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革命派的合离

有人说，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两颗新星，一个是新进的革命党孙中山，一个是文坛巨子梁启超。孙中山年长梁启超七岁，二人是同乡，同样热切地希望改变中国的现实，20世纪初的风云际会给了两个人相识相知的机缘，却最终分道扬镳。也就是说，百日维新失败后逃亡日本的梁启超，曾经一度憧憬和向往过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从维新、改良骤然跳跃到革命、破坏，与康有为貌和神离，被革命党视为“同志”，而最终在他对中国的现实做出思考和判断后，又重新回到了改良主义的阵营中。

梁启超与革命党人的最初交往，可以追溯到1895年与孙中山的密友陈少白的接触。1895年，梁启超与康有为一同北上进京参加会试，路经上海住在洋泾浜安全栈21号，陈少白受孙中山之命至上海召集同志回广东起事，住在安全栈19号，陈少白借机拜访康有为并结识了梁启超，三人对话了几个钟头，梁启超与陈少白一见如故，谈论颇欢，自此梁启超与革命党人有了联系。1896年9月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梁启超时任《时务报》主笔，他借讨论国际公法为题，记述了孙中山历险的全部经过，如《时务报》第15册译载的《英国律师论孙文被禁事》、第19册译载的《论传言英将控告孙文一案》、第21册及27册译载的《论孙逸仙事》，不仅对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做了介绍，并对其有肯定之词，将其描述为一位受过西方教育、治病救人的医生。在清政府极力渲染孙中山为强盗乱匪的时候，《时务报》这些介绍无疑在不明真相的中国人面前还原了孙中山的革命形象。1897年，章太炎与梁启超谈话，问及孙中山是怎样一个人，梁启超的回答是：“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1]言语中不但没有反感之意，而是流露出对革命党的同情和对孙中山本人的钦佩之情。

大概是梁启超在《时务报》中表现出来的友好态度，引起了孙中山的注意。许多日本友人也认为康有为定会从戊戌政变中吸取教训，放弃改良，与革命党合作进行反清革命。在1897年8月至1898年8月间，即维新变法尚在进行之中时，孙中山与宫崎寅藏来往信件中就多次谈及康梁。宫崎寅藏主张请康有为或梁启超任何一人到日本共同商讨革命大计，“万事可望也”，但孙中山对康有为不抱任何希望，一方面当时的孙中山只希望通过维新派了解国内情形，康有为身份特殊，来日必招致非议，“梁氏或别位已可”，另一方面孙中山认为康有为欲学鬼谷子隐藏幕后，“多使其弟子出来办事”，故他将与维新派联合的期望几乎全部寄托在梁启超身上，但他对梁是否敢应允来日没有把握，“他敢来否，弟尚不能料”。^[2]1898年变法失败后，康、梁到达日本不久，孙中山便辗转到达横滨，托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转达了他的问候，并派陈少白拜访康有为，代为转达欲与康有为商谈两派合作事宜，而康有为倨不为礼，一心要报达光绪“圣恩”，拒绝革命。时隔几日，在犬养毅家中，梁启超与孙中山、陈少白有了一次深入的会谈，三人极为详细地谈及了双方的合作办法，据陈少白回忆：“犬养毅殷勤招待，陪坐到晚上三更后，回房休息。其余三人继续各抒己见，陈说合作之利，彼此宜相助，勿相拒，讨论合作方法颇详，至翌日天明始散。”^[3]从三人彻夜长谈可以看出双方的谈话极为投契，梁启超被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慨，只是梁启超没有最终的决定权，需回去向康有为报告，由康有为做最终的决定。两日后，陈少白邀平山周共同回访康有为，康有为先以头痛推托不见，后在梁启超的劝说之下出来相见，仍然坚持保皇立场，前日所谈两派合作的事情就此搁浅。从上述内容可看出，孙中山联合康、梁共同革命的计划，遭到康有为的拒绝，而梁启超却热切响应，遂成为维新派中积极主张革命的代表人物。其后孙中山和梁启超两人交往密切，大有联合两派共同进行革命之势，二人后来虽因各种原因水火不容，但就当时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往来信函看，梁启超的确是受到了革命党人的影响与启迪。遗憾的是，孙梁二人探讨革命的函电往来频繁，而存留下来的却极少，只能从仅存的少数中勉强窥其大概，这为后来人研究梁启超与革命党的交往带来了诸多不便。^[4]

1899年3月，康有为离开日本赴加拿大筹建保皇会^[5]，暂时摆脱了康有为制约的梁启超与孙中山往来半公开起来。

孙中山于1899年3月2日和4月1日给宫崎寅藏的两封信中，也透露出希望近一步结交维新派的意愿：

3月2日信：“兄果知其人诚实，可请于明日午后五时来见可也。此复。”

4月1日信：“弟病气已消，今日已出外游行，以吸清气而抒体魄。某君前日来见时，弟已应言尽言，倘能如弟言去办，则于中国前途大有补益。余则非弟力所能及，似可毋容再见。此复，即候大安。”^[6]

根据两封信的时间、内容和当时的客观情况分析，信中的“其人”“某君”皆指维新派人士无疑，进而有学者猜测为梁启超本人。^[7]据《孙中山年谱长编》中说：“某日，欧榘甲和一个同学到东京对阳馆宫崎寓所，托其约先生前往商量合作。”于是便有了3月2日孙中山的回信。但次日“双方讨论了许久，还是没有什么结果。因为欧榘甲对于什么事情，都说不能作主，总说要回去请教康先生再定。当时，我们也问过梁启超，合作之后，如何对待康有为？他说惟有请康先生闭门著书，由我们出来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他，我们也顾不了许多了。这主意原是很坚决的。这次欧榘甲来，还是口口声声忘不了康先生，所以我（孙中山——笔者注）说：‘你要同你先生去商量，那么这事是没有希望的。你此来若是有全权决断的，就不妨谈下去；否则，谈了也是空话，不会得到结果。’他听了也就去了。”^[8]从这段表述中，可以肯定的是“其人”和“某君”并不是梁启超，而是欧榘甲。而欧在交谈过程中的态度，也符合4月1日孙中山在信中所说的“弟已应言尽言”，“余则非弟力所能及，似可毋容再见”。

鉴于孙、梁二人结交的共同愿望，1899年夏秋之间，梁启超与孙中山来往密切，《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收录了梁启超写给孙中山的几封约见信，透露出梁启超逐渐有赞成革命的趋向：

第一封：“捧读来示，欣悉一切。弟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己。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君虽相见数次，究未能各倾肺腑，今约会晤，甚善甚善。”在这封信末尾梁启超约孙中山“于下礼拜三日下午三点钟到上野精养轩小酌叙谭”。当时孙中山的住处与《清议报》的报馆距离很近，同在山下町，仅十几门号相隔，二人正常往来十分便利。但梁启超却约孙中山在别处相聚，原因在信中也略有提及：“惟弟现寓狭隘，室友中前后左右皆学生，不便畅谈”，十分明显，是为了不让那些不赞成革命的人知道他与孙中山之间的交往。对于这次上野精养轩的谈话，梁启超后来在《杂答某报》中曾有所提及，他们谈论了革命手段、建立民国、土地国有等问题，梁对孙中山主张的土地国有后“耕者直纳若干之租于国”的设想甚为赞成，称其“颇有合于古者井田之意，且与社会主义之本旨不谬”。^[9]

第二封：“前日承惠书，弟己入东京，昨日八点始复来滨。知足下又枉驾报馆，失迎为罪。又承今日赐馔，本当趋陪，惟今日六点钟有他友之约，三日前已应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得恭辞，望见谅为盼。下午三点钟欲造访尊寓，谈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并约杨君衢云同谈，尤妙。”^[10]从梁启超在日本的活动行程推断，这封信应写于1899年梁启超为筹划在东京设立高等大同学校之事，由东京回到横滨的第二天，得知孙中山前一天曾到报馆探访落空和当日未能赴孙中山宴请写信致歉，并打算同杨衢云“下午三点”到孙中山寓所“谈近日之事”。

从这两封信中透露出的二人的稔熟程度，可以看出，在康有为离日赴美组建保皇会后的半年时间里，梁启超和孙中山频频相见共商国事，据冯自由回忆，这年的夏秋两季，二人每周至少有二到三次会面聚谈。在日本侦察回来的庆宽向慈禧报告中也提到，孙中山“近日常盘聚日本，联络商民，与王照、梁启超等往来勾结，立会煽惑等事，并倚日本壮士党为声恃”，都一一印证了孙、梁二人的交往频繁。此后不出半年，梁启超决定由徐勤起草合并章程，实行两派合并进行革命的计划。按计划，两派合并后推选孙中山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并没有为康有为设立任何职务，为此梁启超惴惴不安，他曾“诘中山曰：‘如此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11]梁启超这才表示“悦服”。其实，梁启超未必看不出来孙中山把康有为称为师长地位更尊的说法，只是把康有为置于两派合作后的一个含糊虚设位置的权衡，但他仍然联合韩文举、欧榘甲等“十三太保”^[12]，拟《上南海先生书》沥陈革命理由：“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履行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并称“吾师春秋已高”，劝康有为“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13]这封信发表后，各地保皇党人舆论哗然，谓此十三人为叛徒，康有为更是气得大呼逆徒，加之徐勤、麦孟华暗中驰函转告起草两派合作章程之事，康有为怒上加怒，立即修书对梁启超严加训斥，并责令他即日离开日本前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梁启超不得已只好尊师命赴檀。

第三封信是梁启超赴檀香山初期写给孙中山的，原文如下：“弟于十二月三十一日抵檀，今已十日。此间同志大约皆已会见。李昌兄诚深沉可以共大事者。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郑金皆热心人也。同人相见皆问兄起居，备致殷勤。弟与李昌略述兄近日所布置各事，甚为欣慰。令兄在他埠，因此埠有疫症，彼此不许通往来，故至今未得见，然已彼此通信问候矣。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善法也。”^[14]梁启超赴檀之前曾向孙中山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力托孙中山为其介绍革命同志，孙中山也极为信任梁启超，写信将其介绍给在檀香山的哥哥孙德彰其及友人，信中所说黄亮、卓海、何宽、李禄、郑金等人皆为孙中山为其介绍的革命党人。以梁启超的秉直个性推断，直至赴檀办理保皇会事务初期，他仍是希望能够同革命党合作的，他把自己与孙中山的关系视为“已订交”，并坚信他日定能够“共天下事”，假以时日他一定能够“有调停善法”说服康有为。

笔者认为，赴檀之前和赴檀之初的梁启超是有革命决心的。例证有三：一是梁启超与孙中山合办一刊物名叫《中国秘史》，专言宋明亡国及洪杨遗事；二是1899年10月，梁启超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亲自主讲英法名儒自由平等天赋人权学说，手批的学生笔记也全是鼓舞学生努力革命大业的字句。三是同年秋，梁启超与孙中山共同赞助唐才长等组织革命性团体正气会。同时，梁启超还在他主持的《清议报》上拒绝发表保皇会的文字，又于1901年将“任厂”改为“任公”，自号“饮冰子”，表示与康营的分化。至此，梁启超和孙中山的合作达到抛物线的顶点，此后就只有下降没有再上升的趋势。

很多学者称梁启超的一生是“善变”的，这一“善变”也体现在他对革命党“始乱终弃”的态度上。梁启超到达檀香山后，与孙中山的往来日渐疏阔，又受到康有为的影响，态度再次发生变化。1900年4月28日（三月十九），梁启超致信孙中山劝其赞同“起兵勤王”，原文如下：足下近日所布置，弟闻得其六七，顾弟又有欲言者，自去年岁杪，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弟之意常觉得通国办事之人，只有咁多，必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古人曰：‘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弟以为宜稍变通矣。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爱兄之才，故不惜更进一言，幸垂采之。弟现时别有所图，若能成（可得千万左右），则可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今日谋事必当养吾力量，使立于可胜之地，然后发手，斯能有功。不然，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采纳鄙言，更迟半年之期，我辈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为何如？”^[15]在这封信中，梁启超向孙中山表达了三层意思：第一层是向孙中山解释“勤王”的原因，即慈禧废帝风波使“全国人心悚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在这种情境下起兵勤王不仅师出有名，而且可以利用民众的众怒形成一场民众的运动，有望“事半功倍”，这也是二人分别后时局的一大变化；第二层是劝说孙中山顺应时势的变迁放弃“倒满洲兴民政”，变通为“借勤王以兴民政”，即借勤王之名行革命之实；第三层是含蓄地批评孙中山多次起义的失败是“徒罄财力，徒伤人才”，只有两派联合“举皇上为总统”才能“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多数学者以此信作为梁启超放弃革命的转折点，也以此作为梁启超善变的有力证据，甚至有学者认为这封信等同于要求孙中山放弃革命主张的“招降书”，梁启超企图让孙中山一切服从康梁的保皇主张。^[16]笔者认为，这封信不仅不能说明梁启超的背信弃义，反而能够印证其一直在为兑现向孙中山的承诺、寻找能够平衡双方共同利益的“调停善法”而努力。

在给孙中山写这封信的一周前，即4月22日（三月十三），梁启超也曾致信给康有为，劝其不要把拥立光绪皇帝当作勤王的唯一目标，适当考虑民主共和政体。他在信中说：“我辈所以如此千辛万苦者，为救皇上也。从南方起事，去救皇上，实际尚极远。如何然后可以使皇上脱离苦海，将直捣北京乎？我之兵力能敌荣下五军否？即能敌之，俄人岂能不出而干涉，以我乌合抵俄虎狼，必无幸矣。俄噬北京，实践其势力范围，英、法岂肯坐视，是使我功败垂成也。若先画江以待力足，则我皇忧病之躯，能待我乎？先生所以处此者，望告。……现时皇上既已呕血，外使觐见，言天颜憔悴异常，想病重久矣。万一不能待我之救，则彼时当何如讨贼？固也。然贼虽讨，而上已不讳，则主此国者谁乎？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今日危急哀痛之极，又当百事草创之时，不能不鳃鳃虑及也。”^[17]在行动的最终目标上，康有为希望推翻慈禧解救光绪以实行君主立宪政体，孙中山预期推翻包括光绪在内的满清政权以实现民主共和政体，这是两派不能联合的矛盾焦点。因而这两封信分别能够说明，梁启超一方面为康有为提出假设，假使勤王事成，鉴于光绪当时的身体状态不佳，万一遭遇意外之变，如何善后？故而不能把拥立光绪皇帝当作唯一的希望，也应把民主共和政体纳入考虑范畴。另一方面，梁启超努力劝说孙中山，希望在他和康有为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即以革命党的民主共和政体为最终目的，而拥立光绪皇帝为总统，既能满足康有为报答圣恩的愿望，又能满足革命党人政治目标，以实现两党联合的最终目的。故而笔者认为，结合这两封信的时间和内容分析，断言梁启超到檀香山后放弃革命转而保皇是不准确的，只能说檀香山之行是梁启超与孙中山合作亲密关系上的一个转折点，他放弃了完全转向革命的念头转而试图寻求一种在革命和改良之间折衷的办法。

孙中山接到这封信后的直接反应在目前的史料中尚未被发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梁启超劝其放弃革命转而保皇的主张以及对孙中山历次起义的批评，是孙中山所不能接受的，这就注定了他们二人必将殊途。两个多月后，又发生了所谓的“宫崎谋刺南海”案，^[18]这件事情对孙中山的刺激很大，从此他完全放弃了两派联合的计划。而曾经力主两派联合的日本友人，也称“康有为为忘恩负义之无情汉，不复有主张孙、康二派联合之说。”^[19]

在梁、孙二人的分途过程中，首先宣布断决关系的是孙中山。在檀香山期间，梁启超加入当地华人秘密会社——三合会，利用孙中山帮助他在华侨及兴中会建立起来的人际关系，凭借自己的声望和超群的口才，宣称保皇与革命同出一途，说服了众多华侨放弃革命转而保皇勤王。梁启超在檀香山发展保皇会员的成功必然要牺牲孙中山的兴中会，包括人力和财力。原檀香山的兴中会员几乎全部加入保皇会并担任领导职务，募集捐款达八、九万之多，难掩喜悦之情的梁启超在向康有为汇报檀香山情况的信中说：“此间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20]檀香山本是孙中山的革命发源地，人心与资金的丧失使孙中山一度极为困扰，他愤怒地写信给梁启超指责他的背信弃义，但梁启超的回信并没有给他一个明确的解释和收敛自己扩大保皇党的行动。孙中山后来在自传中说：“自乙未初至于庚子（1895—1900年，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六年），此五年间，实为革命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反对共和，比清廷为尤甚。”^[21]1903年10月，孙中山再次到檀香山进行革命活动时，看到兴中会阵地几乎全部变为保皇党，“大有今非昔比之感”，遂发表《敬告同乡书》郑重声明与维新派一刀两断：“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革命者志在扑满而兴汉，保皇者志在扶满而臣清，事理相反，背道而驰，互相冲突，互相水火，非一日矣。如弟与任公私交虽密，一谈政事，则俨然敌国。然士各有志，不能相强。总之，划清界限，不使混淆，吾人革命，不说保皇，彼辈保皇，何必偏称革命？”^[22]孙中山对梁启超拉拢兴中会员加入保皇会极为愤怒，不惜人身攻击，称其“汉奸”“犹乎病人之偶发呓语”，称梁的“首鼠两端”与康有为“率直”相比，康能“明来反对”，“不愧为男子也”。他在同一时期给友人的信中也表达了对梁启超背信弃义的气愤之情：保皇党“所用之术，不言保皇，乃言欲革命，名实乖舛，可为僇笑。……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23]“旅外华人真伪莫辨，多受其惑，此计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者尤毒，梁酋之计狡矣！……梁借革命之名骗得此财，以行其保皇立宪，欲率中国四万万人永为满洲之奴隶，罪通于天矣，可胜诛哉！”^[24]此后革命、保皇两派分别以其机关报为阵地大开笔战，似有不共戴天之仇，孙中山和梁启超二人的关系也至此断绝，一直到二人相继辞世，都未能有机会相逢一笑。

维新派和革命派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中的两股爱国力量，他们的共同目标都是救国，只是手段不同而已。梁启超与孙中山的交往，是他努力将维新派和革命派进行整合、形成一股共同推翻清政府的新的力量的表现，只是这种努力最后失败了，可以明确地说，在赴檀香山之前，梁启超是有诚意也有决心力主革命的。事实上，不管是维新派的君主立宪政体，还是革命派的民主共和政体，都是变腐败的封建政体为资产资阶民主政体，二者有着利害关系上的一致性，只是在策略原则上的实现途径、手段不同而已，可惜的是，不论康有为还是孙中山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梁启超虽有所认识，但受到诸多羁绊和因素的影响，最终也未有所作为。

暂且不谈维新派与革命派最终没有实现联合的事实，仅综观梁启超与孙中山二人从把酒言革到势如水火的症结所在：其一，梁启超深受中国传统教育熏陶，尽管他了解西方政治思想，但他的西学知识多来源于译著，与少时便接受西方教育、深谙西方共和思想的孙中山相比，他更倾向于用中西合璧的方式来改造中国。教育背景的差异使二人的思想从本质上泾渭分明，始终不能相互融合，日人柏原文太郎说：“虽然犬养一再促请孙康合作，终不获协调，盖二人出身背景不同，互相轻视之故。……康尝言：‘中山有不俗之性格，惜欠陶冶，与之交谈，常不明所指。’中山方面，则指‘康辈为腐儒。’孰是孰非，殊难言也。”^[25]其二，无论孙中山接受以“勤王”之名进行革命，或是梁启超放弃“勤王”接受革命，两种选择中间的一道鸿沟就是领袖问题，领袖的权力私欲是人类的通性，孙、梁二人都不愿放弃自己一手打拼出来的事业而从属于对方。其三，梁启超不能完全脱离康南海阵营，所以孙中山一直怀疑梁启超的真正意图：“康既刻心写腹以表白其保皇之非伪，而梁未与之决绝，未与之分离，则所言革命焉得有真乎？”^[26]；其四，保皇党与革命党关于檀香山财源与地盘的转移和争夺，也是此后两派针锋相对的原因之一。从梁启超对待革命派前前后后的态度来看，他的思想的确是前后矛盾的，这种矛盾也是他在采用何种救国手段、是否最终放弃革命问题上犹豫不决的表现。最终在保皇还是革命的分叉路口，梁启超还是毅然地放弃了与革命派的合作选择了重新回归保皇阵营。梁启超与孙中山的决裂，保皇派与革命派的分途，标志着康、梁戊戌时代的彻底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