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文明社会必须坚持的原则

(一)公平性原则

生态文明所理解的公平是一种广义的公平,包括人与自然之间的公平、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即代内公平、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公平即代。际公平。人与自然的公平主要表现为:依据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原则考量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的需要,既维护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又使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得到满足。

代际公平是生态文明关注的一个焦点。代际公平恰好是生态文明最基本的要求,它最能体现人类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人们必须充分认识到:“那种只追求一个人、一代人的幸福的道德只能导致历史的倒退,只能让我们生活得像一根根的鸡毛或者一根根芦苇。因此……我们所建立的是与过去那种只求一代人的幸福与欲望满足不同的道德体系和行为规范:这种道德体系必须是跨越时间的道德体系,它要求人在追求幸福时必须充分考虑到代间的平等。代间的平等要求我们——全球的人群共同体在行动时,必须把我们与尚未成为现实的‘我们’的我们的后代,或者是还没有权力和我们竞争获得幸福的后代作为一个整体,要考虑到我们的欲望的满足有可能剥夺了对他们的关心,我们的满足有可能夺走了他们生存和发展的资源。正确对待我们对环境的权利与对于下一代应当承担的义务。”^[14]如果不考虑代际公平,那么代内公平也就失去了意义,生态文明也就失去了核心理念的支撑。

但是从事实重要性来看,当代人之间的公平则显得更为紧迫和现实。代内公平是实现代际公平的基础和前提,它会以各种方式影响代际公平的实现。当前尤为迫切需要加以解决的是代内公平问题。这不仅仅是由于“代内公平”问题往往优先于“代际公平”问题,更加具有紧迫性和现实性,而且还因为代际公平问题是由我们当代人代理事实上还没出现的后代人而提出和试图加以解决的。现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的贫穷和落后,在很大程度上同发达国家对他们的掠夺和剥削是分不开的。如果代内不公平问题得不到有效控制或消除,代内不公平的历史债务就一定会转嫁到后代人身上。正如《公平地对待未来人类》一书中所指出的:贫富悬殊的差距会原封不动地传给下一代。^[15]要保证当代和后代人的权利平等,就要努力避免和尽可能减少代内的不公平。很难设想,如果我们连当代人之间的公平都想不到、做不到,却能够真正关心后代人的平等。

因此,实现当代人之间的公平是确保公平原则得以实现的关键。

(二)持续性原则

强调发展的可持续性是生态文明的一个突出特征。“持续性原则”是指人类在利用自然资源来发展社会经济时不能超越自然资源与环境的承载能力,要使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相适应,不能以人类今天的利益来换取人类明天的利益,不能吃祖宗饭、断子孙粮,即要求人类社会实现世世代代永续不断的发展。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可持续的生态环境和可持续的社会环境。为了能够将一个可持续的生态环境留给子孙后代,我们应把经济系统的运行控制在生态系统的承载范围之内,实现经济系统与生态系统的良性互动与协调发展。我们还应选择一条可持续的资源发展战略,通过技术创新提高资源的使用效率,保护生物的多样性,增加自然资本的储备及其在国民财富中的构成比例。为了能够将一个可持续的社会环境留给子孙后代,我们应营造一个更加公正而平等的社会环境,包括建设一个能够使人们的基本权利在更大的范围内得到实现的制度文明;应适度控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质量和人们受教育的水平;应倡导绿色生活方式和绿色消费。

(三)整体性原则

地球上的所有生命都是自然大家庭的成员。各种生命之间不仅相互影响,而且还与地球构成了一个密不可分的有机整体。作为这个大家庭中一个晚到的成员,人类虽然依据自己的聪明才智获得了巨大的生存空间,但我们的生存仍然离不开生态系统和其他生命的支撑。今天,随着人类活动越来越深地渗透到地球家园的每一个角落,人类的命运与这个大家庭中其他成员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其他物种敲响的警钟,也越来越成为人类敲响的警钟。整体原则不仅强调人类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还展示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共同面对环境危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由于环境污染具有向外扩散的自然属性,贫困国家的环境污染的影响必然会波及到全球,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避免地受区域性或全球性环境问题的影响。西方国家已经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已经严重威胁到了自身的安全。1986年挪威前首相布伦特兰夫人就说过:“在不久的将来,穷人的环境问题,通过政治不稳定和动乱的传播,也会影响到富人。”1990年时任美国参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萨姆·努恩也认为:“我们的国家安全正面临着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威胁一一环境的破坏。我认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目标之一,必须是使正在加速的全球性环境破坏步伐得到逆转。”^[16]现在人类对地球生态环境的破坏已经越过国界,将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全球气候变暖、臭氧层空洞、有毒污染物转移、森林锐减、海洋水污染、地下水污染已日益国际化而具有全球性质。在一个流域,上游居民对生态的保护状况会直接影响下游居民的利益;一个国家的捕捞政策会影响到另一个国家的捕捞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能源政策会造成另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酸沉降。“国界已经变得如此能渗透,以致具有地区、国家、国际意义的事情之间的传统区别已经变得模糊不清。生态系统并不尊重国国界。水污染能在公共的河流、湖泊和海洋中传输,气流能把空气污染带到很远的地方;大的事故,尤其像核反应堆或有毒性物质的工厂或仓库发生的事故,能造成广泛的区域性影响”,“局部地区资源的耗竭可以造成更大的范围的贫困化。高地农民对森林的砍伐可以造成低农场的水涝;工厂污染使当渔民的捕捞量减少。这种可憎的局部循环现在在全国和地区范围内出现,旱地退化使千百万环境难民越过国境到处流浪,拉丁美洲和亚洲的森林砍伐造成了山脉下坡和河流下游国家更多的洪水甚至破坏性的洪水;酸雨和核尘埃越过了欧洲的边界。类似的现象正在全球范围内出现:物种的丧失、全球的变暖、臭氧的耗竭以及国际范围贸易的有害化学品进入了国际贸易的食物之中。在下一世纪,造成人口迁移的环境压力可能急剧增加,而阻止这种迁移的屏障可能比现在还要坚固。”^[17]诺曼·迈尔斯也曾指出:“全球变暖和物种的大量灭绝将影响到世界各地的每一个人。我们全都乘坐在同一艘环境之舟上,当这艘船一处接着一处地出现渗漏时,我们将全部遭难。甚至是最发达的国家也无法使自己免遭环境破坏的影响,无论它在经济上是如何坚实、技术上如何先进或军事上如何强大。”^[18]共同的生存和发展利益迫使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相互合作以解决所面临的全球性或区域性环境问题。环境问题的跨国性质使得发达国家不得不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美国前副总统阿尔·戈尔在推行他的全球环境治理“马歇尔计划”时也不能不承认这一点。他说:“从根本上说,承担医治环境创伤这一使命意味着再次献身于杰弗逊所信奉的事业,即实现那种不仅是美国人的,而且是所有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生存、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9]梅萨罗维克等人在《人类处于转折点》中指出“我们的电子计算机分析显示,全球的合作对所有有关方面提供的处境要比冲突所提供的好得多”。

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单独解决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如果其他国家不同时采取相应的行动,任何一个或几个国家的环保努力都将劳而无功。因此,在建设生态文明时,我们应在更深的层次和更广的范围内采取协调行动,共同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挑战。^[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