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社会转型演变为社会建设及其困境

一、由社会转型演变为社会建设及其困境

在我们接受西方的社会学概念之初，似乎并没有太多的机会留给我们去深度地反思这个概念对于中国社会而言的适用性。我们差不多是在完全忽略了严复最早以“群学”来翻译sociology这个英文语汇的社会对应性上的努力，而是草率地以从日语借用来的“社会”两字来建立一种与社会学这门学科之间的对译。⁽⁷⁾在这种借用和转译当中，也许我们可能忘记了，这样两个在日本文化中可以代表他们身处其中的社会含义的两个字，是否能够真正代表不论从时间的历史还是从空间的范围上都远远超过日本社会的作为整体的中国社会，即这样一种概念的借用是否能够有其自身的涵盖力。结果显示，这种转译实际无法体现在中国本土语境中数千年来所理解的和逐渐形成的“社会”两个字的深意。⁽⁸⁾但无论如何，这种经由第三国日本的“社会”一词的转译而造成了一种特殊的社会后果，那就是我们的社会学家们，试图在中国的土地上去复制出一种在西方自工业化之后所带来的那样一种社会的转型，即从农业社会实质性地向工业社会的快速转变，并希望借此来改变中国缺少与西方一样的生活方式的那种“可憎”的局面，显然，这种努力，最终也未能真正完成，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在“中国社会究竟是什么？”上去下一番深度思考的功夫。

社会对于中国人而言，从来都是一个自己并非感同身受的外在的世界。特别是与一个作为人生活和生命依托的家庭相比。这与西方人所强调的根本上具有公共空间意味的“社会”相比，显然在理解上存在有一种差别。可以说社会是外在于中国人的实际生活的，为了突出此种外在性，人们甚至专门为“社会”这个空间造出了一个特别的名词，即“江湖”，并试图以此来区分与一般家庭生活环境有所不同的更多陌生人存在的地方。可以说，在传统的观念里，“江湖”是一个各类离开家庭以及官场的人的总汇之所。⁽⁹⁾人们并不在乎那个世界里公私之间的必要性的界限，而只是在乎，在这个世界中，自己能够从其中所获得的利益的多少。费孝通曾经巧妙地以差序格局的概念去界定这样一种以我为中心的但又不同于西方个体主义的社会结构。⁽¹⁰⁾而人们从中获取的利益，也并非是自己完全独自占有，很多时候都是要在家庭乃至家庭成员中间去平分，或大家相互共享。即社会心理学家黄光国所谓的一种社会关系中的亲情法则。⁽¹¹⁾言外之意，一个人在社会中拼搏，所思虑更多的还是自己可以完全加以信赖的家庭，这是一个人勉力要去维护的第一层，也是最为重要的核心层所在。

除此之外，便是传统社会中为官员所占据的但更多为皇权所把持和掌控的空间，那个空间依旧很难说属于今天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在传统的皇权时代里，那基本上还是属于皇帝一个人所独占的空间，即所谓的由上而下的君临天下，而拥戴他的臣属，不过是在替皇帝打理这个天下的一批定期给予俸禄的官僚而已。⁽¹²⁾他们一般是被称为士大夫或官家，其中有很多人，至少自以科举取士的唐代以来，都是通过读书而一步步地接近皇权，他们的任务可能不是随心所欲地去做自己想去做的事情，而是要学会在这个空间里去察言观色，看上一级官员的脸色行事。当然，最后的决定权一定是掌控在独一无二的皇帝手中，如果某件事或某位官员惹得龙颜大怒，那属于是要掉脑袋的极为重大事件，绝对不会为这个空间所宽恕。因此，在传统社会的官场里做官的风险，明显地不会比浪迹江湖少多少。尽管有此危险，人们依旧趋之若鹜地愿意去做官，这其中的原因一是有巨大利益的获得；二是在位期间对于自己家族及其家庭的保护。这些都保证了他的为官意愿超越于对风险的惧怕。

在江湖，有一套规则用来强调不相识的人之间的紧密联系，即所谓的哥们义气，没有这一条作为保障，陌生人之间的联系是不可能牢固地树立起来的。因此，在江湖的空间里，也便没有了真正的对与错之间的严格区别。忠于一种“哥们义气”，成为了这个空间可以持续存在的基本原则。而与此形成对照的乃是官员所占据的所谓官场。而中国传统的官场文化，它所特别强调的乃是对于一种正统性的信仰。所有非正统性的存在都是要被当做异端而被排斥在官场之外。当然，其中最高正统的代表便是皇帝这个人。这个人被看成或者说是被塑造成为天子，即天的儿子，因此而具有了一种自然意义上的正统性。而不同等级的官员，又是通过树立起一种儒家的正统，并通过阅读由这些人中的优秀者所编辑的正统典籍以及通过不同等级的国家科举考试而建立起来的。因此，读书人的另外一层含义便是，准备着要去做官的人，即便不做官，作为识文断字的秀才、举人，在乡里间面子上也是极为光彩的。

而拿着俸禄的官员之间，相互又靠尊孔而形成了一个相对而言自我封闭的利益场，这个场同时还是一个文化共享的空间，诗文书画的应对和欣赏成为了彼此之间进行交流的符号和媒介。并且，对于书写文字的解释权，也是牢固地掌握在这些有了功名而出仕做官的人手里。作为一种交流的工具，文字在这里担当起了人不在场便可以相互沟通的意义表达的作用，这使得熟练掌握文字书写技巧的官员们，其关系的网络便是极为广大的，通晓此种书写语言的人，便可能成为其交往的对象。换言之，官场更多是依靠文字表达而构建起来的一个世界。身份、地位和待遇等，都可能会因为这种文字技巧的娴熟而发生一些改变，比如能够写一手俊秀挺拔的书法；能够写出流畅感人的文章或诗词歌赋；再或能够言简意赅地写出一份引起皇帝注意并给予批复的奏折。所有这些，都属于是在朝为官的官员们或者准备着入仕为官的人时常要去磨炼的一项基本功。⁽¹³⁾

在这个场域中，为官之道就是要从姿态上和礼仪上表现出来对于正统权威的服从以及对于深奥且变化多端的文字游戏的熟练掌握。在以上的这些分析中，我们似乎还找不到一处名为“社会”的空间去与西方社会学意义上的所谓“社会”（society）形成真正的一一对应。在作为亲情关系的“家庭”或“家族”之外，不是作为民间各类人士杂处的“江湖”，便是由官员或读书人所占据的可以靠以文字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所掌控的“官场”。在这样的传统结构框架之下的中国文化，其社会的转型，可能就不仅仅是所谓的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化社会乃至于信息社会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三个并非各自独立的空间中如何去重新构建出来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出来。

显然，今天我们不能说我们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但是我们的社会却接连不断地出现各种让人匪夷所思的问题，各种现象似乎都在使“社会建设”这个概念呼之欲出，但是最大的问题却是“社会在哪里”，“社会又是从哪里开始建设”，对于这些最为根本性的问题，不是大家都能够形成一致意见的。如果社会既在家中，又在官场，又在江湖，那么，我们投入巨大的人、财、物而开展的社会建设，究竟应该在哪里去用力呢？要知道，一些学者想当然提出来的“到民间去”的策略，有可能不过是去重新接触那些已经被国家所遗忘掉的那个“江湖”的存在。如果是这样，“江湖”可以取代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吗？这可能是社会建设学派需要认真做出回答的一个问题。没有这一思考作为前提，所谓的社会转型就是不知未来去处的一种盲目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