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关心的课题，其中菲利普斯曲线与奥肯定律是揭示两者之间关系的杰作。1957年经济学家菲利普斯根据英国近百年的数据对通货膨胀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得出了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这条曲线反映出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存在一种内在联系，即通货膨胀率低时，失业率就高;通货膨胀率高时，失业率就低。但20世纪60年代之后资本主义世界普遍出现的“滞胀”问题，以及90年代后期美国新经济出现的低失业率，低通货膨胀率、高增长率现象，给菲利普斯曲线带来了很大冲击，并由此引发了许多关于菲利普斯曲线长期与短期以及是否失效问题的争论。另一个关于经济增长与就业关系的描述，是著名的奥肯定律。1962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奥肯在对美国经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被后人称为“奥肯定律”(Okun's Law)的经验规则。该定律表明失业率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呈反向变化即二者存在负相关关系，经济的高增长率伴随着低失业率，低增长率伴随着高失业率。这一经验性规则揭示了经济增长和失业率之间的内在关系。尽管各国经济增长率和失业率之间的数量变动关系不尽相同，但经济增长与就业同向变动、与失业反向变动的关系，以及经济高增长率与低失业率相随的关系，已为许多国家的经济实践所证实。
但是并非所有经济学家都认同经济增长必然能带动就业，近些年来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化似乎也说明了这一点，至少增长与就业不再是简单的、线性的关系。根据Forrester Research Inc.的研究，在2001—2003年，美国的年劳动生产率以3%～3.5%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美国却损失了300万个就业机会。美国经济中80%的就业是由零售业、金融业和运输业提供的，其中提供12%就业机会的零售业在过去5年中劳动生产率提高了35%[18]，这种无就业增长的局面无疑使新古典经济学面临严峻的挑战。在这样的背景下，经济理论界则产生了相应的“无就业增长”理论。“无就业增长”理论认为，一方面科技革命使得资本相对于劳动显得更加便宜，另一方面由于劳工市场的各种制度因素的存在使工资呈现刚性。于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在促使经济增长的同时，与工资刚性相互作用造成了无就业增长的现象。
由此可见，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逐步呈现了经济增长与就业脱节的现象，经济形势的变化导致理论产生了相应的变化。
(二)配第—克拉克定理
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产业结构变化与就业结构变化的关系。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威廉·配第(Willim Petty)，在其名著《政治算术》中指出，工业往往比农业、商业往往比工业的利润多得多。荷兰大量吸收外国移民从事农业生产，而本国国民大多从事制造业和商业，因此其人均国民收入要比欧洲的其他国家高得多。[19]
19世纪30年代，英国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进一步考察了众多国家产业结构演变和劳动要素的转移问题，通过计量和比较不同国家、不同收入水平下，劳动者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克拉克发现他所得到的就业结构变动规律与配第的研究发现极其相似，他只是印证了威廉·配第先前提出来的观点而已，所以后来的经济学家将他们的发现统称为“配第—克拉克定理”。
克拉克在搜集和整理若干国家的统计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国际比较和时间序列分析，得出如下结论:“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在经济上变得更为先进，从事农业的人数相对于从事制造业的人数趋于下降，进而从事制造业的人数相对于服务业的人数趋于下降。”
克拉克认为，劳动力在产业之间的转移是由于各产业间的收入出现了相对较大的差异。因此，克拉克的发现也可以表述为: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向第三产业移动。克拉克对此有两点解释:一是需求因素，克拉克认为随着人均收入的增加，人们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一直在下降，而对制造品的相对需求有一个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而对服务的相对需求则一直在持续上升。这里所指的服务业不限于对个体消费者的服务，还包括为企业提供的专业服务。二是效率因素，克拉克认为不同部门存在不同的生产效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通常会比其他两个行业提高得更快，因此当制造品相对需求不变时，会导致该部门就业比例下降，甚至当制造品相对需求增加时，该部门长期的就业比例也是下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会持续上升，但通常没有制造业劳动生产率上升得那么迅速。上升的生产效率与持续下降的相对需求相结合，必然导致农业劳动力比例持续下降。当然，服务业的效率也同样得到了巨大的提高，但全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比生产率增加得更为迅猛，因而服务业中劳动力的相对比例相应会逐步提高。
配第—克拉克定理揭示了产业结构和劳动就业结构变动的一般规律，即随着经济发展、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国民产出和劳动力的分布比重在三次产业之间不断调整，第一产业产出和就业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产业产出和就业比重会经历一个先上升后缓慢下降的过程，而第三产业产出和就业比会一直稳步上升。
(三)库兹涅茨法则
西蒙·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是美国当代著名经济学家，被西方经济学界誉为“美国GNP之父”。1971年，他因在各国经济增长的长期趋势的结构分析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继承配第和克拉克的研究基础上，对产业结构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探讨了国民收入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分布与变化趋势之间的关系，从而深化了产业结构演变的相关理论。在他看来，一方面，生产效率的提升和结构的改善是经济增长的基础条件，而技术和知识的积累是社会长期发展的根本源泉。库兹涅茨把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长期统计分析，得出的结论是现代经济增长主要得益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库兹涅茨认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增长的历史进程，也是其经济结构不断调整、改善、转变的过程，结构变化和改善是经济长期增长的条件也是结果。从国民产出的部门比重来看，首先是农业部门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优势，之后逐步转向以工业部门为主，并再从工业部门转移到服务性部门。库兹涅茨把第一、二、三产业分别称为农业部门(A部门)、工业部门(I部门)和服务业部门(S部门)。他认为在现代经济增长过程中，人口和国民生产产值的高速增长总是伴随着产业结构的明显变动。他在收集和整理了二十多个国家的庞大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各国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之间分布结构的演变趋势的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在发达国家的增长进程中，这些部门在国民生产总值或国内生产总值或国民生产净值中所占份额的趋势是类似的:A部门国民生产总值的份额显著下降，从最初几十年的40%以上降到近年来的10%以下;I部门的份额显示上升，从开始几十年的22%～25%上升到近年来的40%～50%，以及S部门的份额微微地而且不是始终如一地上升。(2)A部门劳动力中所占份额急速地下降，从最初的50%～60%水平下降到20世纪60年代初的10%～20%左右的水平，I部门份额则从最初水平的20%～40%，在大多数国家上升到超过40%，但在大多数发达国家中，I部门在劳动力所占份额的上升的速度，或低于S部门，或大体相等，S部门份额的显著上升，它抵消了A部门份额下降的大部分。[20]
产业结构的变动必然带来就业结构的相应调整，经济发展的初期，社会劳动资源集聚在生产效率低下的农业部门;随着科技发展，工业革命之后，现代工业部门兴起，越来越多地承接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农业部门的就业逐步减少而让位于工业部门;当代技术进步步伐加快又使得工业部门劳动生产效率空前提高，既排斥劳动力过多进入，又为以商业、金融、技术服务为主的第三产业快速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使得大量劳动就业逐步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库兹涅茨对各国国民收入和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结构的变化规律之概括被后人称为“库兹涅茨法则”。
库兹涅茨认为劳动力由农业向非农业部门转移是人类走向工业化社会的必然趋势。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变动十分缓慢，是造成与发达国家经济差距的主要原因。大凡在不发达国家经济结构中，以传统生产技术和生产组织方式进行生产的低效率的农业部门中沉淀了60%以上的劳动力，而以现代技术为手段的制造业部门发展缓慢，不能适应现代经济增长的要求。
(四)钱纳里—塞尔奎因的“世界发展模型”及就业结构转换滞后理论
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B.Chenery)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他长期从事经济发展、产业经济学和国际经济学的研究，其主要著作有:《产业联系经济学》(合著，1959年)、《工业化进程》(1969年)、《发展计划研究》(1971年)、《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与塞尔奎因合著，1975年)、《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1979年)、《增长中的再分配:政策探讨》等。
在《发展的型式:1950—1970》一书中，钱纳里运用大量统计数据对全世界101个国家在1950—1970年的社会经济统计资料进行回归分析，得出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为因变量，其他27个社会经济发展指标为解释变量的回归模型，即著名的“世界发展模型”(表1.1)。在他的模型中，工业化与城市化几乎是同义语。因为城市经济以工业为主，而现代工业又大多集中在城市，并且城市工业化带动服务业发展，吸收大量农业劳动力，减少了农业人口负担，使得农业现代化成为可能。所以钱纳里将城市化的指标直接用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钱纳里以人均收入水平作为参照，给出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9个等级的“标准结构”量表，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判定发展阶段提供了一般的通行标准。按照钱纳里的统计分析和测算，人均GNP达到1000美元以上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65.8%以上。因此，工业化、城市化、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互为一体的互动过程。在工业化初期，农业为城市工业提供积累，支持工业发展;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为农业部门提供现代化生产手段，极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水平，工农业处于平行发展时期;在工业化后期，工业长足发展使之能够反哺农业。[21]
钱纳里和塞尔奎因在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发展趋势中指出，在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过程中，农业产值和劳动力就业向工业的转换基本上是同步的，即随着农业和工业产值份额的此消彼长，农业人口也相应地向工业转移。
表1.1 产业份额变化的标准型式
续表
资料来源:［美］钱纳里、塞尔奎因.发展的型式:1950—1970.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32．
但是在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转换与就业结构转换经常不一致，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转换普遍先于就业结构转换，即所谓的就业结构转换滞后理论。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的不协调，主要反映在第二产业产值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比非常高，而这个产业吸收的就业人数又显得偏低。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业部门普遍使用先进技术，而这些技术可以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节约大量的劳动力，因此这些部门创造产值的能力大大高于创造就业机会的能力。对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就业结构的转换滞后于产业结构的转换在一定时期内也是必然的。此外，发展中国家农产品价格偏低，工业品价格偏高也是造成工业产值比重过高的重要原因，工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产值结构指标并没有真实地反映产业结构。在这种情况下就业结构变化比产值变化更能真实地反映产业结构变动的实际情况。就业结构的滞后性更能说明为什么在经济迅速增长的过程中，就业增长的难度越来越大。
钱纳里—塞尔奎因的就业结构转换滞后理论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它提醒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必须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奉行恰当的产业政策，使产业结构的升级能够最大效应地促进就业增长，从而解决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的就业难问题。
(五)刘易斯—费景汉—拉尼斯的二元结构理论
美国经济学家刘易斯(W.A.Lewis)在研究中发现: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劳动生产效率低下的传统农业部门和效率较高的现代工业部门并存的局面，劳动力在两部门之间流动，刘易斯据此创立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刘易斯认为:劳动力从传统农业部门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转移是因为城市工业部门的收入水平更高，只要城市工业部门的一般工资水平高于农业部门，农业劳动者就会具有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的愿望，只要城市工业部门能够持续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那么农业劳动者就会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最终可以使农业和工业达到均衡发展，消除二元结构差异。刘易斯的理论实际上隐含了两个重要的假定条件:一是农村劳动力资源足够丰富;二是城市部门能够持续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即城市中不存在失业问题，所有愿意向城市部门转移的农业劳动力都可以得到工作岗位。
之后的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认识到了刘易斯理论的不足之处，并进一步修正和发展了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他们提出了以技术进步和生产效率提高为背景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型，即“费—拉尼斯模型”。在该模型中，费景汉和拉尼斯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部门的转移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传统的农业部门存在大规模的剩余劳动力，农业生产中的劳动力边际生产效率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化转移是优化劳动力资源配置，并不导致农业总产出的下降。此时期的工业部门就能够用最低廉的工资雇佣转移而来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工资甚至低得仅够劳动人口维持生计。工业部门在此阶段肆意地压榨农村劳动力的剩余价值，一般都能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下一阶段的发展积蓄力量。
第二阶段，传统的农业部门中剩余劳动力几乎都已经转移到城市，且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过程还在持续，这会导致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数量持续不断地减少，农业部门的劳动边际产出率慢慢提高，农业生产中劳动力边际生产效率大于零。这时农业不能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剩余劳动力，但农村劳动力的隐性失业现象仍大量存在，劳动力在城市工业中一般能够获得更加丰厚的回报，所以在此阶段农村劳动力还是会继续流向城市工业部门。但由于此时农业劳动边际生产率已经大于零，因此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会引起农业部门总产出的减少，而农产品供应减少又会引起产品价格上涨，这会传递并带动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上涨，从而影响工业部门扩张和吸收农业劳动力转移的规模和速度。
第三阶段，农业部门劳动力减少直至隐性失业全部消失，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效率与工业部门持平。因此，农业部门劳动的工资水平已不再可能由以往的习惯和道德力量所决定，而只能由市场机制来形成，此时，工农业部门发展达到均衡状态。
费景汉和拉尼斯对刘易斯模型的修正使二元结构理论更具现实性和解释力，因此刘易斯模型和费—拉尼斯模型统称为刘易斯—费—拉尼斯模型。
(六)托达罗模型
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P.托达罗于1969年发表的论文《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迁移模式和城市失业问题》中提出了城乡劳动力迁移的行为模型，对刘易斯的二元结构劳动力转移模型在很大程度上予以了否定。托达罗模式的假设条件是:在发展中国家，不仅农村中存在着大量的失业，而且在城市中也同样存在着失业。托达罗模式认为，农村劳动力迁入城市的决定不仅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的差异，还取决于人们对城乡预期的收入差距。这种预期收入差距是由实际的城乡收入差距与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可能性这两个变量的相互作用决定的，托达罗模型中引入就业概率的概念，用以表示在城市获得就业机会的大小，从而在城市失业与劳动力转移之间建立起联系，虽然城市存在失业，失业会导致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概率的下降，从而使预期收入下降，但只要此预期收入仍高于在农村就业的工资收入和迁移成本，农村劳动力还是会由农村到城市的转移。托达罗模型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发展中国家城市失业水平虽然很高，但大量农村劳动力仍会从农村迁移到城市的现象。托达罗模型认为为了解决城市失业问题，就需要对农村劳动力迁移到城市应该采取限制措施，比如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严厉的行政管理措施，同时对农村教育、生产的不断投入等，只有这样才能较好地解决城市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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