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后期文艺思想的转变及其原因_闻一多的故事

闻一多后期文艺思想的转变及其原因_闻一多的故事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闻一多这个最具风格特点的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在其早期，视文学如终生的事业，并以其远大的志向，不仅创作出大量独具“唯美主义”特色的诗歌作品，而且，还写出相当数量的“唯美主义”文艺批评文章，这就使我们从他倡导新诗格律化的主张里，窥见他追求艺术美之极致的执著。然而到了后期即在抗战胜利前后的西南联大时，闻一多逐渐彻底摒弃了“唯美主义”的价值取向，毅然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呼唤“时代的鼓手”，号召文艺工作者“为人民服务和向人民学习”以创作出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作品。从崇拜西方济慈誓做艺术的忠臣到认识了人民并呼吁“诗人不应该对现实冷淡旁观”，而“应该站在人民的前面，喊出人民所要喊的，领导人民向前走”，现实生活的这部大书终于使他转变。虽然仍是诗人，但他已经不再用笔，而是用自己的言行和生命抒写诗章并迸发出迥异的光辉。

闻一多后期文艺思想转变的最显著标志，是他随着那“不是混着好玩”生活岁月的流逝“知道”并亲身体验“生活的严重”后于1943年写出的《时代的鼓手》这篇诗论。就在这篇诗论中，闻一多根据田间的《多一些》那激越人心的鼓点式诗句说，“这里没有‘弦外之音’，没有‘绕梁三日’的余韵，没有半音，没有玩任何‘花头’”，有的“只是一句句朴质、干脆、真诚的话”。而且是“多么有斤两的话”。因此，他认为田间之“多一颗粮食，/就多一颗消灭敌人的枪弹！/……多一些！/多一些！/多点粮食，/就多点胜利”那“简短而坚实的句子，就是一声声的‘鼓点’”，虽然“单调”，但却“响亮而沉重”，因此能“打入你耳中，打在你心上”。闻一多又说田间《人民底舞》之“他们底/仇恨的/力，/他们底/仇恨的/血，/他们底/仇恨的/歌，/握在/手里……”还有那“耸起的/筋骨，/凸出的/皮肉”，更“挑负着/——种族的/疯狂”和“种族的/咆哮”这样的诗句，“便不只鼓的声律”，同时，“还有鼓的情绪”。他激动地说“这是鞍之战中晋解张用他那流着鲜血的手，抢过主帅手中的槌来擂出的鼓声，是弥衡那喷着怒火的‘渔阳掺挝’，甚至是，如诗人Rob－ertlindser在《刚果》中，剧作家Eugenoneil在《琼斯皇帝》中所描写的，那非洲土人的原始的鼓”，虽然“疯狂，野蛮”，但却“爆炸着生命的热与力”。一反此前的美学追求，闻一多对田间的诗评价如此之高，是他认为田间“所成就的那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而且是“积极的，绝对的生活欲”。因为，在那民族危难的最紧急时刻，“它摆脱了一切诗艺的传统手法，不排解，也不粉饰，不抚慰，也不麻醉”，更“不是那捧着你在幻想中上升的迷魂音乐”。而“只是一片沈着的鼓声，鼓舞你爱，鼓动你恨，鼓励你活着，用最高限度的热与力活着”。正因为此，所以他说，“当这民族历史行程的大拐弯中，我们得一鼓作气来渡过危机，完成大业”。因此，在那“需要鼓手的时代”，他才“期待着更多的‘时代的鼓手’出现”。

时代不仅使闻一多警醒，也使闻一多觉悟。作为“杀蠹的芸香”，闻一多这时彻底扭转“艺术为艺术”的文艺观而坚持“艺术为人生”。那时的他认为，诗和歌“只有和劳动人民相结合，才能够…健康”并且“有生命力”，因此，他号召要“把诗歌还给劳动人民”。正所以此，当1944年10月西南联大学生创办的两个壁报在展开“为人生而艺术”还是“为艺术而艺术”的辩论时，他站在最广大的进步师生一边，认为进步作家应该站在时代的前列，敲起时代的战鼓，鼓舞人民向前进。就在抗战胜利前后，他写出了《文学的历史方向》、《诗与批评》、《〈三盘鼓〉序》、《艾青和田间》、《战后的文艺道路》、《论文艺的民主问题》等文艺为人民服务之根本思想的论文。在《诗与批评》这篇诗论中，他特别强调要重视诗的社会作用。和其早期《莪默伽亚谟之绝句》及《诗的格律》中的观点完全相反，他坚决反对历史上存在着的那种“只求感受舒适”并且“只吟味于词句的安排，惊喜于韵律的美妙，完全折服于文字与技巧中”的现象，认为“仅止于欣赏，仅止于享受”和“为念诗而念诗”的态度“其实这是不可能的事”。他说，“在文字与技巧的魅力上，你并不只享受于那份艺术的功力，你会被征服于不知不觉中，你会不知不觉的为诗人所影响，所迷惑”。因此，他说“诗是社会的产物”，并且“若不是于社会有用的工具社会是不要他的”。就在这种观念指导下，闻一多坚决反对陶渊明的闲情逸致。他说，“陶渊明时代有多少人过极端苦难的日子，但他不管，他为他自己写下他闲逸的诗篇”。他并且还说“谢灵运一样忘记社会，为自己的愉悦而玩弄文字”。而“当我们想起那时别人的苦难，想着那幅流民图”，他诅咒说，“我们实实在在觉得陶渊明谢灵运之流是多么无心肝、多么该死”！与对陶渊明的态度完全不同，闻一多不仅极力夸赞杜甫，认为其“笔触到广大的社会与人群”，并“为了这个社会与人群而同其欢乐，同其悲苦，”也“为社会与人群而振呼”。而且，他更夸赞白居易，说“白居易不单是把笔濡染着社会，而且他为当前的事物提出他的主张与见解”。最重要的，闻一多认为白居易这个“诗人从个人的圈子走出来，从小我而走向大我……”。和他当年崇拜李商隐时相反，这时候他因杜甫的诗搏大而称其为“第一等的诗人”，而“李义山只是二等诗人”。虽然闻一多此时仍认为“陶渊明的诗是美的”，但他又说其“诗里的资源是类乎珍宝一样的东西，美丽而不有用”，因此，他说陶渊明也“应在杜甫之下”。至此，闻一多的诗学观和其“极端唯美主义”时代完全不同。因此，他才认为诗的“社会价值是重要的”。他说，“我们要诗成为‘负责的宣传’，就非得着重价值不可，因为价值实在是被‘忽视’了”。他还说，“我以为不久的将来，我们的社会一定会发展成为社会属于个人，个人为了社会的”。因为，“诗是与时代同其呼息的，所以，我们时代不单要用效率论来批评诗，而更重要的是以价值论诗了”，他说，这是“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

就因为“加在我们身上的将是一个新时代，”所以闻一多说，“诗人应该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还“要理解人民的痛苦，做时代的‘鼓手’，喊出真正的人民的呼声”。他还说，如果诗人的“感受只是个人的休戚，如果他的感情只是无病呻吟，那他将糟蹋了自己，也浪费了别人的时间，欺骗了别人的同情”。他在这时候又自我检讨说，“过去我说过，诗是不负责任的宣传，简直是胡说”！他愤怒地反驳说，“只有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人，才有这样的闲情！事实上，也没有这样的事情”！因为，只要“你说了话，你发表了东西，你就会这样那样地影响别人”。他还说，“如果说，他是出于无心和幼稚，咱们也得和他大喝一声”。他还语重心长地对当时“新诗社”的同学说：“咱们的‘新诗社’，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因为，“‘新诗社’是写诗的团体，但它应该不同于过去和现在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组织的团体”。闻一多并且现身说法举例说“像从前的‘新月派’，它也名曰‘新’，其实腐朽透了”。而“我们的‘新诗社’”，“不仅要写形式上是新的诗，更要写内容也是新的诗，不仅要做新诗，”而且“更要做新的诗人”。正是为了要做新的诗人，闻一多这年创作了搁笔十五年之久的《八教授颂》。该诗完全挣脱其早先创设的格律束缚，而以擂鼓的声音和楼梯式的节奏和铿锵，以“药石”的效力，鞭挞了当时正统学者们的愚昧即“替死的拉住活的”开倒车。这，正标志着他“要和教授阶级算账”的心声，成为他在诗歌创作里程上的最后一记绝响。

觉醒了的闻一多因为要诗和人民相结合，因此，他在后期特别推崇屈原并认为其不仅是爱国诗人，因为那样定性他认为不足以说明屈原思想的高度而显得太狭隘，而应该称之“人民的诗人”才能将其崇高表达出来。屈原如此，闻一多也是如此。这正如郭沫若对其所评价：“就这样，闻一多先生由庄子礼赞变而为屈原颂扬，而他自己也就由绝端个人主义的玄学思想蜕变出来，确切地获得了人民意识。这人民意识的获得也就保证了《新月》诗人的闻一多成为了人民诗人的闻一多”。正是闻一多取得了屈原般的人民意识，因此，其在后期才坚定不移地号召文艺工作者“不要忘记西南的人民，尤其是那些少数民族，是今天受苦难最深的中国农民，也是代表最优良的农民品质的中国农民”。他还说，“目前我们需要崭新的文艺形式和内容，我们要让文艺回到群众那里去，去为他们服务”。(www.guayunfan.com)如果1938年在湘黔滇旅行团三千里长途跋涉中关于农村破败和人民流离失所现象的所见所闻还只让闻一多象牙塔之梦刚刚警醒，那么，1942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所导致的香港局势垂危使大批滞留香港的文化名人因飞机少而无法脱险然而孔祥熙却不仅用飞机抢运其财物，甚至连洋狗也搭载飞机的丑行，则让闻一多清醒地看到统治者的腐朽。更兼之，其在昆明的居住地司家营这部教科书也使闻一多耳闻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腐败。就在日本侵略者即将完蛋时，国民党军队竟又出现大溃退。面对此，闻一多就不能不为祖国和人民的命运忧思！更何况，由于物价飞涨，作为教授的他为了养家糊口，也不得不挂牌治印而充当“手工业劳动者”。然而就在这时候，蒋介石鼓吹其“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中国之命运》却出版了。对此，闻一多后来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写道：“《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说，“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精神吓了一跳”，难道说“我们的英明领袖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他并且说，“‘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至此，他对当时的国民党及其政权彻底失望。恰就在这时期即1944年暑假，昆明的共产党组织开始和闻一多接触了。从此，在他的眼前，就出现了一片新天地。紧接着，他于这年9月，由吴晗和罗隆基介绍，加入了“民盟”并积极地参加各种组织活动。就是在这之前后，他不仅写出“要和教授阶级算账”的《八教授颂》，而且也写出要加强“药石性的猛和鞭策性的力”的《〈三盘鼓〉序》以及作为“药石”和“鞭策”的《一个白日梦》和《真的屈原》等文章。是党的光辉马列的火，使闻一多树立了新的历史观，从而真正认识了人民，明白了人民是真正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从此之后，闻一多不仅关心文艺的进步，而且，更关心政治的进步。“从不问政治到问政治，从无党派到有党派，这一转变，从客观环境说，是时代的逼迫，从主观认识说，是思想的觉悟”。闻一多的转变在其《民盟的性质与作风》中，作了最准确的说明。

总之，闻一多由其前期追求“极端唯美主义”誓做“艺术的忠臣”，到其后期关注生活和现实成为“人民的诗人”，他走过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在这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上，他和其他作家如鲁迅等人一样，也曾仿徨并探索过，但最终经过炼狱的考验，这才使他真正成为“人民的忠臣”。但无论其前期的追求艺术性还是后期的追求人民性，都是他那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所造成。因此，我们从闻一多文艺思想的嬗变，即可看出“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决定的重要。因此，那些片面过分赞誉闻一多前期美学观念而绝无谈及后期文艺思想的现象，我们就应否定。当然，我们绝不能也如“极左”时期那样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们重视并追求文艺的人民性，当然不能否定其应有的艺术价值。相反，我们倒是应该承认，作为文艺，越是具有艺术性，就越能深刻地表现本应有的思想内容。这种观点，即使闻一多最后也仍然坚持。