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明的起源

一般认为，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费正清先生也强调指出：“中国的农业大约是在黄河转弯的地带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带位处西部高原林地与东部低地沼泽之间，渔猎为生的先民在此驯养家畜，并开始耕种土地来获取食物。渐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出现了农业，继而又发展到华北平原。”他认为这是“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1]。其考古学依据则是在新石器时代，在这一地带出现了彩陶文化（仰韶文化，以半坡遗址为典型）与黑陶文化（即山东龙山文化）。这个观点以前一直被奉为正宗。但是，随着考古学的新发现，这个正统的观点已受到了挑战。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相辉映，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出现了屈家岭文化及钱塘江流域的河姆渡文化。前者以陶器、栗、黍为代表，后者以水稻、渔採为标志。北京大学著名的考古学家严文明先生指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元的，各地都有自己的源头，又都有自己的特点”“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早期发展不但是多元的，还是有主体的，这一个主体就在黄河和长江流域。”^[2]明确否定了“中国文明的发祥地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说法。应该说，严先生的说法是有严格的考古科学依据的。

中国的自然环境较为独特，位于亚洲东部，东部与东南部濒临大海，西南与西部是喜马拉雅山与青藏高原，西北与北部是沙漠、戈壁与原始森林，有很多天然屏障，古代的人们要与外界交往很不容易。在这块地理单元里，由于地理环境比较复杂，又可以分为三大区域：一是青藏高寒区，人口稀少，经济、文化不发达；二是西北干旱区，纬度较高，大部分处在内陆地区，同样人口稀少，经济文化不很发达，两者都属于游牧文明地区；三是东方季风区，其中以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最为典型，属于农耕文明地区。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地区应该位于黄、淮、江中下游地带，这就是古书中所谓的中原地区。那里大小河流纵横交错呈网络状，气候温润，降水充沛，灌溉便利，是发展农业生产的理想场所，因势利导便主要发展农耕经济，形成一种农耕文明。随着经济迅速发展，人口增加，文化水平也随之不断提高，使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很快成为中国文明发祥的中心地带。到夏商周时代，中原地区的地位就突显出来了。古汉语中的“中国”最早就指的是这个中心地带，《孟子·滕文公上》中说到：“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经过历朝的开拓，使中国的政治地理得到了很大的拓展。但在以后较长的一段时期，在中国古代文献资料中，人们观念中“中国”的概念，通常主要仍然是指以淮、黄、江中下游流域为主的中原地区，“中国”四周则是“四夷”居住的未开化的地区。《史记》记载：“及（汉——引者）高祖时，中国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陆贾赐尉佗为南越王。”“陆生曰：‘皇帝起丰沛，讨暴秦，诛强楚，为天下兴利除害，继五帝三皇之业，统理中国。中国之人以亿计，地方万里，居天下之膏腴，人众车舆，万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众不过数十万，皆蛮夷，崎岖山海间，譬若汉一郡，王何乃比于汉？’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国，故王此。使我居中国，何渠不若汉。’”^[3]《三国志》中记载，诸葛亮在游说孙权联合刘备抗击曹操南下时说：“将军量力而处之：若能以吴、越之众与中国抗衡，不如早与之绝；若不能当，何不案兵束甲，北面而事之？”^[4]隋唐以降，随着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人们观念中的“中国”的政治地理概念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即中央国家的意谓，而所谓“天下”，也不过是隶属并服务于中国的其他地区罢了。到清朝“康乾盛世”，中国的政治地理达到了顶峰，形成了一个版图空前的大帝国——北抵大漠以北地区，南跨台湾与南海，东北至外兴安岭与库页岛，西达葱岭和中亚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

这种地理环境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与发展的影响是深刻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多样性发展。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自然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必然导致文化的多元性发展。长城是天然的分界线，长城以北是沙漠与草原地区，游牧民族生聚所在，如中国古代北方的北狄、匈奴以及后来的蒙古族、满族等等，形成一种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文化，流动性很强，飘忽不定，而且富有掠夺性与侵略性，经常南下侵扰中原地区。长城以南地区则为农业区，农耕民族（以汉族为主）的集居地，形成一种安土重迁的农耕文化。农耕民族为了防止北方剽悍的军事性的游牧民族南下侵略与破坏，就修筑了一道万里长城。长城主要用于军事目的，防止破坏，但并没有阻断双方商贸人员往来，双方的交往可以通过关口有控制地进行，就是互通关市。长城以南的农耕文化区，由于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不一，因而也形成很多富于地域特色的区域文化，如秦晋文化、巴蜀文化、楚文化、齐鲁文化、中原文化、吴越文化、岭南文化等等。这就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多元一体的生动格局。

二是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静态性特点。尽管中国文明是多元发展的，但主体还是农耕文明，这是无疑的。农耕民族与商业民族、游牧民族的特性与观念的确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总的说来，商业民族、游牧民族尚“动”，农耕民族尚“静”。对此，钱穆先生作过深刻的分析：“游牧、商业起于内不足，内不足则需向外寻求，因此而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以自给，无事外求，并必继续一地，反复不舍，因此而为静定的，保守的。……故草原海滨民族其对外自先即具敌意，即其对自然亦然。此种民族，其内心深处，无论其为世界观或人生观，皆有一种强烈之‘对立感’。其对自然则为‘天’‘人’对立，对人类则为‘敌’‘我’对立，因此而形成其哲学心理上之必然理论则为‘内’‘外’对立。于是而‘尚自由’，‘争独立’，此乃与其战胜克服之要求相呼应。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征伐的’、‘侵略的’。……农耕文化之最内感曰‘天人感应’、‘物我一体’，曰‘顺’曰‘和’，其自勉则曰‘安分’而‘守己’。故此种文化之特性常见为‘和平的’。”^[5]对此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李大钊等人对此也作过类似的分析。农耕民族崇尚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身关系的和谐，因此，和谐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精神之一，中华民族历来有爱好和平的传统，“天人合一”、“以和为贯”、“协和万邦”等等价值观念，的确与农耕文明的民族长期的心理积淀有关，也是中国文化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

三是导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相对封闭性。在古代，中国文化一直处于一种近乎封闭或半封闭的生态环境之中，喜马拉雅山、青藏高原、西伯利亚和中亚西亚的戈壁、沙漠及海洋在四周形成了巨大的屏障，使中外文化交流受到了严重的阻碍。虽然历史上有丝绸之路，汉代张骞、班超通西域，唐代玄奘去印度取经，明代郑和下西洋，元代威尼斯的马可·波罗来华，明清之际的西方传教士利玛窦等人来中国传播基督教与西方自然科学等等，但这些不过是沟通中外文化交流的涓涓细流，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要跨越这些地理障碍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也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充满险阻的丝绸之路，在唐代中叶以后实际上已经中断了；郑和下西洋，事实上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外文化交流；张骞、玄奘、马可·波罗等“这些中外闻名的旅行家的名字，几乎要间隔数百年才出现一次。他们的旅行故事又是如此惊心动魄。这本身就足以表明，古代中国与外部世界交往的机会受到地理环境何等严重的限制。”^[6]除了汉末以后印度的佛教文化传入中国，很快被中国化，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外，中国传统文化是在一个相对封闭和半封闭的环境下发生和发展起来的，独树一帜，卓尔不群，体现为一种中国的智慧，但也有相当的封闭性，对外开放意识不强，这对以后的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一些不利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