陵县试点三年_陆学艺评传_事迹

陵县试点三年_陆学艺评传_事迹

1982年夏，北戴河。

雷雨过后的傍晚，海边的景色是美丽的——那铺陈在天际的晚霞，与眼前波光粼粼的海面连为一体，其中，点缀着若隐若现的渔船帆影，沙滩上和海水中嬉戏的游人，宛如一首歌、一幅画。

欣赏这如歌如画的美景，能给人带来闲适与快意。对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个奢侈的难得的享受时光。

陆学艺由于先前卓越的工作成绩，使他获得了一次享受休闲生活的机会。这年夏天，他第一次来到北戴河休假。(www.guayunfan.com)但是，眼前的美景，引不起他的兴趣，闲适的海风也吹不散他的思考。此时，在他的脑海里，正在思考着家庭联产承包制普遍实行之后，作为整个上层建筑一部分的县级经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

他认为，到1982年，全国农村85%的生产队都实行了以包产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农村经济体制的微观基础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在所需要进一步改革的，是农村经济体制宏观方面的县级经济政治社会体制。只有县级经济政治社会体制也作相应的改革，才能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发展的要求，才能领导农村各个方面的改革更好更深入地发展。

他把这个想法同一起来休假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长王焕宇同志和科研局负责经济学科的学术秘书李兰亭同志讨论，得到他们两位的完全赞同。在讨论中，大家都觉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党和国家的咨询研究机关，应该牵头组织力量，深入到改革发展的农村，调查新情况，研究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尤其是要对县级机构的现状和改革的前景，进行研究。这一方面可以为上级决策部门提供信息和政策建议；另一方面也可以让中青年科研人员和机关干部接触基层生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走出书斋，走出高楼深院，在农村实践中锻炼成长。

1983年春，他将这个设想写成一份《关于建立农村体制改革试验县的建议》，送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领导，得到了校党组和时任马洪院长的赞同和支持。马洪院长还指示，将《建议》以院党组名义转报中共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因为办体制改革试点县要通过他们，取得他们的支持才行。

《建议》转报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后，很快就得到了当时任室主任的杜润生同志的重视和热情支持。杜润生主任觉得这一“建议”很好，他提出基地县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农村政策研究室全力支持。为了表示支持这件事，他还专门选派时任农村政策研究室处长的王岐山同志，作为他的联络员，参与领导和协调工作。

双方领导批示后，筹办试点工作组的工作就开始了。社科院由孙耕夫副秘书长、王焕宇和陆学艺为首，先建小组，哲学所的冉隆清、张晓明，农经所的张晓山，法学所的刘曙光等人参加。关于选点，院领导的意见，离北京不能太远，便于联系。

中央农研室对此事很积极。王岐山同志作为联络员，为此约陆学艺去他那里谈过几次。他也认为选点要近一点好。但当时，河北省几位领导正在闹不团结，所以，王岐山和陆学艺决定到山东去选一个点。

1983年8月，经杜润生主任介绍，山东省委书记苏毅然同志同意，中国社会科学院派陆学艺带了几个人到山东选点。山东省委副书记李振、副省长卢洪会见了他们，当场确定德州地区陵县为试点基地县。

陆学艺之所以把点定在陵县，当时是出自于以下考虑：陵县地处黄淮海平原，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96%，农业产值也占工农业总产值的64.5%，是华北较典型的农村地区。其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全国属于中等略偏下的水平，在这里试点有代表性；陵县近年改革步子迈得大，农业发展快，工作基础好；此外，离北京也不远，交通比较方便，双方人员往来很便利。对陆学艺来说，这里也是他多次调查过的地方，情况也比较熟悉。

9月，中央农研室主任杜润生同志，在办公室同陆学艺和课题组成员谈话。他对这次课题组进点的调查研究、策划县级体制综合改革的要点等，都作了明确指示。

10月，陵县农村发展研究组成立。研究组成员来自中国社科院有关所、局，山东省社科院和德州地区、陵县的有关部门，一共18人。陆学艺担任组长。为便于开展试点工作，经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建议，中共山东省委组织部行文，他还被任命为陵县县委副书记。

1983年10月25日，研究组在陆学艺的带领下，正式进点，受到中共德州地委、行署和陵县县委、县政府领导和工作人员的热情欢迎。陵县政府还专门为研究组人员腾出了县委招待所的西小院，作为他们的居室和办公室。专门安装了一部电话，还有一个图书资料阅览室，在院子里专门盖了一个小厨房，单独起伙，工作条件和生活条件都一一保证。

在县委、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直接帮助下，研究组的工作开展得很顺利。陆学艺后来回忆陵县调查10年，尤其是1983年至1986年他在陵县挂职蹲点时写道：“那时，我们研究组的同志，白天各自到县里各部局，或到乡里进行访问、调查，晚上回到由招待所蒙万俊同志为我们收拾得干净整洁的西小院，一起讨论总结，一起整理材料，筹划第二天的活动。”[11]就这样3年下来，他在陵县可以说收获不小。

他们的第一项工作，也就是第一项社会调查是摸清陵县县级机构和县经济社会的基本情况，为县级体制改革和发展的研究做准备。

首先，对当时全县66个部、委、局、办中的31个主要部门逐一进行调查、访问。随后，他们又下到乡里，选取了城关镇和袁桥乡等3个不同类型的村，进行蹲点观察，对其中153家农户还进行详细的访谈。通过这些调查，取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搞清了基本情况。

在研究组进点时，农村正准备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第二步改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以及县级体制改革也在酝酿，同时，农村在联产承包制后要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产业结构。这样，体制改革和经济上的调整便交织在一起。

1984年4月，陵县按照上级的统一部署，实施了由公社改乡、镇，生产大队改行政村的改革方案。6月份，山东省委把陵县定为省委直接领导的3个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之一，派省农工部副部长金石开率一个工作组到陵县，同陆学艺他们一道调查研究。

经过几个月的工作，他们拿出了一份陵县综合体制改革的设想。主要内容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建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改革统收统支的财政体制，实行财政包干等。

1985年年初，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期间，陆学艺同王岐山同志等人商量，陵县的县级综合试点，已近3个年头。山东省委工作组就这一改革形成了文件，福建、辽宁、浙江、江苏、四川、河北等地也有一些经验出来。能否筹备开一次县级体制改革的研讨会？王岐山表示赞同。

1985年5月18日到23日，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在陵县召开了华东地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县讨论会。时任国务院农研中心副主任吴象同志、联络室主任王岐山同志等出席了会议。华东6省1市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16个试点县的代表，北京有关部门的同志和理论工作者，还有辽宁省海城县、山西省原平县、河北省正定县、以及四川、广东等地的代表共50多人参加了会议。

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吴象同志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陆学艺介绍了陵县体制综合改革的设想，各地代表也在会议上交流了各自的改革情况和经验。会议还就当时县级财政包干，县党政机构设置和政府职能转换等主要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形成了一个“华东地区综合体制改革试验县讨论会纪要”。报送中央有关部门，以后又在刊物上发表。

从陵县以及全国的情况看，县级体制是中国政治体制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环节，也是建国以后几十年来逐渐形成的，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对县级体制进行改革，涉及到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方方面面的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难度很大。它不仅是一个体制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发展问题。要进行体制改革，必须由国家通盘考虑和统一部署。这次会议强调了县级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改革的复杂性和难度也给予了充分考虑，是有关县级体制改革的一次较早会议，对后来县级体制改革起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1985年7月，陆学艺被任命为农业经济研究所（后改为农村发展研究所）副所长。由于陆学艺工作单位的变动，所以，原挂靠哲学所的陵县调查研究点也改挂靠农村发展研究所。这样，陵县调查研究就和所里的本职工作结合起来了。在所里的领导和研究人员的支持和参与下，陵县点上的研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85年秋，农村所的顾秀林、张军、王华民、尹晓青、佟绍伟、王学东和北师大的曹和平到陵县蹲点，对镇级机构和乡、村、户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调查。1986年春，所里还把陵县经济发展列入当年的科研计划。在当时的所长王贵宸和《中国农村经济》编辑部副主任张庆忠的主持下，在陵县调查的研究人员分章写作，于这年底完成了《陵县经济发展的回顾与展望》一书。另外，研究组在陵县3年中就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的县、乡、村、户4个层次分别作了较为系统深入的研究，后编为3本《农村发展研究》资料集，共110万字。第一本主要汇集了前述反映陵县经济发展水平的三类153家农户经济状况的全部资料和对它们的初步分析。第二本是陵县县级机构状况和县情资料。第三本是在陵县召开的华东地区县级体制改革讨论会的一批报告和探讨县级改革的文章，还有陵县乡、村、户情调查。这3本资料，是陵县研究组3年的调查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它为我们研究当时农村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实证资料。

这个时候，陆学艺还是决心把县级体制改革的研究再扩展一步，决定开展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研究。他认为：

“县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环节，离开了县经济社会的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是不可想象的。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的地位和作用越来越重要，将逐步变成中国现代化的主战场。县经济具有类似国民经济大系统、大网络的综合性特点，……集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种功能于一体，结构比较完整。因此，研究县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认识整个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发展。实行县级改革可以为整个经济和社会改革提供经验和借鉴。”

1986年，“县经济社会发展研究”课题通过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会审评立项，确定为经济学类国家“七五”重点课题。课题组主要负责人是陆学艺，此外还有刘树勋、顾焕章、徐逢贤、冉隆清等人。

经过几年的研究，课题组于1993年出版了《县级综合改革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一书。全书有1个总报告和19篇专题报告。19篇专题研究中，有10篇是研究发展问题，另9篇是研究改革的。其实，这两者在现实中是密不可分的，只是在研究的侧重点上有所区别。

写于1991年的总报告，主笔人是陆学艺（一共有5位主执笔者：陆学艺、徐逢贤、张其仔、崔力群、冉隆清）。这篇总报告的中心论点是县经济社会的加速发展是一种不平衡发展。县级综合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由不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

所谓均衡发展，指的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发展的协调性，并不是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均衡。在他们看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县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步摆脱了从属和依附于城市的地位，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出现了加速发展的势头，但这种发展是一种不平衡发展。县经济社会发展同其外部环境之间、经济系统内部、社会发展系统内部以及经济和社会发展之间存在着不协调性。具体说来就是6大矛盾：城乡矛盾、区域矛盾、生产和流通的矛盾、社会分化与整合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还有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矛盾。这6大矛盾是妨碍县经济社会现代化的主要因素。因此，解决这6大矛盾，实现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使县经济社会发展由不均衡发展转向均衡发展，是目前加快县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

怎样才能实现由不均衡发展向均衡发展的转变呢？他们认为，应该抓以下工作：第一，回忆县级政治体制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完成向“小政府大服务”的目标转化；第二，加快乡镇企业的发展，完善双层经营体制，发展社会化服务体系；第三，深化流通体制改革，完善市场体系，搞活流通，以流通促生产；第四，发展社会保障事业，逐步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城乡一体化；第五，实现城乡开通，打破城乡隔离，使城乡在就业等多方面逐渐实现平等；第六，县级综合改革的总目标，是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

这篇长达65000多字的报告，内容非常丰富，有关县级经济社会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方方面面的问题都提到了，但全部问题都围绕着6大矛盾展开与解决立论，最后以不平衡到均衡——发展型式的转换的中心论点作结。整篇文章思路清晰，论据充足；观点鲜明，体系宏大；有纲有目，纲举目张，结构严谨，是一篇思想性、理论性强，同时具有可操作性和现实意义的研究报告。报告主张的县级改革的观点，在后来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战略中，得到了充分地吸纳，尤其是对后来科学发展观的形成和实践也提供了理论依据，不失为在综合体制改革和发展战略研究方面的开山之作之一。

1986年11月下旬，陆学艺参加中央农村工作会议。这个会议自1981年以来每年召开一次。分析当年的农村工作形势，以及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下一年的任务和对策，形成文件。在万里、胡耀邦等领导的提议下，作为中央新一年的一号文件颁发。此后每年中央一号文件，是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的。到1986年，农村工作会议形成了中央第6个一号文件。

12月下旬，陆学艺会后回到陵县。当时，他已经意识到，政策部门关注的重点，已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和国有企业。县级体制综合改革，肯定是必要的，但这种改革必须是自上而下的。这好比是蜂窝煤，上下必须对口。县级改了，省地不改，就不对口，还得改回来。虽然改革是好的，但上层还未下定决心，单靠一个点，单靠基层推动，孤军奋战，难有成效。

但要让他撒手放弃他三年为之奋斗的成果，他还是有点舍不得。于是，他找一些老朋友交换意见，看怎么办才好？

多数朋友劝他放弃。苗玉友、郭爱民等朋友说得更直接：“陵县试点可以告一段落了，不要在这里耽搁时间了。”他的课题组的同事们多数也是这个意见。请示了社科院孙耕夫，孙也赞成。

陆学艺最后决定：回家。

作为县级体制综合改革试点，陵县3年，无果而终。从现在的角度看，如果这项改革试点成果被付之实施，那么中国的现代改革开放历史或将改写。这样的一项富有创新性的改革方案未被决策层采纳，这让陆先生感到十分遗憾。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失败。陆学艺和课题组在这里进行调查研究，提出了县级综合改革方案；之后又提出了县域经济社会协调均衡发展的命题，这是政治体制改革之第一声，在中国政体改革史上应有其地位。

此外，陆学艺还在陵县作了第二步改革的调查研究工作，成果丰硕。他还帮助陵县创办了一所大学——农村发展学院，帮助德州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短暂的试点3年，陆学艺取得了让陵县人感激，也让自己满意的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