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人梁启超的作为与无奈

报人梁启超的作为与无奈

在近代史上，梁启超作为维新派的领袖人物、著名学者，绝对称得上是一位重量级人物。在我等集报人眼里，梁启超短暂的一生（仅活了56年），把政治活动与办报活动紧密融合在一起，自1895年于北京编辑《中外纪闻》始，到1919年在北京创办《改造》杂志止，先后创办和担任主笔、主编的报刊有15种左右，与他有关系的报刊更是多达50种以上。作为报人，梁启超同样建树颇多，硕果累累，堪称“言论界之骄子”。

通观梁启超近30年的办报生涯，既有作为，亦有无奈。从作为说，梁启超初涉报界，即提出了若干著名的新闻理念。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在创办《清议报》旬刊时，曾引用西人的话，说报刊乃“国家之耳目也，喉舌也，人群之镜也，文坛之王也，将来之灯也，现在之粮也”。1902年11月1日，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的文章中，又提出了著名的报馆“两大天职”说，即“一曰，对于政府而为其监督者；二曰，对于国民而为其向导也”。这些话语，时至今日，听起来仍让人感觉很受用。

主笔《时务报》是报人梁启超办报生涯中最出彩的一笔。1896年8月9日，酝酿已久的《时务报》旬刊在上海创刊。《时务报》一纸风行，以“开民智、求自强、注重中外时事介绍”为宗旨，反映民众呼声，大胆抨击时政，宣传维新变法主张，交流中西文化，登载有康有为、梁启超、章太炎、严复、谭嗣同等多人文章，吸引了大量的读者，成为当时一件“颇足以震动全国青年学子”的“破天荒”的大事，史载该报发行量高达1．7万份，创下了当时报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

《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梁启超因《时务报》而名重一时。据统计，梁启超一人在《时务报》发表有60篇文章，他自己曾有回忆称：“十日一册，每册三万字，启超自撰及删改者几万字，其余亦字字经心。六月酷暑，洋烛皆变流质，独居一楼，挥汗执笔，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笔者家中藏有一份1897年10月11日出版的《时务报》第44册，内有梁启超撰写的《蒙学报演义报合叙》一文，开门见山，水清见底：“人莫不少而壮，由愚而智。壮岁者，童孺之积进也。士夫者，愚民之积进也。故远古及泰西善为教者，教小学急于教大学，教愚民急于教士夫。”梁氏办《时务报》，首创“时务文体”，由此可见一斑（图38）。

1902年2月8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其内容之丰富，议论之深刻，编辑之严密，印刷之精美，或许可列为梁启超一生中办得最成功的一个刊物（图39）。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梁氏在《新民丛报》分四年连载的《新民说》，以新颖的文字，令人折服的哲理，分述了自由、民主、权利、义务、社会道德、国家思想、新民素养等社会理论。据悉，现藏在湖南韶山毛泽东纪念馆的《新民丛报》第四期，就留有毛泽东对梁启超《新民说》中“论国家思想”一节的批语，可见梁氏的《新民说》对毛泽东早期的影响颇大。

图38　1897年10月出版的第44期《时务报》

再来说梁启超的辉煌办报历程中，累计至少有过两次大的无奈。一次是在主笔《时务报》时，与洋务派代表人物，时任报馆经理，同样作为报人的汪康年之间，两人为报刊宣传的矛盾冲突，历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抗争，迫于无奈，梁启超于1897年11月辞去《时务报》主笔，前往湖南执教时务学堂。另一次为1905年《新民丛报》与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创立的机关报《民报》之间，关于“革命还是开明专制”的论战，双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论战持续了两年多。由于梁氏坚持保皇立宪，故而在论战中勉强招架，处于劣势。出于无奈，梁氏与《新民丛报》不得不单方面偃旗息鼓。直至1907年4月，《新民丛报》因遭火灾而停刊，论战才落下帷幕。

图39　1904年第55号《新民丛报》

无奈之举，古人有之，今人有之，武将有之，文人亦概莫能外。报人梁启超在办《时务报》时与汪康年的矛盾冲突，在办《新民丛报》时与《民报》的论争，前后出现的两次无奈，在我看来，并非双方之间的个人冲突，而是一种不同派别之间理念信仰的冲突。前后两次冲突，矛盾的焦点和性质当然是不一样的。前一次冲突，更多的反映了梁启超激进、不愿妥协、革命性的一面；后一次的冲突，则更多的反映了梁启超1903年后逐步趋于保守、坚持立宪保皇，作为一个在中国近代史上有过功绩的伟大人物，身上也有其局限性的一面。

历经百年沧桑，今天，世人应当可以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来分析和看待近代报刊史上的这两次冲突（即梁氏的两次无奈）的得失，从中获得些许教益，这也可算是笔者撰写此短文的目的所在。

2008年11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