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的阵痛及其治理

社会转型是以现代化为主题的社会结构及社会秩序的变迁过程。作为内生型社会变迁的典型，西欧社会的转型是各种现代性因素的积累及其相互促进、相互转化的长期演进过程。这一渐进的转型过程可以追溯到14~15世纪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其后又经历了宗教改革运动和人文主义复兴，以及17~18世纪的政治体制变革。而社会转型最深刻、最剧烈的时代，无疑是18世纪后半叶以来的工业化、城市化带动的社会生活秩序的变革，狭义的社会转型指的就是从简单的、贫困的农业社会向复杂的、分化的和富裕的工业社会的发展过程。^[1]英国当代思想家吉登斯认为，现代性意指在欧洲封建社会之后所建立的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现代性”大略等同于“工业化的世界”^[2]。工业革命给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促进了资本主义体系在全球的扩展。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构成了现代性的两个维度，正是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的结合，掀开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大转型。

1.社会碎片化与个体原子化

工业化和城市化极大地加快了社会转型的速度，并使社会转型直接演变为大众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的革命性变迁。18世纪后期以来，几乎所有目光敏锐的思想家都意识到，他们目睹和经历的社会变迁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人类社会将会因此而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他们纷纷用自己最重要的理论范畴来诠释社会转型深刻而丰富的内涵。圣西门（Saint-Simon，1760-1825）最早描绘了工业社会的前景，成为“工业社会的预言家”。曾担任过圣西门私人秘书的社会学创始人孔德（Augusta Comte，1798-1857）同样将“工业社会”视为人类社会发展必然前景。马克思基于社会形态发展演变的理论，将这一转型诠释为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过程。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在《社会进化》中则将这一变迁过程概括为从军事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过渡，认为新的工业社会是建立在志愿合作和个人自我节制的基础上的，社会等级、职业和住地均具有很强的可变性。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基于理性化的视角，将社会转型理解为一个“祛魅化”的过程，一个从“巫魅社会”向现代理性化社会的转变过程。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1855-1936）将这一过程解释为共同体（Gemeinschaft）向社会（Gesellschaft）的转变，这其中，共同体是基于自然意志（如情感、习惯、记忆等）而形成的社会有机体，而社会是基于“选择意志”而形成的一种目的性的联合体。“社会应该理解为一种机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社会的基础是个人、个人的思想和意志。在人类的发展史上，社会的类型晚于共同体的类型。”“共同体是古老的，社会是新的。人们说语言的、习俗的、信仰的共同体，却说职业的、旅行的、学术的、商业的社会。”^[3]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则以机械团结（mechanical solidarity）与有机团结（organic solidarity）来界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前者以强烈的集体意识将同质的个体结合在一起，而后者则是建立在发达的社会分工和个人异质性基础上的相互依赖的合作关系。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带来了以往难以想象的财富积累，社会关系的深刻变迁也赋予了社会成员前所未有的社会流动机会以及自由选择的空间。但是，社会大转型过程中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在短暂的历史时期内发生革命性变革，却大大超出了社会正常的自我调适的可能性空间，超出了社会成员心理和情感承受能力极限，社会生活的结构性失衡更是不可避免地使社会生活陷入了空前的混乱境地。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西欧社会的这一变迁过程作了生动的描述：近代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导致“一切固定的古老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褒读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联系”。“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与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4]

围绕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人的发展由“人的依赖”到“物的依赖”转变，马克思深刻地阐述了西方社会的大转型及其伴生的种种社会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我们越往前追溯历史，个人，因而也就是进行生产的个人，就显得越不独立，越从属于一个较大的整体”。^[5]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最大特点，是发达的交换制度将“人的依赖纽带、血统差别、教育差别等等”统统打碎，“各个人看起来似乎独立地自由地互相接触并在这种自由中互相交换”^[6]。人们摆脱了各种人的依赖关系，成为“孤立化”的人。摆脱人的依赖关系并不意味着人的真正自由，社会分工决定了人们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只能通过交换实现，于是商品交换具有了普遍性、全面性，人的社会联系由此不再直接表现为生产者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而是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因此成为“万能之物”，成为“最高的善”。人的不自由在此集中表现为人对物的依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相互隔绝、对抗和冷漠，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感情的神圣技法，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中。”^[7]

传统社会习俗、道德观念的解体，个人主义的生存逻辑，以及交易准则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扩张，从根本上瓦解了社会内在凝聚力，使社会生活秩序受到了全面的侵蚀，并派生了大量的社会失范现象。所谓社会失范，一方面是指社会的价值与规范体系产生紊乱而导致功能丧失，无法指导和约束社会成员的思想与行为，使整个社会秩序呈现无序化状态；另一方面也是指社会成员违背主导的社会规范的行为。^[8]涂尔干的社会学就是以反思现代社会的失范（anomie）现象为起点的。在涂尔干看来，社会失范状态“造成了经济世界中极端悲惨的现象，各种各样的冲突和紊乱频繁产生出来”^[9]，使社会陷入危机状态，甚至使社会秩序走向全面瓦解。涂尔干把当时的社会危机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危机，主要表现为19世纪频繁发生的“工商业的危机和破产”；二是社会危机，主要表现为越来越激烈的劳资冲突，工人和雇主之间的“永无休止的敌对状态”成为“工业社会的显著特征”；三是精神危机，一个突出表现是自杀率的直线上升，从19世纪初到19世纪中后期不到50年的时间内，自杀率在西方几个主要的发达国家里增长了3倍、4倍甚至5倍。“工业和金融危机之所以使自杀率提高，并非由于贫穷的加剧，因为繁荣的高峰期也有同样的效果，而是由于它们是危机、是动荡，它们打乱了旧有的秩序。任何打破平衡动态的动荡，即使它带来更多的利益，激起民众的活力，实际上都是使自杀率增加的一种因素。一旦社会秩序出现重大更迭，无论是骤降的好运还是意外的灾难，人们自我毁灭的倾向都会格外强烈。”^[10]

涂尔干认为，随着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以及人口密度的增加、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频率的增加，社会劳动分工将趋于日益精细化，而劳动越加分化，个人也越贴近社会，因为个人也就越依赖于构成社会的其他各个部分，这就使得社会的联结方式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即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发展。问题在于社会分工并不总是能够正常地发挥它的功能，“分工就像所有社会事实一样，或者像更加普遍的生物事实一样。表现出了很多病态的形式，就正常状况而言，分工可以带来社会的团结，但是在某些时候，分工也会带来截然不同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果”^[11]，即社会“失范”。涂尔干将“失范”看作是“一种病态现象”^[12]，一种反常的社会形式，是分工无法形成有效的合作机制或者说不能产生社会团结的表现。“失范”现象的恶化将可能导致社会解组（Social Disorganization），即由于丧失了社会联系，社会整体蜕变为一种个体相互分裂的原子式堆集的状态。涂尔干认为，工业化刺激并解放了个人欲望，当个人的欲望不能受到有效的社会约束，那么受欲望驱使的行为就没有可以预见的规律，人与人之间就不可能结成任何稳定的合作关系，也就不可能出现任何形式的社会团结和社会秩序，社会就可能出现功能紊乱和解组。

社会生活秩序的混乱不可避免会波及人们的精神世界，进而加剧社会转型的阵痛。与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对人类文明发展合理化、秩序化、高尚化前景的浪漫主义憧憬截然不同的是，自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人类社会发生了空前的精神危机和价值混乱。意义迷失、精神颓废、道德堕落日甚一日，虚无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的迷雾四处弥漫，各种反社会、反文化的行为比比皆是，令人触目惊心，这一切构织成了一幅与工业社会创造的物质文明成就极不协调的精神画卷。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物质生活享受以及展示人类理性力量与尊严的无穷机会，同时也把人类拖人了一个文化价值全面失范的生存境遇之中，给人类带来了剧烈的心灵阵痛。

所谓价值失范，按照结构功能主义社会学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的解释，是指“规范秩序的全面瓦解”。墨克斐（R.M.Maciver）则提出，价值失范是一种反社会秩序的倾向，失范的人退缩到他的自我中，对社会的一切规范都持不信任态度。按照他的解释，价值失范更重要的是一种文化心理现象，一种人的道德根基被连根拔起的特殊心理状态。失范者不再有任何价值标准，只受一些不相关的驱力驱使，他不再有生存的连续感、义务感、责任感，他“嘲弄别人的价值，他唯一的信仰就是否定的哲学。他生活在既无将来又无过去的一条窄线上”^[13]。

任何社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价值失范现象，但现代化进程却使它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文化现象，表现为传统的以及尚未确立权威的现代价值秩序，一并失却对人的思想与行为的规范导引作用。人们普遍丧失了对终极价值的信仰，丧失了终极关怀的精神慰藉，原先视为神圣的生活理想、人生准则以及崇高的精神追求，遭到肆意的反叛与亵渎。人生于斯世，必须建构起一整套终极的价值信仰体系，借以解答一些人生的形而上问题，赋予自己的有限性生存某种意义色彩，使生存获得终极价值的关怀。这种终极价值信仰在历史上构成了一个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它通过宗教信仰等对人的世俗生活产生深刻的制约、规范作用。然而，近代以降，世俗化、功利化的浪潮却从根本上摧毁了这种神圣的信仰体系，导致“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从公众生活中隐退”（韦伯语）。更重要的是，现代化进程在动摇、瓦解传统的价值秩序之后，并未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充分体现人性尊严的价值信仰，使之成为生命意义新的荫护所，而是将终极信仰本身摧毁了。在失却终极价值理想的生存处境中，世界不再有什么神圣、永恒的东西，人生不再有崇高的价值与意义可言。一种无家可归、四处漂泊的放逐者意识笼罩着人们的心灵。温馨的故园已被焚毁，维系着世代和谐与持久意义的生命纽带已经断裂，现代人由此陷入了难以名状的心灵阵痛与精神焦虑之中。

基督教信仰曾经为西方社会提供了个体安身立命的基础。启蒙运动确立了理性的权威，人们一度以为人类的理性意识足以支撑社会的进步和个体的幸福，但正如中世纪思想家帕斯卡指出的那样，人脱离上帝的监护，同时也是一次放逐。当人在无限的时空中颠沛流离的时候，他实际上显得既渺小又可怜。“我们是驾驶在辽阔无垠的区域里，永远在不定地漂流着，从一头被推到另一头。……我们燃烧着想要寻求一块坚固的基地与一个持久的最后据点的愿望，以期在这上面能建立起一座能升到无穷的高塔；但是我们整个的基础破裂了，大地裂为深渊。”^[14]大转型时代西方社会的精神阵痛最深刻的隐寓，就是哲学家尼采的宣言：“上帝死了，你们天天进的教堂是上帝的坟墓！”^[15]在福柯看来，尼采的出现构成了西方思想史上的一次断裂。“尼采指出，上帝之死不意味着人的出现而意味着人的消亡；人和上帝有着奇特的亲缘关系，他们是双生兄弟同时又彼此为父子；上帝死了，人不可能不同时消亡，而只有丑陋的侏儒留在世上。”^[16]对于基督教世界来说，上帝的死亡无异于抽掉了社会道德的根基，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的那样，上帝死了就意味着什么都可以干了。以传统的眼光来看，这意味着潘多拉之盒的开启，“人心不古”，物欲横流成为活生生的现实。终极价值信仰的崩溃，导致虚无主义、享受主义成为个体唯一可能的价值信念，从而极大地加剧了社会失范的深刻性与普遍性。

大转型时代社会秩序面临的最大威胁，无疑是社会内部的分裂及日益频繁和激烈的社会冲突。在宗教信仰、道德习俗逐步失却原有的对社会行为的规范作用的背景下，工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合，使贪婪的资本成为支配社会转型的主导性力量，制造出了原始积累时期的种种社会罪恶，造成了自由竞争时代社会利益格局的严重失衡，使社会利益冲突逐步发展成为社会的两极分化以及劳工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对抗。这正是马克思无产阶级革命理论诞生的基本历史背景。事实上，阶级对抗局面不仅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关注的社会焦点，也是统治集团最为担忧的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政治威胁。就在法国1848年革命爆发之前，托克维尔就曾警告上层社会：“此刻，我们正在火山口上酣睡，我对此深信不疑……凭着无法分析但却可靠的直觉，难道你们感觉不到欧洲的土地再次战栗起来了吗？难道你们感觉不到……你们是否知道从现在起一年，一个月，或许一天后，法国会发生什么事呢？你们一无所知，然而，你们所知道的，就是暴风雨就在天边，正向你们迎面扑来，你们会听任它抢在你们前头吗？”^[17]同样是在1848年，英国思想家密尔也明确提出，“在人类进步的现时代，当平等的观念每天都更加广泛地在贫苦阶级中传播的时候，把人分为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两个世界的阶级则不能被认为是合理的，从而也不可能取得人类的进步……如果富人根据某种自然法理论把穷人看作为奴仆和依从，而反过来富人被穷人视为猛兽，无法实现期望和尊重，并在某种程度上要给富人以让步。在两个阶级之间对正义完全缺乏尊重则标志着雇佣者和被雇佣者之间的分裂。”^[18]从英国持久的宪章运动，到法国的1848年革命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19世纪中后期作为西欧社会转型最为剧烈的时代，社会主义运动的高涨正表明社会分裂已经走到阶级决裂的边缘。

2.寻求新的社会整合机制

社会失范、社会解组、社会冲突都意味着转型期是一个社会巨变时代，一个社会秩序的重构时代。在旧的社会整合机制失灵，社会认同基础瓦解，导致传统社会秩序分崩离析的背景下，重建社会的整合机制和认同基础，在社会分化和社会分工不断细密化的过程中形成能够包容和化解社会冲突的新的社会生活秩序，就成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的核心问题。从西方社会转型的历程来看，分化和冲突常态化的社会秩序何以可能的问题，正是古典社会学理论的逻辑起点，而社会和谐、社会团结、社会整合等旨在缓解、治理转型社会问题的议题则成为社会主流思想的时代主题。

在社会学的视域中，分化与整合有机地统一于社会发展进程之中，社会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在社会不断分化的过程中达成新的整合。现代技术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打破了传统的社会秩序，带动了社会结构的不断分化。原有的相对稳定的社会阶层逐步分化为众多有着不同的利益、不同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社会群体，利益格局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多样化，撕裂了传统血缘关系、宗法关系、地缘关系及宗教关系的社会团结纽带，瓦解了传统社会的整合机制。社会成员在挣脱了原有社会关系的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和权利的同时，也逐渐沦为孤零零的原子式个体。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在社会转型阶段都经历过这样一个社会分化所伴随的社会碎片化过程。重新建立社会内部的有机联系，于是也就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秩序的核心问题。“社会分化提出了使社会整合成为可能的文化意义或功能原则的建立问题”^[19]。

“整合”（integration）概念的最早使用者是19世纪英国著名社会学家赫伯特·斯宾塞。斯宾塞认为，“整合”至少包含两层涵义：一是社会结构的各个部分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二是对这些社会结构各个部分的协调和控制。^[20]社会整合的内在要求是促进社会各子系统之间以及社会其他要素之间的有机统一，防止破坏社会统一因素的产生和蔓延，它“既能使社会维持其作为社会系统的完整性，又能够使社会进入更高级的适应能力。”^[21]在现代社会，法律等正式制度构成了维系社会秩序的主要支撑力量，而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则成为社会整合的重要载体。社会组织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功能为社会个体提供了新的共同体归属，社会组织之间以及它们同政府的各种错综复杂的合作关系，则构成了社会联系的新的纽带。

从社会变迁的现实进程来看，西方社会生活秩序的重建，主要是从两个方面展开的。一方面，针对利益分化不断加剧，特别是两极分化现象所造成的经济增长乏力以及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社会运动高涨的趋势，西方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以来普遍加强了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国家干预，健全社会利益调节机制、建立全民性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弱势群体的谈判地位，成为西方主要国家避免孤立的社会个体权益遭受资本力量侵蚀的重要方式。美国以罗斯福新政为开端的社会改造和社会建设运动，欧洲的福利国家建设，都极大地强化了政府校正市场失灵、维护社会和谐的职责，并在保障个体的社会权利、推动经济的结构转型以及缓和社会矛盾方面取得重大进展。另一方面，社会自主意识的觉醒及政府基于实现利益均衡的现实需要的支持，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组织的成长。各种形式的非政府组织，成为社会个体利益表达、利益保障的重要组织载体，重新为社会成员提供了共同体的归属。实践证明，“只有当社会能够给予其个体成员以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并且社会的决定性权力具有合法性时，社会才能够成为社会。前者建立社会生活的基本骨架——社会的宗旨和意义；而后者则为这一骨架丰满血肉——给社会赋形并创造社会制度。如果个人都被剥夺了社会身份和社会功能，那就不会有社会，有的只是一堆杂乱无章的社会原子，在社会空间中毫无目标地飘游浮荡。”^[22]

在社会价值观念日趋多元化的变革过程中，通过社会主流群体的示范引导以及公共领域提供的社会族群之间的沟通对话机制，塑造形成社会主流价值，作为价值认同的基础，是社会整合的重要基础。价值整合所形成的社会认同及社会凝聚力，使社会道德秩序的重建成为可能。在西方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古典社会学家都突出强调了价值整合和道德重建对于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础性作用。针对法国在大革命及其后出现的社会动荡局面，孔德就曾提出，“当全部指导思想为一个集体的全体成员所采纳，并形成一个整体时，社会才会有真正的统一性”^[23]。为此，孔德创立了“人道教”作为新的社会精神秩序的重要支撑，强调“为了平衡并调整每一个体的天性，为了在形形色色的主观个体中创建一种联系，宗教是必需的。这样的一种宗教的特征在于，要在体质、治理与道德层面去完善人性”^[24]。涂尔干同样认为，“人们的欲望只能靠他们所遵从的道德来遏制。如果所有的权威都丧失殆尽，那么剩下的只会是强者统治的法律，而战争，不管它是潜在的还是凸显的，都会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免的病症”。^[25]为此，他主张建立一种与现代社会分工结构相适应的多层次的社会道德体系，来抑制工业社会物质财富的快速增长所刺激的个人物欲的膨胀。

社会阶层不断分化并形成各种形式的利益冲突，是市场经济和开放社会条件下的常态现象。利益分化和利益冲突如果缺乏必要的调节机制，就可能使社会矛盾不断激化，威胁甚至直接瓦解社会秩序。社会整合的核心，是通过利益整合形成相对均衡的社会利益结构。为此，就需要借助于必要的国家干预，形成社会利益的调节和整合机制，一方面通过强化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务功能，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为弱势群体提供最基本的生存安全保障机制，避免弱势群体因生存危机而成为威胁社会和谐的对抗性力量；另一方面则通过建立健全节制资本力量的放纵行为的法律体系和税收调节机制，避免社会财富过度向少数社会群体集中。从西方国家社会转型经验来看，能否通过利益调节形成一个中产阶级占主流的社会结构，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关键。托克维尔就曾以美国为例，对中产阶级的“稳定器”功能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在他看来，中产阶级在所有阶级中对财产所有权所带来的激情“表现得最为坚定和执拗”，他们把损失全部家产视为“最大的灾难”，天然反对动乱和“革命”。“在文明国家，只有没有什么可失的人才会起来造反”，中产阶级拥有的东西甚多，害怕失去既得利益，他们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天然力量。美国作为一个具有很高的异质性的移民国家之所以能够保持社会的基本稳定，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是小康之家”^[26]。德国思想家西美尔也认为，中间等级对于社会的稳定发挥着“缓冲地带或者防震垫的作用”。中间等级作为一个流动的阶级，通过接纳上升的下层阶级和退化的上层阶级，既增进了社会各阶级的相互理解，也增强了社会结构的弹性。因此，如有较强的中间等级作缓冲过渡，社会变迁就往往以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相反，如没有中间等级的存在或中间等级弱小，社会变迁往往一发生就很迅猛激烈，甚至会突然发生革命。^[27]

以法律为主干的制度体系，作为约束社会行为的基本规范，作为社会成员相互认同的底线，是社会整合的另一重要实现方式。转型社会生活秩序的剧烈变迁，隐含着一种深刻的危机，那就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信任危机。从主体的在场与否的角度看，承诺可分为“在场”承诺与非“在场”承诺。“在场”承诺所表达的是熟人社会的有限交往关系，非“在场”承诺表达的则是超越熟人社会的普遍交往关系。^[28]基于“在场”承诺所形成的是当面、在场的可信任性，基于非“在场”承诺所形成的是不在场的可信任性。前现代社会的承诺是熟人社会中的“在场”承诺，这种承诺以行为主体之间知根知底的了解以及熟人社会的有效监督制约为前提，其信任总是指向特定的人的。而现代社会非“在场”交往，则使得传统的那种承诺及其监督制约机制失去了效力，这就需要引入一种能够为人们普遍接受的媒介来维系社会的信任关系。在这种信任结构中，人们的信任往往不再指向具体的人，而是指向某种抽象的非人格化的制度规范。因此，现代社会的信任机制，是与现代性制度体系相联系的“抽象体系中的信任机制”。^[29]换言之，人们对他人和社会的信任，在很大意义上是对以法律规范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制度的信任。人们相信，如果自己的利益因他人的违约而受到损害，违约者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现代性多元开放社会中的信任，深深植根于这种现代制度性承诺及制度性承诺的可信任性中。正是制度性承诺及制度性承诺的可信任性，与个人承诺及个人承诺的可信任性的交互作用，构成现代性社会的现实信任关系。”^[30]英国著名法律史学家亨·萨·梅因在总结西方社会结构转型时曾经说过：“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31]传统社会结构是一种以身份为核心的高度凝固化的社会结构形式，每个人从生下来那一天起就先赋性地获得了自己的身份规定，不同的身份先天地赋有相应的权利、义务及行为准则。现代社会不断增强的流动性与异质性以及个体社会地位的平等化，决定了不可能再以某种先赋性因素为准则来规范人们的行为，而只能以契约的方式来确定行为主体的权利与义务，以法律体系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为，减少社会行为的不确定性因素，使社会行为的理性预期成为可能。

3.社会的再组织化

社会的再组织化，是克服社会碎片化和社会成员原子化现象，重建社会秩序的最重要途径之一。西方社会在前现代时期在国家权力之外就存在大量以血缘、地缘、业缘为联结纽带的社会组织，如行会、教会、公社等。这些组织不仅为社会个体提供了归属感和安全感，而起到了缓解国家与个体矛盾的作用。齐格蒙特·鲍曼用近乎诗化的语言描绘了共同体的这种温馨：它就像是一个家，在它的下面，可以遮风避雨；它又像一个壁炉，在严寒的日子里，靠近它，可以暖和我们的手……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可以放松起来——因为我们是安全的，在那里，即使是在黑暗的角落里，也不会有任何危险（诚然，这里几乎没有任何“角落”是“黑暗”的）。在共同体中，我们可以相互很了解，我们可以相信我们所能听到的事情，在大多数时间里我们是安全的，并且几乎从来不会感到困惑、迷茫或震惊。对对方而言，我们相互之间从来都不是陌生人。^[32]

在《共同体与社会》中，滕尼斯指出，传统社会的血缘共同体、地缘共同体和精神共同体，是基于情感、习惯、记忆等自然意志形成的社会有机体，在这种共同体中，社会成员借助于面对面的交往获得了稳定的精神依托。^[33]随着传统社会组织在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冲击下趋于解体，失却了共同体关怀的社会成员逐渐沦为孤零零的个体，产生了严重的孤独感和人际疏离感。首先是，工业主义打破了共同体的封闭结构，将社会个体从熟人社会抛入了一个陌生人的世界。社会化大生产将劳动力作为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聚集到城市中来，直接摧毁那种使具有亲密的面对面的关系的共同体秩序，“个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越来越受制于大型工厂、国民经济、大城市和民族国家等仅涉及人们生活的极抽象部分的大型非人格化群体”。^[34]正如塞内特指出的那样，相对于乡村的共同体生活，“城市就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在此相遇的居民聚居地”。城市中的陌生人尽管进行着面对面的接触，但这种接触属于非个人的、表面的、短暂的，从交往的深度和持久性上讲，“陌生人的相遇是一件没有过去（a past）的事情，而且多半也是没有将来（a future）的事情……”^[35]其次，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将世界各个角落生产和消费都裹挟进全球化进程，金钱抹去了所有个性的差异，将原先笼罩着道德面纱和人情温暖的人际关系打落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进一步消除社会成员与小共同体的各种内在联系。“都市人会和商人、顾客、家庭的仆人，甚至是和经常交往的朋友斤斤计较。这些理性的特征与小圈子的特性很不一样。在小圈子里，人们相互了解彼此的个性，因而形成一种温情脉脉的气氛，人与人之间的行为不只是服务和回报之间的权衡。”^[36]再次，社会地位、身体的平等化及商品经济催生的个人主义，由于失却了共同体道德的约束，反过来也成为摧毁传统社会组织网络的腐蚀性力量。托克维尔在考察美国社会时，最关切的问题就是，“个人主义造成的普遍的漠不关心”将使美国社会遭遇严重威胁。这种随着身份平等而扩大的个人主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一个公民与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个体主义首先使公德的源泉干涸”^[37]，可能导致对社会的肢解，“一种倾向是使人们径自独立，并且可能使人们立即陷入无政府状态；另一种倾向是使人们沿着一条漫长的、隐而不现的、但确实存在的道路上走上被奴役的状态。”^[38]

社会的碎片化和个体的原子化，是转型社会诸多社会问题的重要根源。孤零零的个体由于失去了小共同的庇护，沦落为野蛮的资本力量和放纵的行政权力随意侵害的无助的羔羊。同时，缺乏归属感和安全感的原子式个体，在虚无主义、享乐主义的驱使下，也极易无视社会生活规范，放纵个人行为，不断加剧社会失范现象。面对这一现实，重建社会关联，为社会个体提供新的组织依托，进而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建立缓冲地带，就成为重构社会秩序的必然选择。涂尔干就曾明确提出，“要想治愈失范状态，就必需首先建立一个群体，然后建立一套我们现在所匮乏的规范体系”。^[39]涂尔干认为，社会不等于乌合之众，次级群体是构成我们社会结构的基本要素，“如果在政府与个人之间没有一系列次级群体的存在，那么国家也就不可能存在下去。如果这些次级群体与个人的联系非常紧密，那么它们就会强劲地把个人吸收进群体活动里，并以此把个人纳入到社会生活的主流之中”^[40]。只有借助于“法人团体”、“职业群体”这些“次级群体”，才能建构形成“个人、次级群体与国家”互动式的社会结构，使个体免于国家的暴政。在涂尔干看来，在职业群体里，群体成员从中获得了相互认同和沟通的关系纽带，激发出了对团结互助的热情，而且从中获得一种能够遏止个人利己主义膨胀的的道德力量。通过建立各种职业团体，培育职业伦理，能够防止国家权力不断集中和个体原子化的两极化倾向，增进社会的有机团结。托克维尔同样也把结社视为控制个人主义、利己主义膨胀的有效途径。结社创造了一种公共的生活方式，一种公共参与的方式，它有助于帮助社会成员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狭小生活天地，摆脱孤零零的生存状态，形成关心公共利益的公民意识和参与能力。“人们关心公共利益最初是出于必要，后来转为出于本意；原来靠心计完成的行为后来成为本能，而为同胞的幸福进行的努力劳动，则最后成为他们对同胞服务的习惯和爱好。”^[41]

显而易见，社会转型社域下的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其现实目标就是重构社会生活秩序，避免社会分工和利益结构的分化造成社会严重分裂，利益冲突走向大规模的阶级对抗，最终导致社会共同体的瓦解。而在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多元文化、开放社会的条件下，重构社会生活秩序的核心问题，则必须通过政府角色功能的调适以及社会组织的建设，形成市场经济、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既相互独立又相互支撑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避免社会分化形成资本力量垄断化、行政权力集权化与个体的原子化、无助化的两极化格局。在此，国家的角色功能主要体现为健全市场经济运作的规则系统，限制资本力量对社会生活秩序的侵蚀，同时国家的法律体系及政府的社会保障功能充分保障个体的社会权利；而社会组织或公民社会的功能，则在于为国家与个体冲突建立缓冲地带，一方面借助于利益表达的组织化和利益协商的理性化，为国家平衡社会利益格局提供组织载体，避免国家直接面对愤怒的乌合之众的局面；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的再组织上化，摆脱社会个体孤零零的生存困境，为个体抵御资本力量和行政权力的侵害提供组织的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