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心为上”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

“攻心为上”_明朝王阳明的故事

王阳明在江西平乱时的另一措施是对敌人进行“攻心”。

武学的最高境界是“武德”，战争的最高境界是和平。只要敌人愿意放下武器，甘心臣服，那战争的手段就不止杀戮一途，而且可以说“杀戮”只不过是战争学里的一部分，并且是很小的部分。只要达到了“和”的政治目的，进行战争的手段就有多种。正如孙子所言的“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国为上，破国次之”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战争的上乘境界。所以，真正的军事高手不是杀人盈野，杀人盈城，而是将杀戮消融于无形，即“和平”之中，“无智谋”，“无勇功”。也如德国的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所言，战争不过是一种艺术，即政治的艺术而已，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在中国古代，尤其是长期的战争事件，军事大家们已经摸索出夺取战争胜利的另一途径——攻心，而且收到了奇效。第一个明确提出“攻心”策略的是三国时期诸葛亮的部将马谡。据《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蜀后主建兴三年（225），诸葛亮南征孟获的战事正酣，参军马谡运粮草到大寨，因马谡以好谋划而得到丞相的赏识，所以诸葛亮问他有何良策。马谡根据孟获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民族特点，向丞相提出“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兵战为下，心战为上”的军政谋略，认为要彻底征服孟获，仅靠军事斗争是不行的，必须要使他心悦诚服，以德来服他。这样，蜀汉一旦撤军，孟获也不会再反叛。诸葛亮一听，心以为然，赞叹道：“真良策也。”从此，心战就成为中国古代军事学领域的一项重要的谋略手段而得到历代军事大家的青睐。秦汉之际的垓下之战，项羽大营四周的楚歌声起，彻底瓦解了项羽军队的斗志，这也许是心战的最早运用，可从理论上提出这种谋略当从三国时候开始。从广义的角度分析，各种惠民、安民的措施、改革也可以说是一种心战。然而在具体的战场上，通过心战瓦解对手，王阳明是较早的实施者。

正德十二年（1517）六月，王阳明平定福建汀、漳二州之后，就准备移兵对广东的乐昌、龙川（今广东河源）一带的山寇用兵。在进攻之前，他了解到：山寇虽多，其中受胁迫之民亦众；股匪虽广，真正负隅顽抗者亦在少数。于是，他认为可以对这些胁迫之民实行心战，决心从内部瓦解敌军。据《年谱》，为了动摇敌之军心，瓦解敌之战斗力，以达最后令敌举械投降之目的，王阳明四处派人张贴告谕：(www.guayunfan.com)

人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心之所共愤者，莫过于身遭劫掠之苦。今使有人骂尔等为盗，尔必愤然而怒；又使人焚尔室庐，劫尔财货，掠尔妻女，尔必怀恨切骨，宁死必报。尔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尔宁独不知？乃必欲为此，其间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为官府所迫，或是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其中，后遂不敢出。此等苦情，亦甚可悯。然亦皆由尔等悔悟不切耳。尔等当初去做贼时，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从善，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耶？若尔等肯如当初去做贼时拼死出来，求要改行从善，我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尔等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岂知我上人之心，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况于人命关天？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何苦而必欲为此。我每为尔等思念及此，辄至于终夜不能安寝，亦无非欲为尔寻一生路。

惟是尔等冥顽不化，然后不得已而兴兵，此则非我杀之，乃天杀之也。今谓我全无杀人之心，亦是诳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尔等今虽从恶，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八人为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须去二人，然后八人得以安生。均之为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杀二子，不得已也。吾于尔等，亦正如此。若此二子者，一旦悔恶迁善，号泣投诚，为父母者，亦必哀悯而赦之。何者？不忍杀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今得遂其本心，何喜何幸如之；吾于尔等，亦正如此。

闻尔等为贼，所得苦亦不多，其间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尔为贼之勤苦精力，而用之于耕农，运之于商贾；可以坐致饶富，而安享逸乐，放心纵意，游观城市之中，优游田野之内。岂如今日，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潜形遁迹，忧苦终身，卒之身灭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乎？尔等好自思量，若能听吾言改行从善，吾即视尔为良民，抚尔如赤子，更不追咎尔等既往之罪。如叶芳、梅南春、王受、谢钺辈，吾今只与良民一概看待，尔等岂不闻知？尔等若习性已成，难更改动，亦由尔等任意为之。吾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率大军围尔巢穴，一年不尽至于两年，两年不尽至于三年。尔之财力有限，吾之兵粮无穷，纵尔等皆为有翼之虎，谅亦不能逃于天地之外。

呜呼！民吾同胞，尔等皆吾赤子，吾终不能抚恤尔等而至于杀尔，痛哉！痛哉！兴言至此，不觉泪下。（《全集》，1244—1245页）

笔者之所以不惜笔墨把此篇全文摘下，实乃觉得此文极富政治韬略与智慧：

（1）此文告之语气全是如朋友当面谈心，所用称呼皆是“汝”“尔等”，采用拉家常式的方式，没有半点官家拉架子、扯大旗吓人的威慑之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而且解读的内容全是百姓日用的生活常识、道德见解，没有半点高深的理论在。在谈心的过程中，全然没有把对方当敌人、山寇，而是当成误入歧途的“羔羊”“赤子”。通篇都是大实话、大白话：“今谓我全无杀尔之心，亦是诳尔；若谓我必欲杀尔，又非吾之本心。”“若轻易杀之，冥冥之中，断有还报，殃祸及于子孙。”对于讲究现实，又不识字或识字不多的山野之民，此种谈话的语气所产生的效果最为明显。因为别人认为你没有把他们当敌人、外人，从话语上一下就拉近了双方的距离，夷平了鸿沟，通篇的大道理有时不如一两句大实话来得亲切、明白、晓畅和暖人心。

（2）换位思考。在文告的开头，王阳明就从“人人恨贼”的道德高度摄住了对方的心：人之所共耻者，莫过于身被为盗贼之名；人所愤者，是自己的财产被人劫掠。既然人人愤恨盗贼，你们这些山民聚众为乱，掠人妻女，劫人财物，那些被掠者、被劫者又做何感想？人同此心，天同此理，将心比心。既然做盗贼背上人人唾骂的恶名，那么为盗则是一条死路，人人可得而诛之。现在叫汝改恶从善，做一个大大的良民，为众人所喝赞，操持家业，养妻护儿，是一条生路，为何汝等“反不敢耶”？这种换位思考，是以人类的普遍道德准则为出发点的交谈方式，往往能震撼人的心灵，效果是显而易见的。

（3）善用比方。在文告中，王阳明把官府比作父母，对每个子民都有慈善之心，好比父母生有八子，有二子从恶，要害其他六子，怎么办？做父母的只好忍痛把这二子杀了。可一旦二子改恶从善，父母高兴还来不及，焉有再杀之理？而且这些山民作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的是迫不得已，有的是官府压迫，有的是被地方豪强所侵、欺霸财产，才铤而走险，误入歧途，这些在王阳明看来都是情有可原的。人杀一鸡犬尚且不忍，何况人命关天？只要弃恶从善，不当盗贼，官府岂有必要杀汝之理？入山为盗，背上骂名，遭人唾弃，人人得而诛之。即便如此，有人还“尚有衣食不充者”，在山林中潜形遁迹，提着脑袋为盗还且如此，太不合算了。如果弃盗耕农或经商，不仅生命无忧，还饶可致富，悠游林下，纵意岁月，安享逸乐。对比之下，孰优孰劣，不是一目了然了吗？而且王阳明还担保：对改恶从善之人，更不“追尔旧恶”，不搞秋后算账，政府的态度是真正诚恳的，没有半点欺诈。

（4）既有好言相劝，又有杀威棒恐吓。如说前面这些分析、规劝都在情在理，不是做作卖弄，可人心难料，久为盗贼之人，恶习难改，在所难免。对此，王阳明露出了底牌：如果不听劝告，就调动大军“围剿巢穴”。不要以为尔等占有地利，可财力有限，而政府财力无穷，一年、两年、三年，定当剿灭，使之不能逃于天地之外。言下之意是：放着康庄大道不走，就只有死路一条。最后以“痛哉”之感慨结束文告。

对于王阳明的这篇文告，史书上说是“蔼然哀怜无辜之情，可以想见虞廷干羽之化”，因此效果是肯定的：不久就有山寇酋长黄金巢、卢珂等人，率众投效，表示衷心归顺朝廷，“愿效死力”。（《全集》，1246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王阳明在具体战场上实施的心战之策的劝降不是权宜之计，事过之后不追算投顺者的往昔过错，“更不追念旧恶”，不算历史旧账，使投顺之人无思想包袱，这一点非常难得。他在《牌行招抚官》的告谕里，把已诚心投顺的山寇廖成等人，称之为“新民”，他们不但“意已可嘉，又能招出余党，非但洗其既往之罪，亦当禄其图新之功”。于是上报朝廷，要求授廖成为“领哨义官”，廖满、廖斌诸人为“巡捕老人名目”，并在横水新建县城内，为他们寻找住所，“分拨田土，全其照例纳粮当差”，没有半点歧视之意。对于那些“新民”，要求各县衙门为他们提供“牛具田种”，从政府的商税款里拨出税银一百两为其购买耕牛农具，“分给各民”，“令趁时播种”。他在《议处河源余贼》的公文里，要求给投降并愿意从善者以出路，认为这是使其改恶的重要措施，如果这些“新民”衣食不足的话，不靠抢劫又怎么生存呢？如不资助这些“新民”，使其开始新的生活，实际上是使这些人重新为盗。一旦这些人重新为盗，国家要围剿他们就困难得多，所损失的钱粮何止千万？“欲后图之，功愈难矣！”（《全集》，586页）

当然，天行有道，无德不复。王阳明的这种不计前恶的君子之风和政治家风范，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他们都认为王公说话是一口唾沫一个钉，是算数的，这对他几年以后在广西思恩、田州的平乱，产生了摧枯拉朽般的社会效果：瑶、苗土著族的暴乱在明朝十万大军也无济于事的情况下，王阳明只凭一纸文告，数万暴民登时缴械投顺，愿效死力（后有详述），足见这种攻心之策的巨大威力。

同时，这种具体战场上的攻心韬略对于明以后的中国军事学领域亦产生了长远的影响。清末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在训练湘军时，经常编一些如《爱民歌》《吃粮歌》（旧时把当兵称为“吃粮”）之类的顺口溜式的宣传材料教育士兵，同时以此为宣传口号向太平军士兵喊话，向老百姓做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