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科学与文明

导读

本文是任鸿隽为李约瑟的著作《中国的科学与文明》所撰写的书评文章，发表在第三十三卷第一期《科学》杂志上。

这是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教授李约瑟博士研究我国科学史的一部大著作。这部书包罗宏富，出齐时共有七巨册。第一册：全书序论；第二册：科学思想史；第三册：算学、天文学及地学；第四册：物理学、工程与技术；第五册：化学及工业化学；第六册：生物学、农学及医学；第七册：社会背景及全书的索引。现在我们要评介的，便是第一、第二两册，是在1954年及1956年出版的。

首先我们要说明的，李约瑟教授著书的目的，据作者在第一册序言所说，第一，因为欧洲人自来讲科学发展史的，仅仅溯源到希腊、罗马，至多溯到巴比伦、埃及、印度等古国，而于亚洲中心的中国则少提及。他的这部书就是要弥补这个缺憾。第二，以前西方的“中国学”者大半偏重于文学的兴趣与训练，因此他们对于科学的了解不够深入。本书作者，以一个有多年研究经验的自然科学家来观察中国古代文明对于科学发明的贡献，他的出发点和其他研究中国文明的东方学者显然不同。他是因为要了解中国科学方去研究中国文明，其他东方学者则以为中国文明根本缺乏科学这一个因素——不幸得很，我们本国的学者抱了这个见解的也有其人——所以也不留心中国文明对于科学贡献的问题。我想，这是他这部书名，把“科学”放在“文明”之前的理由，也可见作者注意所在了。

说到本书作者研究中国文明的方法，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便是他主张学习中国文字，从中国的书籍去找原始材料。他在第一册序言中曾慨叹地说，目前中国学人研究西方学术，至少总懂得西方一二国的语文，而西方的中国学者研究中国学术就很少有能精通中国文字的。如其一个自然科学者要研习中国的语言文字，人们不但觉得奇怪，而且以为是可非议的。但本书的作者在二十年前即已开始学习中国文字。在抗日战争期间，他被英国政府派来中国主持中英科学文化协作事务，一直到抗战结束，才回返剑桥大学。当在中国的时候，他无时不利用可能的机会去搜集中国的书籍，同各科各派的学者讨论学术上的各种问题。我们不能忘记他在重庆主办中英科学文化协作时与各学术团体的亲密来往，和作者在作学术讲演时最后几分钟中国话的演说。在当时我们只以为这不过一个西方学者对于东方学术的业余爱好，而不知他正是在为一部大著作做必要的准备呀！作者这种积极工作、彻底了解的精神是值得我们赞佩的。

以上是关于本书一般的绍介，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第一和第二两册的内容。

第一册是全书的序论，其中包含以下七章：（1）序言，叙述作书的缘起及在中国采访材料的经过；（2）工作计划，略论全书七册的内容与其关联的问题。如言欧洲近代文明的发达，大部分得力于三大发明（即印刷术、火药、磁针）之赐，但历史家柏里（J．B．Bury）在他的《思想的进步》一书中竟不提及这三者为中国的发明。又如上古及中古的中国，有许多发明足为近代科学的基础，但在中国则停滞原始理论之下而未能发展为实验的科学，其故安在？这些是他在第二册以下要提出的问题；但在本章内，他重点说明关于引用中国书籍的方法，和学习中国语文的经验与重要性。这一点我们以下还要加以讨论；（3）关于有关中国科学书籍的讨论；（4）地理的介绍；（5）历史的介绍，统一帝国成立前，即秦以前的历史；（6）由秦到清的历史；（7）中国与欧洲间科学思想及技术交流的情形。以上七章共占了246页，再加引用的中西书籍杂志目录49页，索引19页，本书第一册共计314页。

第二册总题是科学思想史，分十一章，章次是从第一册连续下来的。它的次序如下：（8）序论；（9）儒家及儒教；（10）道家及道教；（11）墨家与名家；（12）法家；（13）中国科学的根本思想（包括阴阳家五行及易经学说）；（14）假科学及怀疑传统（包括星卜占相及王充《论衡》的理论）；（15）佛教思想；（16）晋唐道家及宋代理学；（17）宋明理学家及本土自然主义的最后大人物（包括陆象山、王阳明、王船山、戴东原等）；（18）中国与西方的人为及自然法则。这第二册的内容，共占了584页，再加上引用中国书籍杂志目录70页，索引42页，中国历朝年代表1页，共计661页。

总观两本书的内容，我们可以说每本书都包罗两部分材料：一部分是中国史实的叙述，如第一册第4、第5及第6各章；第二册的第9至14章，及第16、第17各章是。一部分是中国的科学思想及技术与东西各国的关系，如第一册的第7章及第二册的第15、第18等章是。在搜集参考材料中，作者作引据的书籍相当丰富，我们依据他的书目大略计算，他引用的中文古书为180种，近代中日文书刊约80种，西方各国文字著作约1，800余种，这是以前西方人士研究东方文化的著作中所少见的。在运用这样大量的材料中，正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不可能全无错误。我们在第一册中曾发见将秦时入海求仙的徐巿读为徐市，误指前中央研究院总干事丁文江为中央研究院院长等，但这无关宏旨。我们同时也看到在仰韶时代（约公元前2500年），北半球的亚美两洲已有共同文化的痕迹；约在公元前1400年（中国的安阳时代），小亚细亚的Hittites开始用铁，约公元前1000年传入欧洲，公元前600年（我国春秋时代）传入我国，为秦始皇的统一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我们又看到汉武帝的通西域恰与大夏国王（Euthydemus，King of Bactria）的通中国相衔接，因使张骞的使命容易完成（175页）；我国万里长城的筑成（公元前230年至后300年），与欧洲北部日耳曼蛮族的南侵及罗马帝国的灭亡有着间接关系；而在公元552年蚕种输入欧洲以前，拜占庭（Byzantium）帝国的繁荣如何依赖于“运丝路线”的开通（184—185页）。这些和其他许多历史上的重大问题，在李约瑟博士这本书中，都能获得考据精确的说明与答解。所以这部书，不但西方人研究中国文化的不可不读，即中国人要知道本国和西方文化的也不可不读。总而言之，这是近年来研究中国古代文化与科学不可多得的一部巨著，值得向我们学术界推荐。

关于作者处理材料的方法问题，我们觉得也值得提出说明一下。以研究中国文字为例，他自然同其他中国语言学者一样，指出中国文字是一种形意文字（Idiograph），和其他拼音文字不同，但也不能认为是纯粹象形文字。因为中国的文字本来可分为象形、指事、会意、转注、假借、形声六类（依《说文解字》分类），但在《康熙字典》所收49000字中，属于象形及指事、会意、转注、假借的不过百分之五，其余都是属于形声的（所谓形声，就是一字由决定意义的根及表示声音的声拼合而成；如江河二字，水旁是江河二字的根，“工”“可”是江河二字的声）。但他在此处指出中国文字的声音太少，是一个根本的困难。他根据韦德及翟理思官话统系（Wade-Giles System）作出一个音韵组合表，发现约58.8%声音现不存在（见第一册37页）。这等于说在49000个字中，只有412个声音可供分配。即使每一字都分为四声（平上去入），音数也只能加到1280个，即平均每一个声音要包含40个意思。这个情形，说明我们的古书中同声通假字所以特别多，成为了解古人著作的一个障碍，也指出将来要拉丁化中国文字应该注意的要点所在。

本书因包罗宏富，应讨论的问题还甚多，现在仅就第一册所提者为止，第二册以后将待继续讨论。

195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