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装产业集群升级研究进展

1.3　服装产业集群升级研究进展

1.3.1　产业集群理论的基本观点

在全球化背景下，区域或者地方如何在全球经济中取得并维持竞争优势，是经济地理学者广泛关注的主题。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许多研究者开始将地方性与竞争优势联系起来。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主流经济学家重新发现了地方性的重要作用（Paul Krugman，1991）。这些主流经济学家受马歇尔地方外部经济的启发，探讨同行业相关企业的地方聚集问题。产业集群现象不仅引起了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而且也引起了管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广泛关注。越来越多的集群研究文献表明，产业集群在地方产业乃至国家产业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Henderson，1999；Krugman，1991；Storper，1997）。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许多中小企业集群（Schmitz，1999）。有文献认为，在发展中国家，支持中小企业集群的政策应该成为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的主要政策（Humphrey and Schmitz，1996）。

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产业集群现象的广泛关注，最早源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第三意大利”所表现出的良好经济绩效。20世纪70年代，面对两次石油危机的冲击，东亚新兴工业国家的竞争，西方发达国家传统的老工业区陷入大量工厂倒闭或外迁、失业严重的困境，但在另外一些工业原本比较落后的地区，如第三意大利、德国的巴登－符腾堡州地区，以及美国的硅谷及洛杉矶的服装聚集区，却表现出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王缉慈等，2001）。于是许多研究者开始从这些地区的企业结构、社会支撑体系、产业文化来寻求区域竞争力的源泉，虽然各有不同的侧重点，但这些研究共同强调基于信任基础上的地方分工网络，对区域经济竞争力的重要作用。在这种背景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地理学界及社会学界出现“弹性专业化”的研究热潮（Piore and Sabel，1984；Scott，1988；Storper，1997），认为传统的福特制生产方式开始由弹性生产方式所取代，由此在地理空间上出现了马歇尔式的“新产业区”或“新的产业空间”。无论是最初的弹性专业化，还是后来的新产业区、新的产业空间、区域创新系统以及产业集群，都在试图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寻找这些产业聚集区经济竞争力的源泉。

在国外有关产业区的研究中，布鲁斯科最早意识到产业集群治理与产业升级之间的联系（Brusco，1990）。许多研究者在研究“第三意大利”和欧洲其他产业聚集区后，得出了一些新的区域产业政策，即产业集群政策，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强调区域政府及非政府机构承担大量的支撑及服务职能；这些机构所提供的服务要与企业的需求紧密联系；不仅关注企业家的创业精神，更重视服务机构及支撑机构的服务意识；强调行业协会及商会的自我服务职能。

这些集群政策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集群内部知识的创造及扩散并非全部来自企业自发的行动，或者所谓的“产业空气”，而是需要通过公共和私有部门所组成的政策网络提供必要的支持（Scott，1998）。后来，受产业区研究的启发，许多研究者开始将区域本身作为一个创新系统或者一种创新环境来研究（Storper，1997；Maillat，1995）。因此，无论是产业区理论、区域创新系统或者创新环境，还是后来的产业集群理论，都非常重视区域治理对地方产业升级的重要作用，将地方产业集群的竞争力视为区域治理与由聚集所带来的外部经济共同作用的结果。

受发达国家产业区研究的启发，近年来有大量的研究文献采用产业集群的概念和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聚集区（Nadvi，1996，2002；Rabelotti，1997；Hubert Schmitz，1999a）。这些研究认为，与发达国家的产业集群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产业集群虽然处于比较低的发展层次，但是通过聚集所带来的地方外部经济和集体行动，能够形成集体效率，帮助这些产业集群不断升级，并提出了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发展的“三C”战略^[5]（Humphrey and Hubert Schmitz，1996）。

1.3.2　服装产业集群的研究进展

服装产业在产业集群文献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意大利、德国等发达国家存在大量服装制造业的事实，与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及新国际劳动分工理论相矛盾。许多经济地理学家试图用新产业区理论来分析这些地区服装产业继续发展的原因。文献指出，这些地区的服装制造以小企业为主，企业之间存在密切的专业分工，产品主要以新颖的设计和品质取胜，而且由于存在特殊的社会制度环境^[6]，使整个地方生产网络能够基于产品品质而不断地随市场变化进行调整（Kaplinsky，2000；Norma，2002；Scott，2002）。

发展中国家服装产业集群的研究文献，一般侧重于从全球联结的角度出发，直接借用全球价值链的服装业升级理论，来分析发展中国家服装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和升级（Robert and Rabelotti，1997；Bair and Gereffi，2001；Humphrey and Schmitz，2002）。Bair在研究墨西哥服装产业集群的发展过程之后发现，美国的服装采购商进入集群之后，对本地供应商的技术能力有明显的提升，与原来依靠美国服装制造商进口裁剪好的面料，只在本地进行简单加工相比，美国服装采购商的进入，使本地上下游联系有比较明显的增强（Bair，2001）。

Nadvi同样从全球服装价值链的角度，分析了越南服装产业集群嵌入全球服装价值链的过程，研究指出，不同类型的服装企业加入全球服装价值链所得到的升级机会存在差别，比如大型国有服装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拥有广泛的客户群，所获得升级机会较多，而一些小型服装企业很难直接获得跨国服装采购商的订单，这些企业只能通过地区贸易商向发达国家出口低价服装（Nadvi，2004）。

Hassler对印度尼西亚服装产业集群的研究表明，发展中国家的地方服装集群一方面确实嵌入在全球服装价值链之中，同时又嵌入本地社会网络关系之中，服装产品的类型会影响服装产业集群嵌入全球服装价值链的方式（Hassler；2003）。Visser对秘鲁服装产业集群中的服装企业与集群外的服装企业进行了对比研究，发现集群的优势确实比较明显，这种优势主要表现为成本降低及信息溢出效应（Visser，1999）。

1.3.3　服装业集群升级研究评述

上述服装业集群文献回顾表明，以发达国家服装产业集群为对象的研究文献，强调地方联系的重要性。以发展中国家服装业集群为对象的研究文献，一般借用全球价值链的升级理论，从发展中国家服装业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来分析集群的升级过程。

服装业集群的跨国联结，是发展中国家服装业集群的重要特征。借用全球价值链理论，重视集群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升级，确实符合发展中国家服装业集群跨国联结的事实。但是，借用全球价值链服装业升级理论，研究发展中国家服装业集群升级的文献存在以下两个不足。

首先，与全球价值链服装业升级研究文献一样，服装业集群升级研究经常缺乏对升级主体的明确界定，经常将单个企业的技术学习或升级等同于集群的升级。

其次，服装业集群升级研究文献，虽然采用了服装业集群这个概念，也将服装业集群作为研究的对象，但是，并没有将服装业集群的内部联系与学习纳入集群升级的讨论之中，这样，服装业集群中的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学习，与集群内部的技术学习和扩散缺乏联系，无法从整体上去理解和分析服装业集群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