。由于人力资本投资不足，1979年以来我国人力资本存量增长率连续下降，严重影响了我国的技术进步、产业技术升级、经济增长方式以及经济的可持续增长，我国经济增长方式属于典型的物质资本驱动的粗放型增长。有测算表明，在1980—1996年的17年间，我国整个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零。1996年，表征我国制造业技术水平的全要素生产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美国，而且低于许多人均收入低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为此，一定要积极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形势、新阶段，靠物质资本投入和资源消耗已不可持续了，要靠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靠产业技术升级来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这就需要转向人力资本投资，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意识，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和人力资源的开发，把我国丰富的人力资源变成强大的人力资本，以高素质的人力资源适应和推动产业技术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方式的深刻转变，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
高度重视全面开发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不仅要从有利于促进产业技术升级和有利于解决就业压力来认识，更要从富民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认识。国家要从这一战略高度来加强对教育与人力资源开发的宏观管理、战略规划、强化人力资源开发责任，在事业发展规划中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第一目标来抓；加大第一资源的战略性投资，并把人力资源开发列入各级政府的政绩考核目标，建立完善的监督和考核机制，努力使各级政府把人力资源开发作为兴县、兴市、兴省、兴国和富民的首要任务来抓，努力在所有事业发展中坚持优先发展教育，在所有资源开发中坚持开发优势人力资源。
（2）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育、吸引和使用好海内外优秀人才
随着人才的作用日益为大家所认识，对人才的争夺，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争夺也日趋激烈。一些国家通过修改移民法、设立研究机构、提供优惠待遇和提供高额奖学金吸引国外留学生等办法，吸引各类高端人才。如美国1999年对外国科技人才的H-1B签证高达11.5万人。实际上，美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高科技的迅猛发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全球人才的引进和利用。而我国每年都有一批优秀人才流失到海外。例如，我国“863”计划中的某一重点研究项目取得一批重要的成果，但是通过该项目所培养的博士有90%以上流失到国外。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国外的留学人员达58万人，但回国的只有15万人。因此，要大力实施人才战略。以“长江学者奖励计划”和“高等学校创新团队计划”为重点，加大实施“高层次创造性人才计划”力度，扶持创新团队的建设，加大对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的培养力度。
在千方百计留住本国优秀人才的同时，要采取多形式、多渠道争取海外学人，特别是高端人才为国服务，加强对海外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要继续实施“请进来”战略，吸引海外优秀专家学者，特别是华人专家以各种方式为国服务。鼓励海外优秀人员在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国家重点（开放）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及各类企事业单位受聘兼职和工作。鼓励他们利用先进技术、设备和资金等条件，与国内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事业单位进行多种形式的合作研究和技术开发。鼓励他们在国内转化成果、创办企业、自主投资、开展服务等。为保障海外人才引进工作取得突破性成效，促进我国产业技术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应成立由国家高层领导人挂帅的“海外学人回国”政府机构，并制定出台《海外学人回国服务管理办法》等政策措施。
（3）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加大对劳动力的培训力度
一是要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我国25年来市场化改革在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比较而言，教育领域的改革是滞后的。目前教育体制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政府功能错位和过度的垄断眭行为。政府行政性垄断行为在严重抑制了人力资本微观投资主体的自主决定和积极能动性的同时，造成公共投资主体成本庞大、无力支撑而宏观社会效益低下。政府功能错位表现为，本该由政府管理干预的基础教育，特别是义务教育却无力应付，下放给地方和微观主体“多渠道”筹资办学；而本该由社会各界和家庭个人进行多元投资、自主办学的职业技术教育和高等教育却因政府部门垄断控制而供给不足。有人说，教育体制是计划体制下遗留到今天的最后两个“堡垒”之一（另一个为医疗卫生体制）。为了富民强国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今天，必须攻克这一“堡垒”。改革的战略方针是，在建立“政府间接调控教育运行、学校面向市场自主办学”的基本体制框架下，政府紧紧抓住义务教育、基础教育等关键环节，对非义务教育则面向市场化开展多主体竞争、多元化办学，实现整个教育制度创新和变革。目前改革的最主要任务是两条：第一，打破政府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彻底改变单一国立学校的旧格局，形成国立学校、公立学校、私立学校以及合资、合作、股份、联办等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新格局；第二，使政府功能归位，主要是抓义务教育、基础教育、非义务教育的关键领域（如师范、农林）以及支撑国家创新体系的重点大学等，其他应由非国立学校去办，但国家可以采取间接手段、政策措施予以引导和支持。政府要加大对初等教育的投入，特别是农村的初等教育和农村职业技术教育，要把开发农村人力资源作为政府投资的重点。
二是要推行素质教育，加强继续教育，培养创新人才。在教育体制进行全面改革之后，在市场这只无形“手”力量的作用下，教育事业会有一个很大的发展，届时的教育机会会越来越多，只要有条件，上学（包括各级各类学校）对一个人来说已不成问题。在此情况下，中学也不会只围着高考“指挥棒”转，中学生也不会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么目前的学历和文凭观念就会淡化，而更加注重素质教育和能力培养，到那时，推动素质教育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也就是说，推行素质教育也只有在全面深化教育体制改革之后才可行。而目前推行不下去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教育体制问题。与此同时，高等教育也会更加注重培养创新型人才，而不是现在的拿文凭、发论文、评职称的人才培养模式。在市场化、多元化教育体制下，特别是要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继续教育将被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据有关统计，65%的人才在近5年内没有参加过进修、培训等各种继续教育的学习，知识与技能得不到及时的更新和发展。[9]据研究，一位大学毕业生，如果不进行学习和继续教育，10年后的专业知识水平将大大落后，到40岁时将基本上失去专业工作能力，到50岁时将是一个门外汉。世界上发达国家都十分重视对人才的知识更新和继续教育。如法国早在1971年就制定了《继续教育培训法令》，美国80%的企业有专业技术人才培训计划。为此，需要加大对专业技术人才继续教育的实施，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实现继续教育的法制化管理。
三是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我国是人口大国，也是工农业生产和制造业大国。要使我国从制造业大国变成强国，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发展职业教育是加快人力资源开发、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然要求，也是培育中高级技能人才的必要途径。现在许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完全是择业观念不务实的问题。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大学生比例还十分低，但同我国现阶段发展的需要相比，我国目前急需的是有专业资格认定的中等技术人才，当务之急是对目前小学毕业和没有考上大学的青壮年劳动者进行中专水平的职业教育。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也有问题，许多职业技术学校出来的学生往往也找不到工作。职业技术教育要注重解决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要解决片面追求学历、文凭的倾向，要解决照搬普通教育模式的问题。要培养更多的实用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就需要更加注重实践和操作经验，而不仅仅是书本知识。在职业学校，学生应将2/3时间用在企业训练，1/3时间在校学习专业理论知识和基础文化知识。此外，从制度保障上，国家要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完善就业准入制度。即对城镇中不能升学的初、高中毕业生，以及农村中未能继续升学并准备从事非农产业工作或进城务工的初、高中毕业生，普遍建立和实行劳动预备制度，与农村转移人口教育培训相衔接，在就业前必须接受1—3年的高中阶段的文化和职业技术教育。劳动预备制人员培训或学习期满，取得相应证书后，方可就业。
四是要加大对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加大对因产业技术升级而不能适应岗位需要的产业技术工人（包括转岗、转产、知识与能力更新等）和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的培训，是当前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的迫切需要，也是缓解就业压力的迫切需要。据统计，目前我国每年城镇新增劳动力、下岗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劳动力共有4500万人左右。为此，要坚持失业、转岗人员培训制度，实施“农村转移人口教育培训工程”。特别是，要把向城镇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作为重中之重，因为我国未来的产业工人将大量来自农村，没有经过任何职业培训的农民工，进入城镇的经济建设，为工程质量造成的隐患是难以估量的。政府要下大决心，从提高产业竞争力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去加大对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力争在2020年前，分期分批把45岁以下的全部农民都培训为具有中专水平职业技能的合格劳动者。[10]
（4）建立劳动力统一市场，实现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机制
改革现有不合理的劳动人事管理制度（如档案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消除明显阻碍人才、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合理配置的所有障碍（如地区限制、部门限制、所有制限制等），逐渐建立覆盖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此基础上，建立劳动力统一市场，健全劳动与职业指导服务机构，规范人才竞争与流动秩序，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使市场在人力资源的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通过市场的配置作用和人力资源的流动，可以大大提高人力资源利用的效率，促进产业技术升级步伐。例如，深圳市正是通过人才和劳动力的流动与市场配置机制，使其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使其产业技术不断升级，高技术产业不断发展，城市经济实力不断增强。
（5）注重产业技术升级的次序，充分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大力支持适应我国国情的技术升级
东亚的经验和拉美的教训告诉我们，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升级要注重次序，而不能是“跳跃性”的：我国的产业技术升级要逐渐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过渡，再由资本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遵循“渐进性”原则。与此同时.要加大对人力资源开发的力度，特别是加强基础教育、义务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并遵循教育“层级性”原则，不断提高我国劳动力素质，以适应产业技术升级和国际竞争的要求。
在当前人力资源整体素质不高和结构不合理的情况下，在产业选择上，从国家层面和政府来说，要因地制宜，不能鼓励盲目追求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应针对我国目前的人力资源现状，更多地选择一些先进适用技术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我国产业升级逐步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劳动与技术、劳动与资金相结合的产业转变，以缓解我国庞大的劳动力就业压力问题。
第一，不能轻言放弃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都应该保持一定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规模，给予更多的优惠政策，为该类产业拓展更多更长时间的生存空间，在解决劳动就业的同时，在发达国家不再发展的行业领域保持领先地位，通过持续降低成本，发展规模经济，争取更大的利润总量。
第二，积极发展对就业影响小的先进适用技术和高新技术。例如，根据我国农村劳动力丰富的实际情况，我国目前尚不能采用欧美国家的机械化农业耕作模式，而应当用高新技术改造传统农业，通过生物技术、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等来发展高效农业。实践证明，高效农业既能满足人类追求安全、健康绿色食品的需求，又不会因为新技术的运用排挤劳动力，而且可以增加就业。类似现代农业中的生物技术、基因技术、信息技术等有利于就业的技术，应在实践中大力支持和鼓励推广运用。
第三，大力发展既能促进经济增长又能扩大就业的高新技术产业。计算机和通讯技术是典型的代表。计算机、网络、通讯及相关产业已经成为主要的经济增长点，而且这些产业带来了相当多的就业机会。这些技术的最大特点是能够促进一个或几个行业的兴起，从而可以创造许多新的就业机会，因此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方面基本上不存在矛盾。据国家统计局普查中心公布的最新资料表明，以高科技为特色的现代工业正在中国迅速崛起，电子计算机制造业、电子元件制造业、通信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及航空航天器制造业五大高科技产业5年间从业人员增加近180万人。
第四，加速发展第三产业。目前发达国家50%以上的劳动力集中在第三产业。事实说明，第三产业边际就业弹性高而且稳定，发展第三产业可以节省资本，多用劳动力。从技术发展看，应大力推进侧重于开发使用劳动力多的技术创新，使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更有效地使用劳动力资源。此外，作为工业化的必然结果，第三产业也将在我国获得长足的发展，尤其是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应受到政策的鼓励。我国应通过城镇化建设带动第三产业的发展，一方面可以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解决农村就业压力，充分利用人力资源；另一方面可以推进我国的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我国的产业技术水平。
（此文发表于《经济研究参考》杂志，2006年第11期）
【注释】
[1]《中国百科大辞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4页。
[2]王焕勋：《实用教育大词典》，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68页。
[3]李宝元：《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0页。
[4]李亚莉：《中国进入重化工时代》，载于《参阅文稿》2004年6月10日，第17页。
[5]卢福财：《人力资源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第20页。
[6]杨宜勇：《2004年上半年就业状况、下半年形势展望及对策建议》，载于国家发改委宏观院《调查研究建议》2004年第38期。
[7]江卫东，陈丽芬：《论国有企业技术创新与人力资源开发》，载于《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第58页。
[8]许学军：《技术进步、收入分配与人力资本形成》，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4页。
[9]范柏乃：《发展高技术产业人才政策实证研究》，载于《中国软科学》2000年第8期，第63页。
[10]刘福垣：《新发展观宣言》，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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